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阿里斯多芬

原创 毕晓 阿提卡野话

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属于杂语体裁，根植于民间诙谐文化，展现弱势阶层的声音。

释读文献

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 骑士》

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对阿里斯托芬谐剧的解读不应只停留在反讽与模拟的二维结构，而应将阿里斯托芬谐剧的二维转换为超谐剧的三维，解读出阿里斯托芬对正义者的赞美与不义者的嘲笑，他认为阿里斯托芬是城邦秩序的教导者。然而，笔者通过对《阿卡奈人》的解读，反驳了施特劳斯关于阿里斯托芬的阐释，进而从谐剧的体裁入手，指出阿里斯托芬的维度不在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而在于谐剧家作品的言说方式，进而解析了阿里斯托芬根植于民间诙谐文化的杂语作品，最终展现阿里斯托芬对弱势阶层的支持，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多元维度——非政治的政治。

一、城邦秩序的教导者？

在为数不多的有关阿里斯托芬的研究中，美国政治哲学史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著作《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可算是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之一。施特劳斯认为，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具有“二维”特征，即通过对不同事物进行反讽、挖苦与模拟，使事物本身显得可笑，动摇事物本身看似巍然不动的价值立场，使其呈现出一种双重效果。例如，《云》中的苏格拉底在斯瑞西阿得斯面前越是严肃、智慧、好为人师，在观众看来则越显得好笑，因为这种能言善辩坚定了斯瑞西阿得斯送儿子来求学的信心，最终使得斐狄庇德斯能够为狠揍父亲斯瑞西阿得斯找到充分的论据。苏格拉底的学问以一种背反的荒诞形式在斯瑞西阿得斯身上起到了作用，为其招来皮肉之苦。严谨治学的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成为了一个惹人发笑的对象，越严谨就越可笑，这便形成了两个维度——高深的学问与骗人的智术。

然而，施特劳斯认为，停留在这种二维解读中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把阿里斯托芬谐剧特定的两维转换为超谐剧（trans-comic）的三维。” 人们应该跳脱出这种二维的分析，通过思考这种结构，从而超越这种二维结构。也就是说，人们需要以更高的维度来看待阿里斯托芬作品中的所有事件，以一种更高深的眼光来解读阿里斯托芬的谐剧。

二维结构是不稳定的，它动摇了原本十分严肃的事件，使其产生了一种反讽的效果，施特劳斯不满足于这种不稳定的解读，他仍要为阿里斯托芬表面的不稳定寻求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稳定，这便是施特劳斯所谓的三维。在施特劳斯眼中，虽然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许多人物事件因戏拟而变得滑稽，但阿里斯托芬本人却持一种稳定的立场。他认为，在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中仍然存在着正义的价值，存在着正义者与不义者、正义事件与不义事件，阿里斯托芬笔下的正义者通过嘲笑的方式贬斥不义者，同时通过可笑的事物赞美正义。施特劳斯举了《阿卡奈人》里的例子，狄开俄波利斯作为正义者，享受着胜利与感官快乐，他嘲笑克里昂与伯利克勒斯等人，他用可笑的脏话来赞美正义。在施特劳斯看来，狄开俄波利斯是正义者，他赞美正义，反对不义。同理可见于更多谐剧，在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中始终贯穿着正义，这是阿里斯托芬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正是阿里斯托芬有关正义的教导，让青年苏格拉底从天上走向城邦，阿里斯托芬教导苏格拉底城邦的正义，他让不关心城邦的苏格拉底开始思考城邦的正义问题， 这正是施特劳斯所谓的青年苏格拉底向成年苏格拉底的转变， 即从哲人向政治哲人的转变。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施特劳斯所谓的三维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那么，要探讨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谈起。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中，施特劳斯认为，政治事物便是根据自然（nature）去赞成、反对、选择、拒绝、赞美与谴责，它需要人们的服从、忠诚、决定与判断。这些行为都牵涉到标准的问题，“为了可靠地判断，人们必须懂得真正的标准。如果政治哲人希望在主要问题上做正义的事情，那么他必须寻求关于这些标准的真知。” 施特劳斯所谓的三维视角，便是获取这种正义真知的视角，这种三维视角启发了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与成年苏格拉底一样，都是拥有这种三维视角的人。

