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建国初期“江南第一枝笔”的命运变迁

唐大郎是解放以前名气顶响的小报文人，他生就一副水晶肚皮，毫无城府，很讲义气，初登文坛，即以风流婉妙的旧体诗创作，被认为颇具“几庵”（毕倚虹）风格；此后又因捧红白玉霜，人送外号“江南第一枝笔”，这一名号如影随形，声名远播，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到了1949年，国共之争大势底定。当新旧交替之际，小报及小报文人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呢？

1949年2月24日，唐大郎在《铁报》上的“高唐散记”专栏刊有一篇文章，提到了郭沫若在港刊发文，炮轰沈从文的近闻，笔下绘声绘影，显得顾虑重重：

文末甚至悲观地说，“我将来预备同我的太太开爿小烟纸店，混他妈一辈子的”，可见当时的心绪多么低落，几乎预备改行了。而到了下个月，他还在继续这个话题，并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我现在要筹备开烟纸店了，顶门面，置生财，乃至进货物，在在需钱，但我没有钱，现在想请朋友帮我的忙，大家来替我凑成功这爿小店。”（《高唐散记·筹备小烟纸店缘起》，1949年3月14日《铁报》）

这也令我联想起舒諲说过的话：解放后，上海小报早列入精神污染之列而被“一刀切”。然而他的话并不确切。最终一切柳暗花明，唐大郎并没有退出报坛，他运道奇好，得到了贵人襄助。

1949年7月，上海市面上出现两份革新小报，其一就是唐大郎和他的老搭档龚之方合办的《亦报》，创办于7月25日。它要比另一份7月7日由冯亦代任社长，陈蝶衣主编的小报《大报》晚了十多天。

几年前，笔者曾在拙文《唐大郎及其伙伴们》（《书城》杂志2015年4月号）中，对于建国初期为什么还要继续办小报，有所论列。其中引一位名唤“方晓蓝”的作者刊于《新民晚报》的文章，提及夏衍与唐大郎的电话问答，颇有意趣：

方晓蓝本名沈毓刚，是董乐山念大夏附中时的同学，也是唐大郎、龚之方1945年4月办《光化日报》时招徕的新人。后由唐大郎介绍，入《亦报》社任编辑部主任，再后来一起并入新民晚报社。

到了2016年3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石伟杰登门采访老报人吴承惠，谈及解放后小报情况时，对于为什么还要办两家小报，作出两条猜想：“一是用旧小报的形式教育当时的上海市民；二是维持小报从业人员的生活。”并说这期间，“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诚哉斯言，这与魏绍昌转引夏衍的说法不谋而合：“上海小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我们通过改造小报也就争取并改造了小报的读者，这是有比无好。小报办两张，不搞一花独放，这样可以促进他们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留用一批小报知识分子，也帮助他们及其家属解决了生计问题。”（《夏衍同志二三事》）

再翻阅夏公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94页），不难弄清楚这一方针实际来自周恩来总理。1949年5月中旬在北京，周总理向其传达了党中央对旧文艺工作者的总方针：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来沪之后，夏衍便依此贯彻。

说来有趣，夏衍是党内少有的文人革命家，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抗战前后，他的大名多次见于《社会日报》这样的小报，后者除了对其行踪有所报道，还多次提及他所著剧本的演出情况。而唐大郎长年累月笔耕于此，对夏衍不至于陌生。尽管限于文献无征，无从确知唐大郎与夏衍最早是怎么认识的，但他俩有着许多共同朋友，譬如老搭档龚之方在艺华影片公司工作时，田汉主持影片创作并领导编剧委员会，夏衍也参与编剧。“后来夏衍、阿英、郑伯奇进明星公司搞编辑，此时我与夏衍已经认识了。”（谢蔚明《我与龚之方》，2006年3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再如好友王尘无既是夏衍任组长的电影小组成员，平时也在《社会日报》写专栏，彼此的关系更近一层。此外，还有唐瑜、孙师毅，他们既是唐大郎的朋友，也与夏衍关系密切。1945年9月，夏衍由渝返沪，小报界朋友龚之方和唐大郎等人在闸北吉祥寺设宴迎接，双方的友谊进一步延展。彼时，夏衍身兼双重身份，既是盛名在外的剧作家，又是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他经常路过吴祖光编《清明》杂志的编辑部，即龚之方供职的共舞台3楼的一间工作室写杂文短稿，有时候夏衍还在房间里召开党的会议（《吴祖光自述·我与夏衍》），于是宾主间的默契度日益加深，终于成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这也就是建国初期，夏衍能对龚、唐等小报文人加以庇护的远因了。

