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娜评《德川家康的神格化》｜一则新遗言的发现揭示了什么

近年来，在日本静冈市，以当地民营企业和工商联合会为中心掀起了一场调查德川家康遗体去向的运动。日本学界曾普遍认为德川家康的遗体是被葬在日本栃木县的日光。就连明治新政府也对德川家康的遗体下落颇为关心，并认为其于元和三年（1617）时“移葬于下野国（今栃木县）日光山”。但是随着对德川家康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以及民间开始出现“德川家康并非葬于日光”的呼声。

《德川家康的神格化》一书的作者野村玄便是以这场调查运动为契机，认为学界应该重新审视并研讨关于“德川家康之死”的史料细节，以便对德川家康的神格“东照大权现”持有更为充分和正确的历史认知（“东照大权现”是以德川秀忠为首的幕府在德川家康离世后为其创建的神号，由朝廷所赐）。带着这一问题意识，野村玄在该书中梳理了从德川家康离世前夕到“东照大权现”神格创建完备的全过程。遗憾的是，出于对德川家康遗体的“宗教敬意”以及其他诸多史料方面的限制，野村玄最终也未能明确德川家康的遗体去向，只是通过现存史料推测其埋葬于日光。但是在这一调查过程中，野村玄发现了一份具有“颠覆性”的德川家康新遗言，这对东照大权现的神格解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也成为该书的精髓和亮点。以下，笔者将在对该书主要内容进行梳理的同时带领大家走进日本的最后一个封建制社会——德川幕府时代。

德川家康的戎马一生：“东照大权现”的缘起

德川家康（1542-1616）出生于日本三河国（今爱知县东部）冈崎城，是冈崎城主松平广忠（1526-1549）的嫡长子。德川家康原名为松平元信，之后又依次改名为松平元康、松平家康，最终于永禄九年（1566）在朝廷的敕许下改姓德川，名为德川家康。

青年时期的德川家康经历过爆发在三河国的一向宗起义。在这场动乱中，起兵对抗一向宗势力的除了松平家臣团之外，还有净土宗派的大树寺、专修寺派的妙源寺等等。他们用了近半年时间才将此次暴动平息。经过这场战争，德川家康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宗教势力的强大，这也为其日后企图创造出使各方大名信仰归一的宗教形象埋下了伏笔。

从统一三河国到东征，再到“江户大纳言”，德川家康的声望和地位不断提高，一跃成为日本诸国大名的榜首。随着前两位“天下人”织田信长（1534-1582）和丰臣秀吉（1536-1598）的先后离世，德川家康最终于庆长八年（1603）被朝廷敕封为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江户幕府的理政治国中，除了“世俗性”的军事权力，还有将军对于大名、民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操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操控主要体现在幕府对宗教权威“东照大权现”的构建和宣扬。

事实上，神格化一事缘于德川家康本人的意愿。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段希望死后被祭祀为神、庇护世代子孙的遗言（关于遗言内容下文详述）。在他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和三年（1617）四月，在幕府和朝廷的共同见证下，“东照大权现”的神号正式成立。日本全国在整个江户时代大约建有五百余处东照宫，可见东照大权现信仰盛极一时。幕府将军通过举办与东照大权现有关的一系列宗教活动（例如日光东照宫的参拜等）来巩固对全国大名的军事管辖。因此，若要解读江户时代宗教与政权的结合样态，就绕不开对于东照大权现信仰的考察。再进一步说，若要考察东照大权现信仰，就不得不对德川家康的遗言加以解析。因为德川家康的遗言才是东照大权现的缘起所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德川家康对其自身神格化的构想决定了东照大权现的神格走向。

但是受限于史料，关于德川家康遗言的分析一直停留在下面将要介绍的“崇传日记”的史料层面。因此，野村玄的这一研究可以说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不仅揭秘了关于德川家康遗言的更多细节，还暗示了德川家康研究可能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德川家康之死：新遗言的发现

事实上，德川家康只当了两年将军。在庆长十年（1605），德川家康将征夷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了其子德川秀忠（1579-1632）。两年后，德川家康迁至骏府，在那里开始了作为“大御所”的晚年生活。

