乔治·斯坦纳：把批评作为文学去创造，并且敢于冒犯权威

乔治·斯坦纳去世的那一天，我并没有转发悼念新闻，而是重读他的《语言与沉默》。他是一位批评家，更是一位文体大师和人文主义者，他这辈子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批评作为一项文学艺术，而不只是小说等门类的附庸。他的批评就像雷蒙德·钱德勒写的侦探小说一样，抽丝剥茧，雄心勃勃，在不乏幽默睿智语言的同时，又流露出苍凉的叹息。

《语言与沉默》是一本容易写垮的书，因为斯坦纳面对的不是文学新人，而是荷马、莎士比亚、卡尔·马克思、君特·格拉斯、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经典作家。他们不只有诗人、小说家，也有剧作家、社会学家、媒介分析者这样传统文学批评不会照射的领域，斯坦纳玩心大发，要用一张网把他们容纳进自己的文学世界，可这也是棘手的麻烦，若不做到势均力敌，读者只会记住荷马、莎士比亚，而不会理会他乔治·斯坦纳，评论经典作家的书已经烂大街，鼓吹圣贤的陈词滥调连厕纸都嫌贵，斯坦纳有什么办法，能在旧瓶子里玩出新意？这是一本理论批评著作最大的挑战，而现在人们知道，斯坦纳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极其出色，如今人们翻开这本书，首先想到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不走寻常路的批评家。

把一本批评著作写成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仍被阅读而不至于速朽，斯坦纳是怎么做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对文学批评的定位。

关于文学批评，斯坦纳引用了一段诗人庞德的话：

“谈到《尤利西斯》的时候，庞德宣布，‘我们受制于语词，法律刻写于语词，文学是保持语词活力和精确的惟一方式。’利维斯补充说，只有批评才能担保文学完成任务。利维斯认为，批评是‘人文核心’（the central humanityiy），是技术、道德、社会价值的展览者和守卫者。”

斯坦纳把批评作为一种高贵的艺术，他没有低着头哈着腰佝偻着背去做批评，而是敢于冒犯权威，在写作中保持批评和被批评对象之间的平等。诸多文学批评的问题，是批评家害怕得罪权威，所以不敢痛下狠嘴，而是扭捏着身子，佯装圆滑，说一些看似有理实则不痛不痒的片汤话。这些批评很精巧，犹如学术论文一样规范，但在里面没有“人”，只有“术语”，没有“作者”，只有“主义”，读者不买账，因为它们不过是陈词滥调的拼贴，而非创新的艺术。

《语言与沉默》打破速朽的原因在于它重视腔调。读者阅读它，无论是辛辣点评还是笔锋婉转，都能感受到作者的诚恳、用心和他所经营的“腔调”。乔治·斯坦纳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古板的圈子内读物，而是像小说家一样练习自己的风格，把这种风格应用到批评实践中，这种乔治·斯坦纳风格，是一针见血和华丽掉书袋之间的结合，也是作者致力于以语言为基础来展开的文学议论。斯坦纳之所以重视语言，是因为语言乃是人类展开自己的交流乃至生活方式的源泉，语言不但决定着文学的质量，也深刻影响着一个社会主流的思考方式和意识形态。

在书中，斯坦纳敏锐地指出：“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元词中找到借口。”他致力于辨析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指出文学与历史和政治的紧密联系，他破除了那类文学可以独善其身的想法，而是冷峻地告诉世人：沉默的引诱——认为艺术在某些现实情况下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也近在眼前，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

斯坦纳格外关心奥斯维辛的历史，对纳粹的批评成为书中的一条隐线。他注意到纳粹等热衷于扩张的统治组织如何征用语言，通过对语言的改造，来加强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在回顾纳粹德国的统治时，斯坦纳说出了一个令人悲观的事实：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与此同时，一个人可以在高等学院接受启蒙主义教育，享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启迪，但这不影响他面不改色地操控对“他者”的屠杀。

二十世纪的大屠杀，往往是理性进入到一个极端产物，看似是乌合之众和刽子手，背后却不乏哲学家、知识领袖的身影。理性训练可以让一个人更成熟，也可能让他变得更冷漠，对他者的生存困境更加无动于衷。

