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扬︱《赵超构书信往事》阅读札记

1910年5月4日，赵超构出生。他九岁生日时，五四运动爆发。

2020年5月4日，赵超构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此前数日，新民晚报社举行座谈会学习、探讨“赵超构办报理念”，我有机会聆听诸贤高论。会上，还有意外收获：读到刚刚印就的《赵超构书信往事》。

马齿徒增，见识未长。不过，阅读兴趣却是一直在变的，年少时，自然是爱看热闹或热恋的小说；及长，觉得传记和回忆录可观人生况味，比拳头枕头有意思得多；再长，方知为人作传往往谬托知己，而人到老年记忆也是靠不住的，于是乎，书信、日记成为阅读的首选。往高里说，第一手材料可信度高；往低里说，阅之如探他人后窗，可一饱窥秘欲也。当然，前提是作者在写信或记日记时，未作发表之想。满足这一条件的日记和书信集，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这本《赵超构书信往事》，也是。

赵超构，稍上点年纪的上海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任社长的《新民晚报》与上海市民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现象。而他的笔名“林放”，与鲁迅、巴金一般，亦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赵超构到林放，应该是上海文化史、新闻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可惜的是，在上海，林放研究不仅与鲁迅研究、巴金研究相比不可以道理计，甚至，少到接近于零。还好，我们有富晓春。

富晓春，温州文成人，与赵超构母亲同宗。对家族里的名人、前贤，生出亲近来，是人之常情。富晓春不同寻常的是，对乡先贤赵超构，由崇拜到研究，且成果迭出。2017年夏，《报人赵超构》出版，仅仅三年之后，又推出这本新著，其勤勉，一望可知。

从赵超构书信集里，我们可以读到什么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赵超构研究者寥若晨星，“第一责任人”，竟然是赵超构自己。此话怎讲？因为赵超构曾在信中斩钉截铁地说：“林放不值得研究。”收信人，是赵超构的堂弟赵贯东。赵贯东在大学里教新闻，他将林放杂文作为研究对象，并有撰写赵超构评传的计划，不料，他的想法，遭到了赵超构的严词拒绝：

你毕竟是我的族亲兄弟行。弟弟来吹捧哥哥，即使动机十分纯正，也免不了被人耻笑。我自己就觉得难受。总之，我的结论是：林放不值得研究，而赵贯东更不是研究林放的适当人选。你关心我，搜集一些资料，是可以的。但也不必浪费精力了。还是另外选些题目作科研课题吧。我不是假清高，我也有名利思想，但是努力要求自己做到名副其实。一个人过着名副其实的生活，摆着名过其实的架子是很痛苦的。这些话只能跟自己的亲弟兄讲讲，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里，从上下文意思看，“一个人过着名副其实的生活，摆着名过其实的架子是很痛苦的”一句，应为“一个人过着名过其实的生活，摆着名过其实的架子是很痛苦的”。或许是笔误，也可能是误植。我以为，全书所收信中，这一封最见个性，可一探赵超构的内心。因为收信人是关系很近的族亲，赵超构直言不讳。他说自己“也有名利思想”，但“努力要求自己做到名副其实”。对赵超构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确实是这么做的。赵超构的身份，除了新民晚报社社长外，还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兼市领导和报社社长于一身，在上海新闻界，只此一人。估计，将来也不大会再有了。能身居高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甘之如饴的。赵超构则不然。他一再拒绝搬进按市领导待遇分配的房子，也从来不坐市政协给副主席配备的专车，亦不去市政协办公。对此，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赵超构愿意住在石库门弄堂里，与百姓打成一片，直接倾听群众呼声。这，对办好《新民晚报》这样一张“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市民报纸，是大有好处的。从这封信里不难看出，赵超构对“过着名过其实的生活，摆着名过其实的架子”，是感到“很痛苦的”。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赵超构对党的决定和安排，一向是拥护的。担任市政协副主席，赵超构也是尽心尽责的，他还兼任了上海市政协办的《联合时报》的社长。而内心的真实感受，一贯守口如瓶的赵超构，是不会轻易流露的，正所谓“不足为外人道也”。老报人秦绿枝先生曾跟我说过，赵超构不坐政协的车子不去政协办公室办公，是因为怕这样一来，上面不让他当新民晚报社长了。赵超构最想做的事情，不是当官，而是办报。这虽然只是秦绿枝先生的猜想，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我以为，这是符合赵超构的个性和本意的。也正是因为赵超构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报人，所以，他反对别人研究他、写他。书中的另一封信，也印证了这是赵超构的一贯态度。赵超构抗战时期在重庆的邻居许可成写信给赵超构，说想“写一篇回忆重庆时期的小文”，赵超构回信说：

