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的天文学对希腊神话的影响

无须过多强调来自巴比伦和亚述的材料是如何帮助理解以色列政治与宗教史问题的。巴比伦传说在希腊神话中的回响早已得到认可，数量虽非巨大，但却无法令人忽视。最著名的直接借用的例子无疑是阿多尼斯（Adonis）和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的神话，其主要情节与巴比伦的塔穆兹（Tammuz）和伊什塔尔（Ishtar）的传说高度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神话中，与之伴随的节日和仪式也通过叙利亚海岸上的拜布洛斯（Byblos）和塞浦路斯的帕福斯（Paphos），这两个阿斯塔特（Astarte）崇拜中心被借鉴过来，传到希腊。希腊神话中的阿克托安（Actâon）传说也是巴比伦起源的。阿克托安显然与被伊什塔尔爱上的牧羊人一致。后来牧羊人被伊什塔尔变成了一只金钱豹，最终被自己的猎犬猎杀了。

早就有人指出民族英雄赫拉克勒斯和吉勒旮美什之间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的确，大多数古代族群都流传着超人力量和权力的民族英雄的故事，但是关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中有一些特征很可能最终与吉勒旮美什传说的流传有关。相比之下伊卡洛斯（Icarus）和巴比伦英雄或半神埃塔那（Etana）之间的类比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埃塔那成功地飞到了最高的天堂，却一头栽到了地上。因为在埃塔那的故事中并没有关于人类飞翔的情节：他的朋友鹰把他带到天上，当鹰飞上了天之门时，他紧紧地抓住鹰的翅膀。但是前述例子可能就足以证明巴比伦神话是如何在希腊神话中留下深刻印记的。

但是，现在一大批学者所持的观点认为巴比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系列孤立和偶然的联系；而且，由于这种影响的特征是基于天文学上的预设（ex hypothesi），所以要想精确定义其界限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因为很明显，如果我们假设某两个神话的天文基础或背景相同，我们就会立刻发现大量的可疑的共同特征，而这些共同特征的存在若是通过其他途径得出的我们本不应该心存疑虑。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了解的天文现象的数量必然有限，而作为每个系统的背景又必须得到多次验证。尽管温克勒及其学派在理论上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缺点，但他们在解决巴比伦人认为存在于天体和地球之间的普遍关系方面，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根据巴比伦占星术的原则，地球上的事件和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天堂原型的复制品。

众所周知，巴比伦人和希伯来人一样，认为宇宙由三部分组成：上面的天、下面的地和地下的水。巴比伦人逐渐对这种宇宙概念进行阐释，并将外空与分三层的地球平行，由此将宇宙分为一个天上的世界和一个人间的世界。人间的世界像以前一样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天堂（限于地球上的空气或大气）、地球本身和地下的水。相对应的天上的世界是北天、黄道十二宫和南天，即天洋。到了巴比伦后期，大的神早已被认为是行星、小的神则对应是某些恒星，每个神不仅有在地球上的神殿，在天上也有专属的寓所或星星。后来的希腊占星家们似乎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不仅是神庙，土地和城市也有宇宙中的对应部分。但即使对巴比伦人来说，移动的星星也不仅仅是作为人对神的意志的解读符号，其运行更是地球上所发生事件的真正原因。温克勒对此的比喻恰如其分，天堂被认为与人间有关，就像一个移动的物体和镜中看到的它的镜像一样。

为了说明这些星体理论是如何为希腊神话提供素材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测试样本。其解释体现了温克勒最终阐述的星体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选择阿特柔斯（Atreus）和梯厄斯特斯（Thyestes）的《金绵羊》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伊莱克特拉》（Electra）中的一首合唱中介绍的。在故事中欧里庇得斯提到但没有明确说明，金毛的羔羊是潘（Pan）带给阿特柔斯的，被阿格里夫斯（Argives）视为他是真正的国王的标志。但他的兄弟梯厄斯特斯，在阿特柔斯妻子的帮助下偷走了它，并声称自己是国王。于是，纷争接踵而至，善变为恶，星辰在其轨道上摇曳。奇怪的是，羔羊的失窃对天空和天气会产生如此特殊的影响，这一点在合唱的第二个节和对照乐节中极为明确。尽管细节不得而知，但这个传说很明显具有强烈的占星学元素特征。羔羊的失窃改变了太阳的运行方向，从合唱的其他台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所导致的当时世界的天气环境的变化，雨云向北飞去，剩下“阿蒙神的座位”（Seats of Ammon）——即利比亚沙漠——干涸无露。

