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特小传：任国会议员、创办伦敦大学、写作《希腊史》

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1794年11月17日出生于肯特贝肯汉姆（Beckenham）附近的克雷希尔（Clay Hill），祖父安德莱亚斯·格罗特（Andreas Grote）本为布雷默（Bremen）商人，后移居伦敦，是格罗特-普莱斯科特及其公司的创建者之一（1766年1月）。他的长子乔治（为其第二次婚姻所生）成为了赛琳娜·佩克威尔（Selina Peckwell）的丈夫，此人母亲一方出自德布洛赛（De Blossets）这个古老的胡格诺教徒家族。南特敕令被取消后，他们离开了自己在图赖讷（Touraine）的家。

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乔治·格罗特与赛琳娜·佩克威尔的长子，不仅继承了这位布雷默银行家的判断力和商业才能，而且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胡格诺精神的男性气质。在英国思想和商业活动的各个领域，这种气质被注入英国家庭后，经常产生辉煌的结果。赛琳娜·格罗特是一个性格倔强、雄心勃勃的女性，格罗特最初的训练正得自于她。在他六岁前往塞文奥克斯语法学校（Sevenoaks Grammar-school）前，他不仅已经在阅读和写作上受教于她，而且还学习了拉丁语基础。在塞文奥克斯，他的工作积累稳步增长，十岁被送往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当时的校长是雷纳博士（Dr. Raine）。有趣的巧合，是他成名后诸多同行学者中，他是在那里遇到康诺普·瑟尔沃尔（Connop Thirwall）的，他本人的著作最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的，是后者的《希腊史》。在查特豪斯公学的六年，培养了他对希腊和罗马文学浓厚的兴趣，终其丰富多彩的悠长一生中，那种兴趣从未消失。因怀疑大学教育的益处，他的父亲让他16岁时离开学校进入银行。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仅仅强化了他对知识的热情，于是他稳步走上了自学的道路。为避免学习限于母语文献，他学会了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在此期间，他不仅研读他喜爱的古典作家，而且投身于历史学、政治学和哲学之中。

1814-1815年冬，他首次结识了哈利雅特·卢因（Harriet Lewin）小姐，她后来成了他妻子。后者的父亲托马斯·卢因（Thomas Lewin）出自肯特的贝克斯利（Bexley），为世家子弟，且衣食无忧。1820年二人举行了婚礼。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桩理想的联姻，并因相互尊重的纽带和思想上的同情而得到强化。

在婚前的三年中，他继续自己的研读，并且首次尝试写文艺作品，那是一篇论卢克莱修（Lucretius）——他非常崇敬的作家——的论文（手稿至今仍存）。1817年，他结识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通过李嘉图认识了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穆勒当时正在撰写《人类精神现象的分析》。格罗特以穆勒为师，十分欣赏他的观点。他本人经验主义理论的形成，大约也可追溯到这个时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这种态度，因为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哲学得到强化，格罗特本人强烈的民主政治原则以及对所有教条式宗教的不容忍，正来自边沁。后来的事件证明，他与这些人——他们后以“哲学激进派”知名——的早期联系，对他的政治生涯及其《希腊史》的影响，会是多么巨大。

他早年的婚姻生活在附属于斯利奈德尔街上银行的一幢房子中度过。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一周后夭折，且使格罗特夫人身染恶疾。正是在她缓慢康复过程中，他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论议会改革》。这篇文章的大部分随后伊《议会改革大纲》再度发表（1831年）。它是对詹姆斯·麦肯托什爵士的强力回击，后者在《爱丁堡评论》上主张按阶层代表的制度，格罗特的文章则宣布赞成民众代表、经常性选举和秘密投票。1822年，他安排发表了杰雷米·边沁的手稿，并让其以《菲利普·博尚（Philip Beauchamp）所作的自然宗教对人类世俗幸福影响的分析》的书名面世。

1822-1830年是一个安静地准备以及与挚友交流的时期，朋友中最知名的或许是小穆勒。一个学者的小圈子经常性地在斯里奈德尔街聚会，从事阅读和交流，主要讨论的是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在这些会议上，格罗特夫人会和其他人一样参与，努力让自己成为丈夫工作中一个合格的伙伴。1822年，格罗特开始对希腊历史从事一项专门研究，在一封落款1月14日的书信中，他写道，“目前我正研究希腊历史上的传说时代，我发现需要……大量其他早期历史的资料加以说明，伊证明这些故事之完全不可靠和无价值，这些东西都是早先的古典学者们早已熟悉了的。我相当惊奇地发现，人们极其肤浅和乐意地宣讲、相信、再宣讲和被相信。”在其丈夫的传记中，格罗特夫人声称，是她本人1823年首次向他提出建议，把他的结论变成一本书。但是，如G·克罗姆·罗伯逊（G. Croom Robertson）在《国民传记辞典》的文章中指出的，几乎可以肯定，他1822年已经着手这项工作。特别幸运的，是他因专注于实际的政治生活，拖到将近20年后才开始实际撰写。此时他有关希腊史的唯一作品，是一篇对米特福德（Mitford）《希腊史》的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1826年4月号）