然而，施特劳斯对于阿里斯托芬的这种解释，必须要以两个关键点为前提。首先，阿里斯托芬必须是一个古典自然秩序的拥护者；其次，他必须是一个完全的城邦政治人物。一方面，施特劳斯认为，从苏格拉底到卢梭乃至其他许多思想家，都将古典政治哲学看作是把真知置于政治基础上的努力。“这些基础包含两组主题：‘政治事务的自然（nature）’（它是法律、习俗、权力、威信、责任、正当、条件、行动、决定、计划、志向和愿望，人是政治行动者或政治行为中的对象）和‘至善、正义与政治计划’。” 根据施特劳斯对阿里斯托芬的解释，阿里斯托芬教导苏格拉底城邦秩序，他让苏格拉底开始思考法律、习俗、责任等问题，这些都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因此，他是城邦秩序的教导者。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强调，大部分古典哲人认为城邦是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它超越古代的其它政治形式，例如部落与君主政体。部落自由却缺乏文明，君主政体文明但缺乏自由。“在自由与文明两种标准的指引下，古典政治哲人有意识而明智地偏爱城邦超过其它政治形式。” 从《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中我们可以看出，施特劳斯认为阿里斯托芬的所有谐剧都是围绕着城邦秩序展开的，城邦秩序是他作品中最重要的思考对象，乃至几乎成为唯一的主题。

因此，在施特劳斯笔下，古典秩序与城邦政治是解读阿里斯托芬的关键点。然而，通过对阿里斯托芬谐剧《阿卡奈人》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文本与施特劳斯的这两个关键点有矛盾之处。

二、城乡之间的市场主义者

首先，施特劳斯认为，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关键点之一是古典秩序，然而，通过对《阿卡奈人》的解读，我们发现，施特劳斯所谓的正义者狄开俄波利斯关注自身利益更甚于古典秩序。阿提刻农人狄开俄波利斯来到雅典城邦，热爱农业、食物与美酒的他时刻关注的仅是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乡村的家园免受战火破坏，他给阿菲忒俄斯八块钱让其替自己一家人同斯巴达议和，这一行为被阿卡奈人指责为叛国。在此处，我们看到，施特劳斯作为整一概念的正义被一分为二，狄开俄波利斯主张生活自给自足的正义，而阿卡奈人则主张城邦战胜的正义，施特劳斯所谓的正义者狄开俄波利斯关注的是自给自足的正义，反对的则是城邦战胜的正义。

在《阿卡奈人》的后半部分，当和平得到保障时，狄开俄波利斯开设了一个市场，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由于战争，与外国的商业贸易停滞了六年之久，狄开俄波利斯则重振了市场，与外国人展开了贸易往来。狄开俄波利斯的自给自足最终发展为一种市场自利，农人从田间走向市场，从而成为一个自利的市场主义者，在《阿卡奈人》中，这种市场主义与古典秩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学者保罗·W·路德维格（Paul W. Ludwig）认为，“这部戏剧颂扬经济商品，与政治品质（例如治理）形成一种对比，对后者的正当地位提出质疑。” 路德维格认为在古典时代，存在两种思维方式，一种认为个人自己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另一种认为城邦比个人更懂得个人的利益，前者符合阿里斯托芬的思想，后者符合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思想，前者以自利为原则，后者以秩序为原则。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狄开俄波利斯所展现出的品质与施特劳斯的解读有着巨大的不同，狄开俄波利斯所赞同的并非古典秩序，而是自利的市场主义，这便与施特劳斯的第一个关键点产生了矛盾。