你说要写回忆，不知有什么目的。写不写，当然由你自己决定，但是回忆录中不要写上我的名字，也不要写我的事情。我生平最不喜欢吹嘘捧场。我七十多岁了，还没有写过一篇回忆录。你要写，写你自己其他方面的事情好了。

拒绝别人写自己，赵超构总是这么坚决，甚至生硬。对此，老报人张林岚先生在《赵超构传》的后记里也有生动的描写：“我与他在武汉大学教书的堂弟赵贯东(晃鸥)同志曾拟过一个《赵超构年谱》的稿子，请他过目。开始时他表示反对，连看也不看，烦燥地说：‘我有什么好写的！’我盯得紧了，他干脆说：‘等我死了再写吧！”所幸的是，赵贯东和张林岚都违背了“林放不值得研究”和“我有什么好写的”的意愿，写出了赵超构研究的开山之作。

现在依然健谈的百岁老人欧阳文彬，也因为类似的事情与赵超构闹了不愉快。在得知张林岚的《赵超构传》脱稿后，她写了一篇题为《赵超构拒绝立传》的文章，发表在1999年2月20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故事是这样的：1983年，胡乔木建议出版部门为文教系统的人立传，分门别类编写一些《某某界一百人》之类的书。欧阳文彬奉命主编《编辑记者一百人》。她认为，这一百人中“自然少不了赵超构”。不料在组稿过程中，惟有赵超构让她“碰了个钉子”。他说他不能代表《新民晚报》，不要写他。欧阳文彬动员了几个老朋友去做工作，都被拒绝，她认为他是“故意为难我们”，“忍不住生气了”，心想“我和赵超构好歹共事了十几年，怎么这点事都商量不通”？她一气之下，找出一篇《文汇报》记者余仙藻前几年采写的《赵超构和〈延安一月〉》，转载在书里，她认为“这是发表过的，无须征求赵超构的同意，他也无权干涉”。1984年，书出版面世，应寄赠书中人物或家属。可欧阳文彬“余气未消”，决定“就是不给赵超构寄书”。看起来，当年欧阳文彬也不大理解赵超构为何拒绝立传，真的生了气。过了十几年写来，还情绪饱满，写得活灵活现。

赵超构一生有两大成就，一是办报纸，二是写杂文。其中，最了不起的、贡献最大的，还是他的办报思想。赵超构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办报理念，成功付诸实施，并成为全国同类媒体的标杆和模仿对象，在新中国报界，不作第二人想，放眼世界，亦不多见。《赵超构书信往事》一书，是如此介绍赵超构的：“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杂文家和社会活动家。”《新民晚报》前总编辑丁法章先生在“赵超构办报理念座谈会”上说，这三个评价和称谓都是正确的，但是，还应该加上一个“社会主义晚报的奠基人、开拓者”。我深以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好，著名杂文家和社会活动家也罢，扳扳手指头，还是颇有一些的，而赵超构“中国晚报第一人”的地位，才是独一无二的。如何办晚报，赵超构有过几次讲话，新民晚报社曾经印过一本小册子供同仁学习。六卷本《赵超构文集》也收录了这些讲话。一般而言，在与亲朋的通信中，不大会高谈阔论，但由于赵超构是报人，在闲谈中，都会不经意中说到办报思想，何况写信。他在给《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褚钰泉的信中，就有所涉猎：

钰泉同志：

久不见，想您也很忙。《读书周报》我是每期必看的。毫无疑问，这份以书为主的周报已是国内权威的书评了。书评是很大的学问，许多大学者，鲁迅、胡适、以至启明老人，实际上都是杰出的书评家，他们谈书确是给人留下大量的知识。《读书周报》现在办得有益有味，是不容易的。现在报上同类副刊也不少，也聊可解渴，却难以过瘾。阅《读书周报》不止解渴，兼可过瘾。这是我个人的感受。近年因为体弱，行走不便，已无法再享受淘书、逛书店之乐了。只好在贵刊上浏览书海信息，过过书瘾。

至于读后意见，无非是做好书籍和读者的“红娘”，既要当好读者的导游，也要端正出书者的导向。介绍好书，批评坏书。特别是在读书界发什么“热”的时候，不要跟着起哄，而能作冷静的分析介绍。做到热中有冷，软中有硬，畅通文化交流的渠道。广告性的书评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请掌握分寸，不要溢美。对于读者则希望做到“老少咸宜”。既要满足青年人对于西方文化的兴趣，也要照顾老年读者对于旧文史学术专著的关怀。雅、俗之间，有个平衡。长期阅读，拉拉扯扯说了这些话，是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过的。