这个传说的最初形式中，很可能是关于第一次罪恶（the First Sin）的故事。在那之后，世界从道德和大气两方面都改变到了现在的状态。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金绵羊就是指白羊座（Aries）。巴比伦是公认的占星术发源地。因此，尽管其中提到了阿蒙神，我们还是认为这一传说的源头很可能是巴比伦。根据温克勒关于巴比伦宗教的理论，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将传说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9—8世纪巴比伦思想的一次震荡。据说这段时期，春分时的太阳正从金牛座（Taurus）移动到白羊座。该理论认为公牛就是巴比伦的神马尔杜克，在其让位给公羊（Ram）的过程中，巴比伦正在亚述的力量面前衰落。由于当时的时间计算方法并不完善导致了日历和季节的混乱，与这一事件相关联，从而推动了新的传说的诞生，而其中一个传说以希腊传说的形式融入了欧里庇得斯的这首合唱。抑或，正如与此完全不同的观点所说，这个故事是对巴比伦天文学的误解。

对该传说解释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巴比伦宗教本质上是一个恒星崇拜，在其国家文学的每个方面，无论世俗还是宗教，背后都有着相同的星体宇宙观。我们最好先确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证实这一观点，再详细地研究这一理论。在我们发现的最早时期的物质遗存中，尽管我们无法确知巴比伦宗教是如何从其之前必然存在的崇拜物、动物崇拜和石头崇拜逐渐演变过来的，但意象崇拜无疑已经构成了巴比伦宗教体系的一个特征。苏美尔人带来的外部文明可能已经包含了神的崇拜偶像。这些神的偶像很可能已经人格化了。按照神的形式塑造的形象被认为是供奉神本身。这一有灵论特征贯穿了整个巴比伦历史的始终。

一个部落或城市的神，在其最早期的发展阶段无疑完全被认同为其具体崇拜的偶像。人们所崇拜的偶像都只有一个，存在着具象之外的神的观念必然是逐渐发展而来的。神的实物偶像遭遇不测的时候，倘若国家并没有发生什么灾难，这或许会使人们相信除了可见的木头或石头的身体之外还有灵的存在。这样的信仰最终发展成巴比伦人的宇宙天区划分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伟大的诸神有他们的住所，通过恒星和行星在天空中的移动向人们显示他们的存在。但这一发展标志着纯偶像崇拜的巨大进步。接下来无疑会从多个独立的城邦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诸神体系。我们无法确定某些较大的神与自然力的联系。在苏美尔时代早期，国家的宗教中心似乎已经与月球和太阳崇拜以及其他不同的自然崇拜联系在一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巴比伦历史的所有后续阶段中，神的偶像从未退化为仅仅是神的象征。巴比伦人无须刻意假设一个理论来解释其信仰，他们认为某个神的本土化与其在其他崇拜中心的存在，并且最终在天空领域有着独立的生活，这些都毫不冲突。

历史上的许多例子都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可以注意到随着巴比伦的崛起马尔杜克的雕像在每个加冕仪式及随后的新年庆典上国王宣誓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只有埃萨吉拉中雕像的手才能代表国王的掌控。在汉穆腊比统治时期，从对外国偶像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人可见神的观念。公元前14和13世纪已经提到诸神的国际交换，恢复被掳走的神像的事件总是被热情地记载下来。

因为神像本身构成了一个国家的主要进攻武器，获得神像的人如果善待这些雕像的话，可能总会有机会使他们将其影响力转向另一方。神与其雕像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一直延续到新巴比伦时代，在神职人员眼中那波尼杜斯的冒犯仅仅是因为他忽视了这种感觉。因此，历史证据表明神性的星体学方面并非巴比伦尼亚宗教体系的原始特征，而且从未被用来取代之前的原始思想。