其次，施特劳斯所指出的第二个关键点——城邦政治，也可以在《阿卡奈人》的剧作中中找出矛盾之处。在《阿卡奈人》中，始终存在着城邦与乡村的二元共存结构。戏剧一开场，狄开俄波利斯就显示出对城邦的厌恶与对乡村的向往。狄开俄波利斯一边出场一边念叨着：“我厌恶这种城市，思念我的乡村，那儿从来也不叫：‘买木炭啊！’‘买醋啊！’‘买油啊！’从来不懂得这个‘买’字，什么都出产，应有尽有……” 开场阶段的狄开俄波利斯好像是一个乡下人，他反感城邦，渴望回归乡村，主人公对城邦充满了怨恨，对乡村则满怀眷恋。

当和平得到保障后，狄开俄波利斯终于回到了乡村。但是，在情节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主人公却说出了一些与其乡村身份不符的台词：“我很知道这些乡下人的脾气，他们……” 这是狄开俄波利斯第一次否认了之前的身份。后来，狄开俄波利斯开设了一个市场，很多人认为地点是在乡村，实际并非如此。当墨伽拉人进入狄开俄波利斯的市场时，他说了一句：“雅典的市场，墨伽拉人所喜爱的，我向你欢呼！” 从此处可以看出，狄开俄波利斯又从乡村回到了城邦。

学者格温德琳·康普顿-恩格尔（Gwendolyn Compton-Engle）认为，阿里斯托芬谐剧中的时间与空间灵活多变，尤其是《阿卡奈人》，早期的狄开俄波利斯怀恋乡村自给自足的生活，后来的狄开俄波利斯则在城邦中坐拥市场，以对外贸易为业。狄开俄波利斯从开始的厌恶市场到后来的从业于市场，这是他市场主义身份的一个巨大转变，与此同时，他最终也完成了从乡村到城邦的转变。格温德琳·康普顿-恩格尔说：“狄开俄波利斯从乡村到城邦的行动是《阿卡奈人》这部戏剧众多转换（从战争到和平、从痛苦到享乐、从受挫的小人物到胜利的英雄）之一。” 在《阿卡奈人》中，狄开俄波利斯一直游走于城邦与乡村之间，即使主人公最终在城邦开设了市场，这也是一个市场行为，而非城邦政治行为，同时他的市场中充溢着大量农产品，烹饪成为狄开俄波利斯的主要活动之一，这些乡村元素使得作品无法真正聚焦于城邦政治。因此，乡村与城邦的二元共存与施特劳斯阐释中的第二个关键点——城邦政治发生了矛盾。

但是，即使我们通过《阿卡奈人》的文本分析，以狄开俄波利斯的市场主义与城乡共存身份反驳了施特劳斯的古典秩序与城邦政治，也不能说明这两点适用于阿里斯托芬的所有作品，诸如《云》《蛙》《鸟》《公民大会妇女》等作品明显与此无关。阿里斯托芬笔下的人物众多，任何故事情节层面的分析，所能获取的都只是剧作主人公的观点，而主人公的观点无法推导出阿里斯托芬本人的思想。可以说，这种方法仅是从外部片面截取了作品中某一人物的观点，用以支撑理论家自己的立场，却并未考虑阿里斯托芬谐剧固有的特质，进而混淆了作者与主人公。因此，若想获取阿里斯托芬的思想，我们便需要进入（enter into）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内部，将阿里斯托芬看作一个谐剧家而非政治家，从阿里斯托芬谐剧的体裁特质入手，来窥视阿里斯托芬的思想。体裁分析跳脱出故事层面的人物观点截取，通过言语风格的分析来展现作者的思想，进而避免了主人公推导作者的僵硬阐释。

三、另一种路径：杂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施特劳斯以主人公推导作者的方法，无法全面获取阿里斯托芬的思想，归根结底，阿里斯托芬本质上并非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谐剧家，谐剧的体裁风格使得作品破碎而荒诞。在阿里斯托芬插科打诨的风格之下，众多主人公思想各异，常常彼此矛盾，很难从人物对某一制度的拥护推出作者便认同这一制度。正如古典学者A·W·戈姆（A. W. Gomme）所言，我们应该“预设阿里斯托芬为一个剧作家、艺术家，而非一个政治家，他的目的是给予我们一个画面——一个谐剧画面，而非拥护一个政策。” 阿里斯托芬作为作者，并不等同于任何一个主人公，他可以充分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却不可能等同于他们。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谐剧家的角度来思考阿里斯托芬的观点，从古典时代不同体裁的特点入手，来看待阿里斯托芬。