德川家康对于宗教的关注也是集中在“骏府”时期。野村玄指出，起初德川家康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是默许的。这也是缘于其近臣本多正纯和板仓胜重的极力说和。但是，庆长十七年（1612）时“冈本大八事件”败露，“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与传教士等人勾结的事实也被曝光地一览无余。德川家康深觉耶稣会在日本的布教和“基督教大名”的存在严重威胁到幕政的稳定，便自此展开了对基督教活动的全面取缔和对基督教徒的大力围剿。更为重要的是，德川家康认为基督教乃“神敌佛敌”，为“邪法”也。由此可见德川家康晚年对于神道和佛法的推崇。野村玄将这一禁教活动的展开视为德川家康神格化的大背景和大前提。

元和二年（1616）四月十七日，一代霸主德川家康逝世于骏府。关于德川家康所留遗言，野村玄称迄今为止最为准确的版本要属收录于《新订本光国师日记》中的崇传书信。其中描述道，德川家康在病危之际将本多正纯、天海、崇传召至御前，称希望其御体纳于久能山，葬礼举行于增上寺，位牌放置于大树寺，一周年后在日光建立一小堂，劝请其灵，以此为八州之镇守。德川家康的这段遗言基本成了学界定说。对此野村玄指出，除了仓地克直曾对其中的“八州”一词进行过探讨之外，学界似乎再没有对德川家康的遗言进行过绵密的考证。而德川家康的遗言是否真就仅仅如此呢？

实际上，在祭祀德川家康一事上，天海、梵舜、崇传等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主要说来其争论焦点有二，一是德川家康的祭祀方式该为唯一宗源神道还是山王（一实）神道；二是德川家康的神号该为“明神号”还是“权现号”。其中，“明神”是唯一宗源神道的神号，正如丰臣秀吉的“丰国大明神”；“权现”则是神佛习合的神号，以天台宗为理论依据的山王（一实）神道正是一种神佛习合的宗教形式。天海作为天台宗僧侣，极力推崇“权现号”的制定，而梵舜、崇传则认为唯一宗源神道才是正统神道。因此归根结底，关于德川家康祭祀方式之争便是江户初期的神道与佛教之争。在这一争辩过程中，天海自称德川家康曾对其诉说过希望以山王一实神道的方式被祭祀，而不是唯一宗源神道。巧合的是，在德川家康逝世后不久，主张唯一宗源神道的崇传遭到了德川秀忠的冷遇。以上种种使野村玄联想到，是否真有存在另一番遗言的可能性呢？

带着这一假说，野村玄果真发现了埋藏于《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编之二十六）中的一段遗言。其中写道：“是春，将军召直次论曰，初太公遗命曰，留于久能山三年，受赖信奉祀，然后改窆于日光山，然予病衰，恐不能保三年，欲以今年改窆于日光山。（中略）（元和三年）三月，遂改窆于日光山。”该段史料大意是，德川家康留下遗言称想将遗体放置在久能山三年，之后再改葬于日光。但是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因感自己多病，想尽早完成此事。故而在元和三年（1617）时，德川秀忠便早早地将德川家康改葬于日光。这是一段迄今为止还未被学者研讨过的史料，且从内容来看，该段史料与目前被学者视为定论的“崇传日记”之间还稍有出入。

为考证该史料的真伪，野村玄阅遍古籍，最终翻阅到了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东照神君年谱》的誊写本。在其中元和二年（1616）四月七日的一条中记述道：“先葬久能山，以榊原内记照久为神职，受赖将之奉祭而，三年之后，当改移下野国日光山，其祭享之式，依两部习合神道并宜任天海之指挥也。”首先，该史料证实了“三年后改葬日光”的遗言。

这一遗言是前面提到的德川秀忠恐感多病、急急将德川家康改葬于日光的大前提。野村玄认为，通过“改葬”一词可以推测出德川家康的遗体应该是从久能山运往了日光。其次，该史料还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两部习合神道的祭祀方式。所谓两部习合神道，是以佛教的真言宗为立场发展起来的日本神道学说。对此，野村玄指出，在《罗山林先生外集》（卷六之七）中也恰恰出现了将德川家康祭祀为“两部习合和光同尘之神”的描述。野村玄的这一发现与指摘突破了学界一直以来对于德川家康遗言的认知。也就是说，德川家康希望的祭祀方式既不是唯一宗源神道、也不是山王（一实）神道，而是基于真言宗的两部习合神道。

不过野村玄认为，前面提到的“崇传日记”中虽然没有相关记述，但是也不排除崇传对此没有记录完全的可能性。而且，野村玄也提到过德川家康晚年的命令、遗言等存在着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德川家康的神格之变：“智囊团”天海的筹谋