如果我们考察巴比伦人的神与其雕刻标志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这种关系确定或指示神的权威或存在。这些标志物的起源不是占星术，也不是要在肝占卜中寻找的：它们不是来自天上的星座和牺牲肝脏上的标记所呈现的动物或物体的征象。很明显，它们最初是由神话中的神灵所具有的特征或属性产生的；它们向星座的转移是后续的过程，它们在肝脏征象纹理上被识别出来，并不是由于其自身的起源，而是由于其预兆。在最早的时期，城市神的标志物象征着其城邦的权力，而其他神的标志物则表达其拥有者的特征，或者是取自传说中与他们有关联的武器、物体或动物。

另一类偶像是动物形态，也主要来自神话。早期用来装饰神庙。新巴比伦国王将其复制到世俗建筑的彩釉砖上。其中大多数此类偶像后期和早期一样都被放置在神庙入口附近，而且盛产石料的地方可以将大块石料用于建筑结构中，大门本身也用同样的方式雕刻。动物主题也用于象征声音。其典型代表是苏美尔的一个巨大的竖琴或里拉琴上的浮雕。站在音箱上面的一头公牛雕像显然是为了表现出乐器特有的深沉而充满活力的音调。此外，在刻有太阳神从东天门出现的形象的滚印上，两头狮子通常被安置在门的正上方。其中有一个例子，门轴安在其下面另一对对称的狮子上。

很可能是通过碾磨其石窝中沉重的门和刺耳的铁栓发出的尖叫声来表现怪兽和类似怪兽的象征性。这些声音意味着动物的嚎叫，根据原始万物有灵论的原则，人们认为动物们居住在门和门道上并起到保护作用。可能后来亚述和波斯宫殿门口的巨大狮子和有翼的公牛，以及巴比伦和波斯波利斯的彩釉砖神兽，都是由此演化而来的。其原始的关联被遗忘或修改后，继续作为建筑物的守护神不断被复制。

因此，从历史角度推断占星术并没有主宰巴比伦的宗教活动，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学证据的有力支持。对文献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魔法和占卜在所发现的文献中占很大一部分。这些文献中并没有什么能够暗示占星术元素可能存在的迹象。因此，我们不太倾向于接受这样一个原理：星体的宇宙观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并感染了巴比伦人的思想，不仅是神话和传说，甚至是历史事件，都被记录在反映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和其他天象的术语中。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假设，也许正如星体神话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巴比伦的恒星崇拜者的信仰成为古代东方盛行的教义，并在古代记录中留下了广泛踪迹。但最初的假设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如果晚期的证据适用于巴比伦历史的所有阶段的话， 那么这一理论才可能行得通。

这个理论的根源被置于一个纯想象的时代，支持或反对它的证据两方面都没有。因此，在巴比伦遗址上发现的最古老的纪念碑不能看作是巴比伦文化早期阶段的遗迹。有人断言，在现存最早记录之前的黑暗时期存在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完全没有物质证据的情况下，用世界历史上其他早期或原始种族所没有的颜色来描绘这个时代并不困难。据推测，在这个史前时代，巴比伦尼亚没有战争和暴力。智力支配并控制着原始但天赋极高的人的热情，尤其是一种基于天文学科学知识的智力概念。假设一个纯粹的宇宙天文理论是他们文明的根源，并支配着他们的整个思想和行为。这不是一个有学识的祭司的教诲，而是渗透到国家和个人生活每一个角落的普遍存在的信仰。这一理论在其完美无缺的状态下，与其发明者的其他遗物一起消亡了。但被进入巴比伦尼亚的塞姆人移民所继承，尽管使用的形式被改变和误读，却在后来的记录中留下了痕迹。星体神话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解释其数据的破碎性，并宣称能够重构其原始信仰的全部。

塞内卡（Seneca）便有着这样一种信仰，他把贝若索斯（Berossus）的理论奉为圭臬，他提到迦勒底人的大年理论，一个像一年一样具有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的漫长的宇宙周期。夏季的特点是所有行星在巨蟹座的会合产生了大火，而冬季的特点是由摩羯座所有行星的类似会合引起的宇宙洪水。这种想法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由于昼夜的交替对应着季节的变化，所以一年本身必须对应更大的时间周期。虽然贝若索斯是我们最早的权威，但这一教条被认为是原始的巴比伦思想。还有人进一步认为，即便是在最早的时期，巴比伦尼亚的居民也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一系列连续的时代中演变而成的，与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世界周期的现象有着相同的关系。