在古典时代，戏剧是一种表演活动，在人们的一贯认识中，肃剧占据着重要位置，主要原因在于它与政治直接相连。肃剧与政治一样，都和雅典的公民阶层息息相关，同时这些活动也排除一些下等阶层。我们大致可以将雅典分为政治阶层与非政治阶层，即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阶层和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阶层。政治阶层会组织公民大会，在这里，大家做出各种政治决定、制定法律、争辩、协商，因此，最基本的政治技巧便是修辞术。雅典政治环境的模型便是在观众面前进行修辞竞赛，人们进行政治辩论，好像这是一场戏剧表演，彼此辩论好像在剧场里一样。根据詹姆斯·雷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的观点，“肃剧与政治的相似之处总是使人联想到肃剧中的政治内容……我们可以有点粗糙地说政治关心特定事件，肃剧关注普遍现象。” 从而，我们可以认为，肃剧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它与城邦政治都围绕着古典时代权贵阶层的重要议题而展开。在肃剧与政治的世界中，存在一种对共同秩序的需求，这种秩序将个人与整个社会整合为一个超然的组织，这便是施特劳斯所谓的三维视角，一个超然的俯视大地的视角。

然而，谐剧却与此不同，谐剧没有如肃剧一般的固定模式，在谐剧中穿插着各种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俚语、粗话，谐剧的世界是一个琐碎的世界，在谐剧中，你找不到一个整合的秩序，更多的是零零散散的只言片语。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肃剧与谐剧处于两种不同的维度。正如詹姆斯·雷德菲尔德所言，“肃剧依靠崇高语言，其目的在于效果的庄严；谐剧反复地贬低这种崇高语言，通过琐事表现其效果。” 显然，肃剧与谐剧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各自所使用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肃剧使用庄严而崇高的政治话语，谐剧则使用低俗而怪诞的杂语，前者属于崇高体裁，后者属于杂语体裁。

列奥·施特劳斯原本发现了谐剧与肃剧的不同之处， 但他将两者都归入三维的自然秩序中，并未真正探讨两者的区别。施特劳斯认为，阿里斯托芬的谐剧经常戏仿欧里庇得斯的肃剧，这是因为它们共同属于自然秩序，都在探讨严肃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起初出现于肃剧之中，后来则进入谐剧。在谐剧中，政治智慧借助戏仿伪装了起来，因此，只有透过三维的视角才能揭示出其中的智慧。巧合的是，施特劳斯的观点与学者海伦尼·P·弗利（Helene P. Foley）有相似之处，他也认为，阿里斯托芬谐剧中蕴含着严肃的政治与肃剧主题，并且将其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理论进行了类比。阿里斯托芬与布莱希特一样，都给予观众超然的视角，从而让他们能够思考人物与事件的复杂之处，用一种政治批判的视角来看待作品中的情节与人物。他认为：“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创作准确地阻止了观众的‘被动同情’，将观众从情节中‘间离’（Alienate）出来，让观众怀疑它，同时期望改变它。” 这两位学者都将阿里斯托芬的杂语作品强行归入崇高体裁，诉诸于一个超然的视角，企图挖掘阿里斯托芬谐剧中的严肃主题。正是这种对杂语体裁的漠视，使得阿里斯托芬谐剧变为了披着诙谐外衣的政治著作，它的诙谐沦为了严肃主题的工具，掩盖了阿里斯托芬作品最重要的特质——民间诙谐文化。正如安东尼·贝克斯（Anthony Backes）所说，在观看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时，“如果古希腊人开怀大笑，那它之于我们应该一样。” 基于杂语体裁与崇高体裁的不同特质，我们需要将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放入杂语体裁的传统中来看待。