专复，即颂

笔健

赵超构

这些赵超构自谦为“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过的”的意见，显然是相当珍贵的，虽然只是对一张读书类专业报纸提建议，也与他一贯的办报思想相吻合。赵超构曾提出过著名的“短广软”办报方针，毛泽东得知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赵超构时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报纸不要办得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太软了也不好。要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软中有硬。”（见张林岚著《赵超构传》213页）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赵超构是完全接受的，后来常常说办报纸要“软中有硬”，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提出在有什么“热”的时候，“不要跟着起哄，而能作冷静的分析介绍”，要“做到热中有冷”，也是非常重要的办报意见，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办报的人铭记。而“老少咸宜”同样是赵超构一贯的理念，他曾提过要让“8岁到80岁”的读者都爱看《新民晚报》。还有一个意见也很耐人寻味，赵超构指出，“广告性的书评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请掌握分寸，不要溢美”。这真是行家里手提出来的至理，水至清则无鱼，所谓“关系稿”，是办报纸难以避免的。怎么办？原则就是“掌握分寸，不要溢美”。《新民晚报》的老报人曾经这样跟年轻人说，有朋友请吃饭，尽管去吃，至于吃了饭要不要替对方写稿子，如果要写，怎么写，记者要有主心骨。这是经验之谈。收到这封信，褚钰泉将其以《赵超构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于1991年6月29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头版头条。

赵超构虽然是著名报人，有着完整的办报理念，他的杂文也享誉报坛，但是，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自己就是办晚报的。他在与《浙南日报》同行许岳云的信里说“我们都是小报编辑，深知办小报的难处”。正是因为定位为“小报编辑”，赵超构婉拒了《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蒋元明的稿约：

元明同志：

信早收到。生了两星期的病，稽答为歉。我在报上乱写了一些东西，多承党报一再予以鼓励，既感且愧。年老笔秃，不耐深思，替新民报写写，随感而发，还不（天扬按：经与原信核对，此处应为“可”）勉强。给党报写稿，总觉得有点紧张，难以下笔，这种情况，相信您是能够理解的。严修同志（天扬按：此处是赵超构笔误，应为“严秀”，即曾彦修）的文章，实在是奖誉过当。党报发表，只能作为对我的鞭策吧。惭愧之至。

专复，即祝

撰安！

赵超构

这里说的“党报发表”是指《人民日报》转载了赵超构在《新民晚报》上写的“未晚谭”，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对他的高度肯定，但赵超构仍然觉得“给党报写稿，总觉得有点紧张，难以下笔”，读到这样的字句，当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但同时，也对赵超构加深了一层理解。

搜集书信，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是阅读这本书的一大感受。有一个人，妥善地收藏了赵超构的来信，他就是赵超构的孙子赵丰。书中专门辟了一辑曰“舐犊情深处”。在这十几封信里，赵超构就是一个普通的爷爷，一个十分疼爱孙子的爷爷。给孙子写信，是爷爷的乐趣，因此，赵超构写得特别长、特别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赵超构最关心的，还是孙子的学习问题，从读书到高考，关怀备至，而且心细如发。给孙子寄去书展的票，叮嘱“不能带拎包”。孙子读高三要准备高考了，询问：“长风中学今年考进大学和大专的有多少人？占该学（校）考生的百分之几？”在写给孙子的信里，还透露了赵超构的读书取向。孙子语文怎么没考好，他认为，“可能是你多看翻译小说，受了影响”。他说：“翻译的文字多是生硬不通的。《三国演义》是浅近文言，文理很好，留到暑假看。我九岁的时候就看《三国》了。开头几回难读，读了三四回，慢慢地就能看懂。”有一次，他给孙子寄去了四本书，其中两册《李自成》，一册《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一册《长征回忆录》。姚雪垠的《李自成》曾经风靡一时，也受到了赵超构的高度肯定，他对孙子说：“《李自成》写得很好，要一句句看下去，不要只看故事情节。要学习他的描写、词汇，这样作文就会写得好。”“《战斗的青春》和《苦菜花》等书，并不是很好的作品，值不得买。买书要买文笔好的，对写作、作文有帮助，如《李自成》，文笔描写就非常好，值得学习，多读。不要以为故事知道了，就不再读了。”但是，对当年同样风行的翻译书，赵超构常常不以为然：“《基度山》是外国二流作家的作品，书又紧张，值不得看。你们不要盲目听信别人的话，有些书，很热门，但你们不一定看得有兴趣。”“《斯巴达克思》外面一抢就光了。无法再买。我们内部每三人分一部，大家争得很厉害，我也没分到。这部书我翻了一下，对话很冗长，谈的道理决不是青年人能看得懂的。并不好看。”以赵超构为代表的《新民晚报》老报人，下笔简明洗炼，了无同代作家那种欧化调和翻译腔，这恐怕与他们的阅读取向不无关系。