大约此时，格罗特参与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创建位于高尔街的伦敦大学（1825-1827年）。1830年，他父亲因糟糕的健康状况，被迫将其在银行的工作交给他。在银行的新工作使格罗特能够支付访问革命前夜的巴黎的费用。旅行过程中，他结识了主要的自由派政治家（见格罗特夫人的《阿利·谢菲尔传》，1860年版）。当年6月，其父去世，享年70岁，格罗特因此成为林肯郡和牛津郡地产的主人，以及约40000英镑的现金。1831年的改革运动中，他因作为父亲遗嘱执行人的工作而未能积极参与。由于这个原因，他拒绝作为该城市的候选人，但他《议会改革大纲》的论文已经表明了他的看法。1833年2月，他终于成为代表伦敦城的国会议员，两个月后，他支持选举中秘密投票的动议得到讨论。他的主要观点请见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为《次要著述》索写的导言中有介绍。他演说的特征是推理周密、绝无旁支末节，与他作为《希腊史》作者的身份完全相配。

在连续三届国会的八年半中，他持续代表着自己的选取，看到改革运动后保守注意逐渐再度复兴。他慢慢地发现，“哲学激进派”的观点，无论对他本人多么有说服力，却代表不了他的党派的看法。在1841年（6月）的国会任期终了后，他决定退出。如今他可以不受妨碍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有关希腊历史与哲学作品的写作中了。

1841-1842年，他在意大利旅行。回到伦敦后，他全部精力用于银行管理并为其《希腊史》做准备，有意识地阅读权威作品并致力于核实资料。作为该书第一部分两卷的前奏的，是他对尼布尔（Niebuhr）《希腊英雄故事》（Griechische Heroen-Geschichte）的评论。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与尼布尔著作内在的关联，而且在于它是一次“试验性的体验”。1843年，他开始实际撰写其著作的第一卷。为全身心投入著作的写作，他从银行的管理职位上退休。1846年，前两卷最终出版，而且获得了普遍的赞扬。在其丈夫的传记中，格罗特夫人写道：“因此我破天荒地成为他的情感状态的见证人，那是一种得到满足的自爱，时不时会从他冷静谦虚的外表下习惯性地冒出来。”最为重要的评论（J·S·穆勒和迪安·米尔曼【Dean Milamn】分别发表在《爱丁堡评论》和《每季评论》上）都是完全肯定的。除第2卷最后的部分外，它们叙述的都是传说时期，第二部分（“历史时期的希腊”）刚刚开头。

前两卷得到的无条件赞赏，激励作者更加积极工作。1847年，第3-4卷出版，1849年，第5-6卷出版。次年，他推出了第7-8卷，1852年第9-10卷，1853年第11卷，1856年第12卷即最后一卷。10年之中，这部将希腊历史叙述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的伟大著作，完成了出版流程。

在完成工作后，格罗特去国外渡了一次假，然后回国继续他对柏拉图的研究。这部论著为其希腊三部曲的第二部，于1865年以《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其他学侣》之名出版。它包含对泰利斯（Thales）到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希腊哲学的该书，柏拉图的传记，所有独立成篇的对话的分析，以及一篇完善的注疏。他的下一部作品是1866年1月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有关穆勒《对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哲学的考察》的评论。在该书第3版的序言（第7页）中，穆勒对作为哲学家的格罗特，联系那篇评论，给予了高度赞美。

现在他71岁了。他以不懈的努力开始了其三部曲第三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近50年来，他一直在为这部著作汇集材料，但他注定无法完成。他实际撰写的部分1872年由亚历山大·贝恩和G·克罗姆·罗伯逊出版。它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传记，对其著作的概论和对其逻辑学论著的细致分析。可是，编者能够利用他的手稿、他给贝恩《精神与道德科学手册》所写的作品，以及他对构成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其他作品的考察中，补充上注释。

如果不提到格罗特为伦敦大学、大学学院以及不列颠博物馆付出的努力，则这篇小传就会不完整。在创建位于高尔街的伦敦大学时，他成为董事会的议员（1827-1831年）。1836年，这家大学由于伯灵顿大厦伦敦大学的创办（1836年）而改名为大学学院。1849年，他再度加入大学学院董事会，1860年成为财务官。1868年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去世后，他担任了院长。1862年，他成为伦敦大学副校长，把自己很有价值的图书馆遗赠给这所大学，并捐赠6000英镑给大学学院，设立精神哲学讲习。1859年，他继承亨利·哈兰（Henry Hallam）的位置，成为不列颠博物馆理事。

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同样表现出对原理的综合把握，那是他历史和哲学著述非常显著的特征。如同在《希腊史》中一样，他意识到在描述希腊世界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同时，描述思想的重要性，在教育上，他坚决反对那种危险的过度专业化倾向。他虽然支持设立理学学位，但毫不妥协地反对在入学考试中取消希腊语。完美的教育只能是文学、哲学和科学训练的结合，正是他坚定的信念。

1871年6月18日，格罗特以77岁去世，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公墓。他是皇家学会会员，曾被授予牛津大学荣誉民法博士和剑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继承了马考莱在法兰西学院的外籍院士地位。1869年，他拒绝格拉斯顿先生（Mr. Gladstone）授予他爵位的提议。对他人格的评价，再无比亚历山大·贝恩更恰如其分的了。贝恩认为，“在他性格的背后，是人间罕有其匹的同情、慷慨和自我否定的宝库。表面上，他对他人的感情礼貌、和蔼和悉心关照，给所有人都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种外表上的和蔼从不曾误导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让他对自认正确的东西稍许让步。他对自己的工作孜孜以求，因此激起的信心和敬意，在他参与管理的所有机构和董事会中，都发挥了极其有益的作用。失去了他，对他们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本文摘自乔治·格罗特著《希腊史：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晏绍祥、陈思伟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