这种时代和世界的理论与古典时代的概念极其相似，首先是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希腊推测的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赫西奥德关于四个时代的概念与星体论没有什么特殊相关之处，四个时代主要依据四种金属来区分，并显示出发展的退化。但有人认为，赫西奥德的理论，以及所有类似的世界时代的概念，都源于巴比伦的原型。赫西奥德的黄金时代反映了史前巴比伦的一般情况。在巴比伦早期的思想中，假设黄道带与地球之间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则有人认为，根据每年庆祝新年时太阳在春分点所处的黄道带的特殊标志，这个国家的居民们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将世界的历史大约按照每2000年划分为一个时代。尽管铭文中从未提及这些时代，但星体神话学家称之为黄道星座的双子座、金牛座和白羊座的双子、公牛和公羊的时代。

这是这一理论的关键点，并且其假定了早期巴比伦人对天文学有高度精确的认识：它假定了对二分点位移的认识，而这只能建立在非常严格的天文观测和记录系统的基础上。但是古代巴比伦人被预设对这些事实非常熟悉，并且能够追踪这些天文现象与世界历史的密切联系。某些神话被认为分别是各个世界时代的特征，不仅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使巴比伦人的思想痴迷于此，乃至于影响了他们的历史书写。因此，根据这个理论，当春分时的太阳逐渐地穿过黄道星座时，世界的历史的发展与这一进程协调同步，宇宙的预先注定的命运也由此慢慢地展开了。

在这一点上，星体理论是非常完整的，起码从其最初的假设出发进行得足够顺利。但一旦创作者试图将现有的传说与其理论相适应，麻烦就来了。在巴比伦神话中，我们找不到与狄俄斯库里（Dioscuri）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一对英雄。但在巴比伦最早期，月神崇拜十分突出，而且，在找不到任何更相似对象的情况下，月盈与月亏这两个阶段就被视为双子时代的神话和传说的特征。借用音乐中的一个术语来说，它们被描述为这个时代特有的主题（motif）。第二个时代，即公牛时代，大致开始于巴比伦的崛起。有些许证据表明巴比伦的神马尔杜克与黄道的公牛星座有关联，但这种联系是出于自信的猜测。第三个时代，即公羊时代。这一时代比前两个时代问题更多，因为在巴比伦没有多少公羊为主题的素材。但据描述朱庇特阿蒙（Jupiter Ammon）有着公羊的头，还被假定与马尔杜克有着相同的本质。因此，新的推算可能会转向埃及，而巴比伦还是没有受到影响。对此提出的解释是，公羊时代开始于巴比伦力量衰退的时期，但巴比伦人为什么要忽略春分时太阳的真实位置却不得而知。

据说巴比伦宇宙观对外部的影响在希伯来历史书写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有人认为与希伯来人早期历史有关的圣经叙事受到巴比伦宇宙神话的影响尤甚，大量的段落具有星体内涵。阿尔弗雷德·耶里米亚斯博士（Alfred Jeremias）详细地阐述了这方面的问题，几个例子足以说明其所建议的解释体系。我们下面以女神伊什塔尔下降进入地下世界，寻找她年轻的丈夫塔穆兹为例进行说明。据说这是希伯来叙事中最经常遇到的巴比伦传说。这一传说的巴比伦形式无疑是一个自然神话。在神话中塔穆兹无疑代表着春天的植物；经过炎热的夏季后，植物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从地球上消失，直到被生殖女神修复。毫无疑问，塔穆兹的崇拜最终传到了巴勒斯坦，因为以西结在一个异象中看到耶路撒冷圣殿北门的妇女在为塔穆兹哭泣。我们注意到在阿多尼斯和阿芙洛狄忒的故事中这一传说已经传到了希腊。在希腊的形式中阿芙洛狄忒和伯尔塞福涅（Persephone）争夺阿多尼斯的所有权，再现了伊什塔尔和埃雷什基旮勒（Ereshkigal）在死者住所中的斗争；在希腊的版本中塔穆兹每年的消失和再现引入了宙斯的决定，即阿多尼斯应该在一年中的一部分时间里在地上与阿芙洛狄忒在一起，另一部分时间在地下与伯尔塞福涅在一起。这些关于该巴比伦神话的主要事实是不存在争议的。现在我们注意到，这一神话的主题是如何在《旧约》中与希伯来人早期历史的传统交织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在早期的基督教著作如公元2或3世纪的诺斯替（Gnostic）派作品叙利亚的《灵魂颂》中，有时以隐喻和寓言的形式提到埃及的土地。有人认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到埃及旅程的故事，可能就是通过反映进入地下世界和获得拯救类似隐喻的形式来写的。这个故事的确提到法老的宫廷发生了疾病，可能是伴随着不孕的症状，这一特征让人联想到爱之女神在地下世界停留时，地上的繁衍能力停止。但是当罗德（Lot）被从所多玛（Sodom）拯救出来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主题：这里所多玛就是地下世界。约瑟被其弟兄丢在坑里，波提乏（Potiphar）把他扔进监狱里，也代表地下世界。他的两个狱友，就是厨师长和首席管家，都是马尔杜克家族中的两个小神。阿摩利人的五个王被约书亚打败后所藏身的马凯达的洞，据说其背后也隐含着这一主题。简而言之，根据星体学的解释，希伯来叙事中提到的任何洞穴、监狱或苦难状态都可以被视为代表冥界。