虽然赵超构反对别人写他，但以他的地位和贡献，写他的文章并不少，他的个子不高，但在别人笔下，他的形象是很高大的。其实，凡人，皆有七情六欲，有弱点，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样同样“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心绪，赵超构在给堂妹赵芸孙的信里，颇多流露。导致他心情不好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和妻子（即信中的“阿丁”）的多病。

芸孙：

你的信来了好几个月了，我又忙又懒，情绪也不大好，拖到今天才写这封信，请勿见怪。

我现在的冠心病仍未好，动多了就心疼。关于我父坟山修理一事，我也反复考虑过了。首先这一笔修理费还是很困难。现在做生意的专业户，赚个几千上万不稀奇。而我这样的，名气大，却还是两手空空。一个女儿的嫁妆都办不起，还拿得出余钱来修坟山吗？知识分子本来就该穷，我也不怨。不过，现在物价上涨，一个月的收入勉强只够支出，所以修坟之事也暂不考虑了。而且，社会风气不好，你花钱修好了，不久又会有人来偷砖头破坏了的。只好留等阿婶（天扬按：为赵超构继母裘德华）百年之后一起修理了。现在我的大事是，第一：保卫我自己的健康，我一死，连阿婶的二十元也没有人负担（阿戡、刘芭至今五六十元一月）。第二，希望刘芭（天扬按：为赵超构小女儿赵刘芭）婚事早点解决。阿丁还是那样，但是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一会坐，一会睡，不过糊里糊涂也有好处，什么事都不愁。你们的生活想来也是艰难的。房子还没有收回吧？上海也是这样，占房子的人都有来头，请他搬也不肯。有理说不清。阿婶总算得到你的照顾，我应该感谢你们。但是我实在也没有办法照顾她。但愿她能在我死之前（很可能我先去的，心脏病就是这么一回事）离开人世，少吃些苦。在自地许多人看来，好像我在外很活跃，哪里知道我们的生活和内心的苦恼呢？因为咱们是兄妹，所以向你说些真心话，不必同外人说起也。

专复即问子珊

健康

（本月半要到新疆开会）

超构

八月十二日

这样“不必同外人说起”的“生活和内心的苦恼”，赵超构跟他的堂妹说过多次：“我的身体很不好，有冠心病、肺气肿、胃炎，天天吃药，走路都吃力。看来也只能活三五年了。老了真是没办法。阿丁现在整天卧床，坐也坐不住了。想起这些事，心烦得很。”“我的身体仍然不大好，全身无力，人老了，没办法的。阿丁也越来越软弱了，整天睡在床上。”看到这些真情流露的文字，那个在《新民晚报》同仁眼里几乎是完人的赵超构，更立体、更完整了。

写到这里，必须要说，这本书的作者富晓春做了相当有意义的工作。近来，文人书信集的出版由冷渐热，新书频出，但这一本，颇为特别。富晓春不仅做了搜集和整理工作，还做了更加艰苦的钩沉、爬梳工作，千方百计找到与赵超构通信的人或是相关人员，厘清人物关系，挖掘幕后故事。有时，一封平淡无奇的信，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也是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比如，被造反派盯上的那个神秘“苏州女人”与赵超构究竟是什么关系？再比如，赵超构对深圳特区发表了什么意见而遭到了读者的尖锐批评？在此，就不剧透了。富晓春藏有大量的赵超构生平照片，在书中用得多、且用得精，大大增加了可读性。或许，亦是为了增加可读性，书中有不少合理想象的细节还原和心理描写，在我看来，有点用力过猛了。但这却不是富晓春的发明。张林岚先生在写《赵超构传》时，亦有如此发挥。老先生在后记里特别交待说：“本书中涉及传主的某些内心活动和行为细节，只能说是我从旁观察和体会所得，不一定符合实际。但如没有这些描写，记叙势必更加枯燥无味和概念化。”究竟是“无一字无来历”高，还是文学化的细节描写妙，我以为，不妨见仁见智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