《语言与沉默》适合与另一本书对照来读，这本书是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从工具理性和官僚机构运作的角度分析了大屠杀“如何成为可能”。他首先梳理了犹太人流亡的历史和西方反犹主义的由来，指出由于宗教信仰和习俗的特殊性，犹太人长期处于“无民族的民族”状态，被污名、被驱逐，在欧洲的土地上只能作为“永恒的边际人”而存在。但是，鲍曼并不认为犹太人的特性是造成大屠杀的根源，他质疑两种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陈词滥调。一种是犹太人特殊论，即仅仅将此事作为针对犹太人的特殊事件；另一种是将其视为广泛社会现象的一个极端，并最终把责任归咎于几个政治强人身上。针对这两种观点，鲍曼提出质疑：“大屠杀究竟是现代性语境下一种极端性的失败现象，还是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扉页上，鲍曼引用了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1年出版的《英格兰，你的英格兰》里的一段话：“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施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利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鲍曼全书论述的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大屠杀并不外在于现代文明，纳粹式的大屠杀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现代文明缔造的科层制、发达官僚主义和先进技术，为大屠杀中大部分人的道德豁免提供了条件。鲍曼的论述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解释。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阿伦特以《 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平庸之恶”的关键在于作恶者的无意识——他们不认为自己在作恶，而只是在完成任务或随波逐流。有时候，他们甚至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而参与到集体的恶行，阿伦特希望人们意识到，“平庸之恶”是一种更普遍的恶行，沉默和附庸并非道德的豁免权，当集体之恶发生时，沉默或者趋炎附势也在加剧恶行。

如今，奥斯维辛已成历史，但“平庸之恶”并未远去，在大量人群成为雇佣劳动力的社会背景下，“平庸之恶”的一种普遍反应是“打工者心态”带来的道德豁免。人们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常会以“我也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我也是被逼的”、“我只是打工的”为借口，来谋求道德中立的位置，使自己不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斯坦纳和鲍曼在回顾二战历史时都发现，这种明哲保身的心理、自我安慰的语言恰恰是大屠杀里的雇佣人员的说辞。纳粹德国把迫害这一整体恶行，切割成一道道工序，每个工序由专人负责，他们没有全程参与到迫害中，但他们成为迫害流程的一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不是最后的刽子手，手上没有沾染鲜血，但实际上，正是他们的举报、捉捕、虐待、拷打，乃至准备关于清洗的物品，一步步把受害者推向深渊。而在接受审讯时，他们的借口就是:“我也是被逼的……这是我的任务……”这就是现代性的屠杀，集体暴行被工具理性和程序化，那个所谓的恶，被推脱到虚无缥缈的集体，或者几个代表者身上，而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因为逃避了追责，没有惩罚，也就无所谓深刻的忏悔。

针对这种明哲保身的心理，斯坦纳提出一个词叫“意识的孤岛化”。当一个人在一项活动中只把自己当做零部件，他只想完成任务、保全自己，而不再去思考基本的是非善恶，不关心他人遭受的残酷，他的意识将逐渐变得孤岛化，在孤岛化意识的指引下，人们倾向于思考“安全”，而不是思考“创造”，人们选择更保守的策略，而不是开放地去接纳不同的语言。

斯坦纳同时在《语言与沉默》中指出：“科学可能中立。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学归根结底还是‘微不足道’。科学不可能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暴行根源何在。”有趣的是，这一说法同样与鲍曼不谋而合。他们在重审大屠杀时通往了同一条路，那就是对现代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当20世纪的科技革命带来人们对科学的崇拜时，他们却多次提醒科学和理性存在的局限。如果人们放弃是非善恶的判断，不加反思地拥抱技术和工具理性的神话，那么人们就只会是一个机械的人，而不是一个健全的、体察他人处境的善良人。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曾引用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暗示科学与理性并不能抓住人类的本质。《没有个性的人》是一本堪比卡夫卡《城堡》的巨作，书中的主人公乌尔里希是奥匈帝国筹备皇帝在位30周年庆典委员会的一个小小秘书，他努力进取，渴望出人头地，故事开始时的1913年8月，他32岁，正处于人生的迷茫期。他先后尝试过当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主人公反省道：在一个整体的秩序中，自己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零部件，一个缺乏自由和自主的人，也即小说的标题所揭示的——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而这正是现代文明科层制对很多人的塑造，阉割个性，量化量产，人们把听从指令、完成任务作为生活的第一要务。

穆齐尔写道：“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最终，主人公乌尔里希意识到：“对他来说，可能性比平庸的、死板的现实性更重要。”

鲍曼援引《没有个性的人》，是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勇于反抗平庸，重拾自我的个性，在技术理性之外，重新思考实践精神和人文主义。不要相信权威和技术告诉你的神话，而是从实践中解放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文学，都可以通过“细腻”、“共情”来给予读者生活的启示，而这也是对时下“文学无用论”的回应——文学并非无用，而是对工具理性的反抗。写作者很多时候像一个种下种子的人。文学不是最终实现理想的那一个，但文学往往是种下可能性的东西。因此，现如今热心于文学事业的人，不必气馁。身为作者，我们可能不是最后看到春天到来的人，但如果我们都自暴自弃，春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一代人的理想在上一代人的交付之中生根发芽，如今，作者很大程度上完成的是交接棒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