下面我们从巴比伦神话中选取另一个主题，龙之战。该主题阐释了星体神话学家组织其素材的主要模式或系统。在巴比伦的创世故事中，我们将回顾混乱之龙提亚马特是如何反抗神的新秩序，反叛深渊之神阿普苏的；以及诸神的捍卫者马尔杜克如何打败她，将她的身体切成两半，一半作为天上的苍穹，然后继续其创世过程的。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希伯来韵文和寓言文学中的龙之战可能意味着一些隐喻性的语句或描述。但是，星体神话学家将其作为金牛座时代的突出主题，根据其理论该时代开始于亚伯拉罕之前，所以在《旧约》中马尔杜克的神话比其他神话更为常见。星神在神话中部分扮演着解救者的角色，因此，只要圣经中的英雄拯救了什么人，或是解救了他的家人或是人民，都会形成一个便于搭上主题的借口。所以，一个王朝的创始人或是新时代的开创者的诞生，也都反映了春阳出生的太阳主题。

在探索隐藏主题的过程中，数字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举一例，据说大卫（David）与歌利亚（Goliath）战斗过程中的数字反映了年周期的神话。歌利亚被认为是恶龙提亚马特，他在40天里总是接近以色列人，这40天象征着冬天。在希伯来文中，他的身高是六肘一掌；这个数字被修正为五肘一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数字就不符合五又四分之一的补充天数。那些创作者们想去证实世间最美好的愿望，即便该理论是正确的，也难免会让人感觉他们会越走越远。当然不能否认，占星术的概念可能会影响《旧约》中的一些故事。参孙将300只狐狸的尾巴绑上火把毁掉了菲利斯汀人的庄稼。这与每年谷物节期间罗马的圆形剧场里举行的仪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很可能被认为是占星术起源的民间神话。以利亚（Elijah）的火战车可能意味着天文现象，或许是彗星；这可能是与美狄亚（Medea）的龙战车（赫利俄斯的礼物）同样想法的产物。但这都不足以让我们接受其他段落中的寓言化细节。

同样的解释原则也适用于希腊传说中的英雄。马尔堡的詹森（Jensen）教授在其有关巴比伦的吉勒旮美什史诗研究中试图将旧约和古典神话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追溯到巴比伦的源头上。然而他对其心目中的英雄吉勒旮美什在各个方面的单调呈现已经饱受诟病。我们从卡尔·弗里斯（Carl Fries）博士最近的研究中举出一些例子。他的著作对希腊与东方的联系的臆测不那么多。弗里斯博士阐述了詹森教授的观点，并积极地用星体理论去解释《奥德赛》。奥德修斯到哈迪斯（Hades）去向底比斯先知泰瑞西亚斯（Teiresias）咨询，这样的情节无疑与巴比伦传说中吉勒旮美什到西苏特罗斯（Xisuthros）的旅程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而且，尽管类似的传统在其他种族的史诗中并不少见，但故事的希腊形式可能蕴含着巴比伦的回响。然而有人认为还有比这更紧密的关系。