基于前面提到的新遗言，野村玄分析，崇传受到德川秀忠冷遇的原因可能就在此。崇传主张以唯一宗源神道祭祀德川家康一事完全违逆、否定了德川家康生前留下的遗言。相比之下，山王（一实）神道与两部习合神道虽然依据的是不同的宗教理论，所奉神灵也有所不同，但却都属于神佛习合的神道类别。因此可以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共性的基盘。

显然，在知晓德川家康“新遗言”的前提下，德川秀忠颇为支持两部习合神道的祭祀方式。实际上，野村玄指出德川秀忠本人也有着以佛教信仰为先的宗教思想。于是德川秀忠派遣天海等三人前去京都朝廷斡旋此事。朝廷原本推崇的是唯一宗源神道，但是在天海等人的一番斡旋下，朝廷最终决定以两部习合神道的方式来祭祀德川家康，并赐其神号为“东照大权现”。

但是如今只要提到德川家康的祭祀，无人不联想到山王（一实）神道。甚至在之前关于德川家康神格化的研究中，学者们也一直是将山王（一实）神道视为东照大权现的成立原理。怎样能使东照大权现从德川家康遗言中的、也是朝廷敕许下的两部习合神道转变为以天台宗为依据的山王（一实）神道？这便是天海接下来的重大课题。

野村玄分析，天海对于这一课题的具体行动可见于宽永年间（1624-1644）完成的《东照社缘起》一书。笔者先来介绍一下《东照社缘起》的历史性地位。《东照社缘起》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命天海撰写的东照大权现的缘起书。重要的是，后水尾上皇、亲王等朝廷“公家”也依幕府请求参与了这一缘起书的誊写工作。可见该缘起书有着极高的历史性地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规定了东照大权现在当时的神格特性。在《东照社缘起》中，天海着重描写了德川家康与山王（一实）神道的结缘，并写到德川家康祈求“现世安稳、后生善处”的美好愿景。这句话正是被天台宗以及山王（一实）神道视为理论依据的《法华经》中的名句。随后天海又写道：“传教大师（最澄）以治国利民法赐于天照大神。”众所周知，天照大神一直被视为日本皇室的祖神。天海的这一描述不仅将日本皇室与日本天台宗开山之祖最澄联系在一起，更是凸显了最澄-天台宗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两部习合神道是以大日如来为本地，以天照大神为垂迹。因此，野村玄认为天海此举是为了强调并证明山王（一实）神道优于两部习合神道的宗教地位。至于东照大权现，天海写道：“东照大权现，同体异名山王、日光。”最后，天海明确叙述，“（祭祀东照大权现）必守山王神道而勿交他流”。这便是天海的终极意图所在，将东照大权现的本质从两部习合神道转移为山王（一实）神道。

从另一方面来说，野村玄认为天海为了实现“日本佛国”的愿景也充分利用了东照大权现的权威。在天海逝世后，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又开始逐渐淡化东照大权现与佛教之间的关联，取而代之的是推出了东照大权现与天照大神、八幡神为一体的宗教构式。

结语

综上，《德川家康的神格化》一书不仅阐明了东照大权现的缘起经过，还发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遗言。总结来看，该遗言主要“新”在以下两点：一是三年后由久能山改葬于日光山的遗命；二是以两部习合神道方式祭祀的遗命。野村玄将这一新发现放置于德川家康逝世后发生在幕府的一系列事件中，依此合理地解释了缘何崇传在德川家康离世不久便遭冷遇、缘何朝幕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以两部习合神道的方式祭祀德川家康。不仅如此，该遗言还提示了德川家康遗体或在日光的事实。

野村玄的这一研究打破了日本学界对德川家康神格化的传统认知，揭开了更多关于德川家康离世前后的细节。更为重要的是，野村玄的这一考察提示了暗含于德川家康神化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例如关于德川家康的埋葬地点一事，野村玄认为，虽然目前种种史料均指向日光，但是也不排除之后发现新史料而重新进行研讨的可能性。此外，从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到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东照大权现的神格特质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就几经变换。那么在之后二百余年的江户时代，在不同幕府将军的执政之下，东照大权现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直到今天，祭祀德川家康的东照宫还星星点点分布在日本的大小街头。人们对于一代霸主德川家康的记忆也一遍遍地重塑于这些残存下来的东照宫中。民间对于德川家康的人格崇拜和对于东照大权现的宗教信奉已经俨然融为一体。这种民俗信仰深深融汇在日本民众的生活中。不管从学术界的研究来说，还是从社会团体自发的活动来看，关于德川家康的生涯细节和东照大权现的何去何从，还是一个远没有结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