四、弱势的声音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属于杂语体裁，有关于阿里斯托芬思想的解读，应该在杂语体裁特质的前提下进行论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巴赫金对杂语体裁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巴赫金的民间诙谐文化研究为所有杂语体裁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研究当属《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在这本著作中，巴赫金系统梳理了诙谐文化在思想史上的发展。巴赫金认为，最典型的诙谐民间文化作品是拉伯雷的《巨人传》，但这种体裁的源头则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便是其主要源头之一。巴赫金在该书中写到：“将拉伯雷与阿里斯托芬相比较已成为老生常谈……拉伯雷是了解阿里斯托芬的……在喜剧作家的方法中之所以有某种相似之处，是因为民间创作的狂欢节源泉相近。” “在古典时代，怪诞类型也并未消亡……在以各种形式与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相联系的诙谐文学的广阔领域里，如羊人剧、古代阿提喀喜剧、滑稽模拟剧等等。” 可以看出，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是以民间诙谐文化为基础的作品，这种文化不同于古典时代严肃的公民政治文化，它的核心是诙谐的笑，以讽刺、模拟、插科打诨等形式充分表现出来。

遗憾的是，巴赫金并没有详细论述阿里斯托芬谐剧中的民间诙谐文化元素，因而极少有学者从阿里斯托芬的谐剧特质入手研究其与政治的关系。本文便尝试从这一角度，对阿里斯托芬及其谐剧进行研究。

阿里斯托芬杂语体裁的一大特质便是“降格”，即将所谓高级的、抽象的东西转移为物质—肉体、身体、大地等日常层面。阅读阿里斯托芬的所有谐剧，我们可以发现，宴饮、粪便、脏话、气味、性爱等事物随处可见，阿里斯托芬正是借此转换了谐剧观众的视角，让观众从政治制度的抽象转向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结合古希腊谐剧表演狂欢、戏谑、哄闹的氛围，远离个人身体的抽象政治得以转换为亲近身体的具体生活，政治以日常生活的面貌出现在谐剧之中，阿里斯托芬正是运用这种杂语来描绘古希腊政治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阿里斯托芬有许多剧作，我们选取以上诸位学者分析过的《阿卡奈人》以及另一部较冷门的作品《吕西斯特拉特》进行分析。

诸多学者均认为，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所颂扬的是主人公狄开俄波利斯，但是，笔者认为，《阿卡奈人》赞颂的是宴饮的欢乐，全剧通过对狄开俄波利斯追求与享用和平的描述，最终赞颂了和平带给人们的丰衣足食。狄开俄波利斯之所以要缔结和约，是因为战争严重损害了双方人民的衣食，让人民挨饿受穷，处境艰难。出于这一原因，狄开俄波利斯要求与斯巴达议和，当和平得到保障后，狄开俄波利斯开设市场，其中充溢着大量的农产品，展现的是丰衣足食的生活，狄开俄波利斯最终沉浸在宴饮的欢乐之中。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热衷于战争的拉马科斯，他最终在战场上负伤，叫苦连天。狄开俄波利斯享用着宴饮带给身体的快乐，拉马科斯则享用着战争带给身体的痛苦。阿里斯托芬以诙谐的言语展现了战争带给人们身体上的伤害，赞颂了和平所带来的身体的享用。剧作中的杂语以描述身体感官为核心，揭露出为抽象政治目的而展开的战争带给人民身体的痛苦，从而展现出权贵阶层为私人目的发动战争的荒诞。

《吕西斯特拉特》的核心焦点，则是性爱，该剧的主题是女人借助性爱谋取和平。起初，战争使得远征的男人长期与妻子或情人离别，为了谋取和平，吕西斯特拉特建议女人梳妆打扮、涂脂抹粉以勾起男人的欲望，同时拒绝与其同床，占领卫城，逼迫各处男人缔结和约。就此，一场争取和平的女性运动持续展开，经过伴有浓重性爱色彩的对峙，各处女人纷纷战胜了男人，迫使他们彼此缔结和约，和平最终到来。在这部谐剧中，阿里斯托芬以诙谐的言语风格展现了政治对男女日常生活的残害，突显了权力话语与大众身体情欲的荒诞关系，性爱作为对现有政治制度框架的一种超越，体现了官方统治的可笑，完全依托于城邦战争的政治身份遭到了男女身体情欲的讽刺与质疑。阿里斯托芬将主体受缚于制度身份的窘境曝露出来，激起大众的身体情欲，借此改变僵死的政治形态。这种杂语风格一次次将抽象的政治制度拉回人们的身体，用弱势阶层的言语诉说着他们的身体政治诉求。