据说《奥德赛》主要受到巴比伦影响的部分是奥德修斯在舍利亚（Scheria）的停留。由菲亚克斯人（Phâacians）完成的整个娱乐活动据说都反映巴比伦人的新年盛宴。从他在岛上醒来的那一刻起，星体主题就开始出现。在那乌西卡（Nausicaa）与少女们的球合唱游戏中，球象征着太阳或月亮从天的一边旋转到另一边；当球落入河中时，就是日落或月落。奥德修斯被少女的尖叫声惊醒，从黑暗的树林中走出来：他是冉冉升起的太阳。那乌西卡向奥德修斯描述的进城之路与巴比伦的神圣大道相对应。在新年的盛宴上，马尔杜克被抬着从其神庙沿着神圣大道走过全城。在奥德修斯的旅程中，宗教雕像必须被保护起来，以防被不洁的眼睛看到；因此，雅典娜（Athene）在奥德修斯身上撒了一层薄雾，以免菲亚克斯人跟他搭讪。其他的星体元素并没有特别的巴比伦色彩。

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弗里斯博士关于希腊悲剧起源的理论，但我们可以捎带指出，在叙述冒险经历时奥德修斯是光之神节的祭司歌手。在《奥德赛》的其他部分，弗里斯博士并没有尝试去寻找许多星体主题，但他肯定地指出奥德赛的冒险之旅仅仅是星体神话的遗存，虽然经历了上百次转变，但最终只与光之神在天海的旅程有关。《奥德赛》的结束场景也有一个完全的占星学解释，月亮和太阳的主题混杂出现。从安提诺斯（Antinous）在弓箭审判时的讲话中我们得知，杀戮求婚者发生在新月的盛宴上，因为在欧律马科斯（Eurymachus）和其他求婚者未能拉弯弓箭之后，他至少为将其求婚推迟到明天找到了借口。这一事实表明，从奥德修斯在新月节回来这一段，我们看到月神本人用他的弓箭或新月来战胜黑暗。另一方面，箭头所穿过的12把斧头，其数目可能意味着太阳。佩内洛普（Penelope）被追求者追求是月亮被星星环绕，她编织和解开的网是月亮主题。当奥德修斯像太阳般靠近时，所有的星星都在其面前黯然失色。

因为对于星体理论人们不能只是随随便便信手拈来，如此一来星体理论就不攻自破了。一般来说，神话的背景叙事是无须证明的；只需在文本背后假定一个星体意义。事实上，将其理论套用于历史人物的生活记录不失为一种证伪的方法。但这一论证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最具破坏性的批评是从纯粹的天文学角度提出的。

众所周知，组成黄道星座的不同黄道星座并非各自占据黄道的30度角，而是有些长些，有的短一些。此外，巴比伦天文学家后期的星座与我们的星座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我们的处女座（Virgo）中最东边的一颗星，被安息时代的巴比伦人计算为属于下一个黄道星座狮子座（Leo），因为它被称为“狮子的后脚”。但幸运的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双子的东边和公羊的西边并没有太多的疑问。它们标志着星体神话学家三个世界时代的开始和结束。对于使双子座得名的北河二（Castor）和北河三（Pollux）这两颗明亮的恒星，新巴比伦人无疑也将其纳入了这一星座。在我们的双鱼星座中，最东边的恒星可能远远超出了巴比伦的公羊星座。

基于这一猜测，并假设三个星座的角度都为30度，库格勒博士计算了太阳在春分点进入黄道带的这些标志的年份，即星体世界时代的开始和结束点。他的数字完全推翻了温克勒对星体系统天文基础的主张。根据这一理论，双子的时代不是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结束，而是在公元前4383年真正结束。因此，公牛的时代是在其所谓的开创者萨尔贡I出生前一千五百年就开始了，结束于公元前2232年，即汉穆腊比出生前相当长的时间，但据称汉穆腊比统治时期是公牛时代主题的主要发展时期。此外，巴比伦的整个历史过程，从第一王朝开始到公元前81年，都生活在公羊时代，而不是公牛时代。因此，所有与黄道带公牛星座巧妙相连的主题和神话，都应该与公羊联系在一起。但即使是星体神话学家也承认巴比伦神话中没有羊的主题。我们发现即便承认温克勒和他的学派对早期巴比伦人天文知识的所有假设，但从中发展出来的理论依然无法成立。温克勒的星体学崩塌了，他的3个星体世界时代与其历史时期并不相符。