2001年，巫小黎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后党内有关小报的调研报告》一文中，收录一则1949年6月17日李之华所撰《关于小报的建议》（上海档案馆，档号Q431-1-199），该报告中所透出的信息，不仅能细化建国初期中共方面对小报的处置态度，还能厘清小报文人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里所提陈蝶衣打算创办的《星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写的《晨报》，因为在抗战胜利后，冯亦代和姚苏凤等人合办过一张《世界晨报》，夏衍曾在该报上写专栏“蚯蚓眼”），等到正式出版，更名为《大报》。此外，如巫教授所称，李之华曾任上海广播电台台长，其实说得有些偏。因为吴承惠说：“冯亦代去北京工作，《大报》的工作就由负责接收上海广播事业的党员李之华来协助陈蝶衣，主要的任务是负责与新闻处联系、沟通，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具体编辑业务是不过问的。”换言之，李之华那时相当于《大报》的代理社长。鉴于吴先生正是《大报》社记者，作为亲历者，他的话理应信从。

无独有偶，前一阵子，版本收藏家瞿永发先生通过微信，发给我一份材料，即建国初期曾任上海市文管会秘书长的陈虞孙在“文革”期间写的外调材料《关于唐大郎》（落款日期为1970年9月），其中忆及他与夏衍、唐大郎等人的一次饭局。材料鲜活，亦颇有录文价值（其中部分文字带有时代色彩，敬希读者谅解）：

这份材料从字里行间透出夏衍对小报从业者的格外眷顾，同时透出柔性领导风范。而从席间的点拨，也可视为新政权对小报如何革新，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其中有些话讲得语重心长，令人钦服。

由此，使我联想起沈毓刚曾以“其佩”笔名，撰文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龚、唐两位请夏衍、姚溱、陈虞孙等宣传文化系统的领导们所吃的另一顿饭。吃饭的地点，说是“一位富有者的私人厨房，菜很精致。”此正与陈虞孙所述相对应。席间张爱玲也出现了。只可惜那次饭局，其目的除了双方联络感情，夏衍还想托龚、唐劝劝“张爱玲不要去香港”。因此，“那次饭也吃得有点尴尬，谁也没有说多少话。之方兄擅长交际，大郎兄妙语如珠，那晚都没施展出来。大家斯斯文文地吃饭，我也不记得张爱玲说过什么话”。（《也说张爱玲》，1988年6月4日《新民晚报》）

随着1952年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完成，唐大郎进入了新民晚报社。此运动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具体来说，先由宣传部长谷牧亲自作了动员报告，并在姚溱副部长领导下，由陈虞孙、束纫秋、欧阳文彬组成小组推进。陈虞孙写道：“当时，夏衍是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他对撤销两张小报是不赞成的。但是由于谷牧的坚持，没有反对掉。夏衍就强调对于两报的几个主要人员一定要安排好。因此，像唐大郎进新民晚报后，其地位待遇一直比较高的。”若问唐大郎的待遇究竟高到何种程度呢？则听吴承惠老先生说是行政十一级，与报社正副社长赵超构、程大千，总编辑束纫秋平级。

综合分析上述种种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夏衍的办事风格和决策过程，他不搞一言堂，遇事集思广益，充分听取旁人的意见与建议。具体到对于小报界的管理，先是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以之为总方针，选任久经考验，得到市场认可，且政治上可靠的唐大郎、龚之方、陈蝶衣、陈灵犀等人，给予宽松的发展空间，让其继续从事本业。同时约法三章，务求革除陋习，融入新社会。而唐大郎也在此后积极改造思想，奔赴北京西苑就读于华北革命大学，在八个多月里摸爬滚打，逐渐脱胎换骨，成为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