阿里斯托芬通过降格，使得严肃的政治制度官方话语转换为贴近身体的言语。这种言语是身体欲望的直接呈现，而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欲望，不断地塑造着这种言语，欲望的多变带来了言语的多变，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杂语，乃至以此为基础的民间诙谐文化。

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阿里斯托芬，我们便能看到阿里斯托芬的一个新维度，即诙谐的多元维度，它以各种讽刺、模拟、插科打诨为依托，发展出了一种杂语体裁，在这里，各种不同的声音杂烩于他的谐剧中，展现出事物复杂而多样的面相，它永远反对独白与整齐划一的官方话语，彰显多元与众声喧哗，让严肃而单调的僵硬政治消融在大量有关性爱、宴饮、粪便和气味的表演之中。正如巴赫金的所言，肃剧与史诗一样，都属于崇高体裁，这种体裁的语言趋向于独白与统一 ，谐剧属于杂语体裁，这种体裁的语言趋向于对话与多元。在民间诙谐文化的土壤上，我们总能看到对各种枯燥而单一的崇高体裁的讽刺，例如讽刺性史诗《小傻瓜马尔吉特之歌》，讽刺英雄史诗的作品《鼠蛙之战》，长诗《工作与时日》的部分章节，但是最突出的作品是古希腊的谐剧，流传至今的主要是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因此，我们可以说，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是古希腊杂语体裁的主要表现形式，讽刺是杂语体裁面对一切独白的崇高体裁（包括政治雄辩术）的态度，阿里斯托芬谐剧对其的反抗，不在于政治观点，它跳脱出预设的政治叙述模式，用另一种言说方式来谈论同一件事物，这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反抗。与此同时，由于这不是政治观点上的反驳，谐剧往往不对被讽刺对象进行彻底的否定，承认其正确的部分，从而内含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用贴近身体的杂语揭露出异化现象的荒诞，使事物更接近日常生活，从而帮助人们以更贴近直接感觉的方式去伪存真。

基于谐剧的这种特质，阿里斯托芬对待政治问题的多面与善变便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当然在某些时刻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但他并不认为他的政治思想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问题，人们需要根据不同的条件与环境做出适当的判断。但他永远提醒人们，不要被虚假的崇高理想与官方话语所欺骗，时刻关注眼前的事物，关注苦难、贫穷、压迫与独裁，他不信任任何所谓的理想制度，无论它们声称自己是民主的、贵族的亦或君主的，他是最具现实感的谐剧家，他用诙谐的杂语使得政治问题贴近民间，揭示政治对弱势阶层日常生活的种种影响，使其充分展露出来。如巴赫金所形容的：“尽管阿里斯托芬在他所处时代的斗争中采取保守的立场（他反对民主），他那充满了人民笑谑的讽刺，还是表现出了奴隶社会穷苦群众反对富豪统治的抗争（古希腊罗马的民主蜕变为豪富的统治）。” 阿里斯托芬讽刺的是作为制度的古希腊民主，政治阶层的民主，一套沦为豪富统治的民主制度，他所支持的永远是被排除出豪富政治生活的那些人，农人、女人、小商贩等；同时，他并不一定时刻认同弱势群体中每一个人的思想，但他却用弱势群体的言语进行创作，他带给古希腊一种新的视角，新的维度，新的言说方式，让更多人听到这种多元杂语的众声喧哗，进而反对枯燥而单一的崇高体裁与公民政治。可以说，这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

来源 | 《跨文化对话》第41辑

作者 | 西安电子科大人文学院

—the end—

文章已于修改

原标题：《施特劳斯的阿里斯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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