事实上，与其说巴比伦是占星术之母，毋宁说是天文学之母。其对古典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严格说来，其科学观察并不是很早就开始的。的确，我们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末，天文学家就记录了对金星的观测结果，同时也有一个早期文献残片表明他们试图测量固定恒星的大致位置。但是他们的测量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非常原始，直到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巴比伦人，才能够足够精确地确定行星的运动，尤其是月球的运动，并由此得出一个可靠的时间测量系统。即使是在亚述晚期，占星学文献也会在一整月的每天都记载日月食，并使用各种指代日月昏暗的词汇作为术语，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他们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这些现象出现的规律性，并且仍然在使用相对粗糙的天文学概念。

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科学文献来自公元6世纪下半叶。我们第一次发现那时太阳和月亮的相对位置，还有月球与行星以及行星之间的联系，它们在黄道带的位置的标记等是预先计算出来的。但是这些泥板依然不能证明巴比伦天文学家在公元前2世纪末以前就已经掌握了二分点位移的知识，而传统认为尼西亚（Nicâa）的希帕克斯（Hipparchus）基于其巴比伦前辈观察的发现是在公元前161年到公元前126年之间，或许是准确的。

简而言之，巴比伦人将世界历史划分为星体时代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其神话和传说也没有与黄道带的连续标志有任何特殊的联系。毫无疑问，占星术从早期就已经成为巴比伦宗教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那时，恒星和行星对宗教信仰并没有较大影响，而且这个体系的许多特征，包括曾经被笃信的星体学起源，都须归于一个更简单而原始的思想联系。但是对星体理论的必然改动仍然有可能使希伯来文学在流亡和后流亡时代获得强烈的占星术色彩。犹太人的传统是在巴比伦受到了诸如来自波斯的密特拉传说的影响吗？由于星体理论没有为我们指明答案，所以这个问题还须依赖历史和文字证据等常规手段来决定。

如果我们认为巴比伦占星术对流亡犹太人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那么我们至少应该会在实际事物和术语中找到一些痕迹。星体神话学家们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这种联系中的一些事实。的确，所罗巴伯（Zerubbabel）统治下的回归流亡者在内部使用了几个月的巴比伦名字；但是，时辰的概念，即把一天分成相等的几份，似乎并没有持续到流亡后很久，那时甚至连巴比伦双时的痕迹都没有了。除了先知阿摩司（Amos）唯一提及的土星，在旧约中出现的恒星和星座的希伯来语名称没有一个与我们所知在巴比伦的名称是一致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旧约》的作者或编者无论是流亡前还是流亡后大量采用巴比伦的星体神话的说法。但是这不能否认希伯来人的诗歌和预言书中出现的一些意象，甚至某些特定的思想路线，显露出了巴比伦的色彩，这些都可能在楔形文字文献中找到解释。毫无疑问，巴比伦文献为探索古代东方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关于巴比伦对希腊宗教思想的影响，必须认识到巴比伦人与希腊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东方的狂热和自卑精神与西方的冷静、公民的节制和自信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内尔（Farnell）博士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特别强调在希腊和爱琴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完全没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神秘感。另一个他非常重视的事实是，古巴比伦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普遍使用的熏香，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没有传入希腊。这个很容易被认可的小产品比巴比伦神学容易引进得多。也有少数人反对他的观点，认为在很长的几个世纪里，赫梯帝国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之间的一道屏障，这是阻止巴比伦影响向西直接传播的充分理由。但是，任何政治障碍都无法阻止旅行商人记忆中的传说，还有商队营火周围的故事讲述。这是我们自然的期待，巴比伦在某种程度上本来就应该为东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各种传说的丰富宝藏作出贡献。

巴比伦的文化影响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向东渗透，她最近的邻居伊兰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美尔的文明所塑造的。但那时向西的商路也已经打开，巴比伦兴起以前，军队和商人们都从幼发拉底河下游进入叙利亚。随着西塞姆人的扩张，这两个地区被拉入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在幼发拉底河中游政治统治最早建立是在汉穆腊比时代，随后是商业交通的加强。在新巴比伦时期和后来的时期，这一过程几乎没有中断。保持与西方联系的必要性一直主导着巴比伦的外交政策；而且其文化远达巴勒斯坦的边界之外，并在希腊神话中留下了痕迹，这主要是归功于其商业活动，而非领土扩张的野心。

（本文摘自莱昂纳德·W.金著《古代巴比伦：从王权建立到波斯征服》，史孝文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