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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⑤

2020-05-16 20:1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成都的历史和地理特点

成都和中国其他城市比较起来，在自然形态和帝国时代晚期的社会组织方面，尽管有许多共同点；但它在一些意义重大的方面却独具特色。成都偏居于汉民族统治地盘的西隅，由一系列崎岖的山脉将它与中国大部分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然而成都绝不是一个典型的“边城”〔32〕。丰饶的农业资源滋养了成都市有两千多年之久。成都远在绝大多数中国东部地区城市之先就具备了成为文化和行政中心的特性和条件。

成都的财富来自它的土壤和水。每年初春，正当花会即将开始之际，巡回视察川西地方行政管理的道台就会西出成都64公里，来到青藏高原的山麓，在那里的二郎庙祭拜李冰的儿子。公元前300年，他完成了他父亲李冰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位于灌县的岷江上，到了清代，川西道台负有管理都江堰水

道的责任。主水道的闸门每年冬季河流处于低水位时总是要关闭以便进行维修。当这个临时被关闭的闸门被打开，这位道台就会钻进他的轿子里面，由轿夫们把他抬回成都，表示他治住了洪水。〔33〕

这一行人走过的农田是世界上最为丰饶的土地。成都可以说是位于成都平原的中心。一直延伸到岷江边的这一片大约5180平方公里肥厚的沃土是由一个内陆海沉积下来形成的盆地。李冰和他的儿子带领工匠们一起，建造了一系列的水坝和渠道，将岷江分流，形成无数的小溪和水渠。它们辐射出去，布满了成都周围广阔的田野，可以对其进行灌溉。这些小河、小溪又在成都市的南门和东门外汇聚起来朝南合流，进入长江。从平原西边过去，由高山围成的小块孤立的地块以及成都周边其他低洼之地，也常常能被这些水利工程辐射过来的水流覆盖。虽然有一句俗话说：蜀犬吠日，意思就是说蜀地的狗看到了一丝阳光便要惊叫起来。但是成都的气候，一年到头，还是相当温和的。这个“天府之国”的农民，19世纪时他们的田土可以一年两熟，常常是在夏季收获水稻，在冬季收获小麦和蔬菜。〔34〕

都江堰水利工程系统过去和现在，虽然都令人惊叹，然而它也不是万能的。虽然每年对它的堤坝和水渠都进行了必要的维修和小心的管理，而且在四川的这个区域罕见干旱，但是水灾仍然是成都平原的一大危害。〔35〕岷江的许多支流围绕成都市的城墙流过，其中只有一条小河可以通过西边的一道闸门流进城墙内，从东边流出。然而，当大雨袭击成都时，这条小河常常不能将城内的积水快速排出，致使城内的一些地段变成了汪洋泽国。每当这个时候，居民们就会受到伤寒和霍乱的蹂躏。1903年，一位住在成都的法国医生见证了城内一场伤寒的流行。据他说，从官方的统计得知，一个月之内城中死于伤寒的人数就达到了3万。〔36〕

尽管洪水和时疫暴发频仍，肥沃的成都平原作为中国人定居中心的历史却由来已久。唐朝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中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指的就是世世代代以来成都平原的这个名声。但是人们在那里发现的财富和资源却使得他们认为到那里去移民还是值得一搏的，这也就导致了中国许多王朝前仆后继地在此立国。和帝国时代中国其他一些地区一样，成都平原历来的富庶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记载地方上过去建功立业以及灾祸的纪念碑很多，它们都被记入了地方志或写进了诗歌中。一些英雄人物还被塑成雕像进入寺庙中受人祭拜，比如像公元3世纪时的刘备，他是蜀汉王朝的开国君主，以及他的丞相诸葛亮。有许多纪念牌坊则是为那些同样具有高尚道德的平常人而立，例如贞节寡妇，孝子贤孙。成都作为一个王朝都城的历史在历史典籍中记载暧昧不明。但是广为人知的一点就是它还有一个别称：蓉城。蓉是一种木芙蓉。这个名字来自公元950年后蜀时期，那个短命王朝的一个皇帝沿着他的皇城外城墙顶上遍植木芙蓉。〔37〕公元14世纪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他的第十一个儿子在成都市中心下令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从而永久地改变了成都的城市布局。对于这个第十一皇子，朱元璋赐以“蜀王”的称号。明朝时期成都市内到处是皇室的住所，那是各位蜀王为他们的子孙修建的王宫。〔38〕

然而这一切在17世纪后半期全都毁于一旦，成都市已不再是一座城池，人们只有在历史典籍和记忆中才能找到它的名字。其时一个名叫张献忠的人在四川发动了一场起义，反对明王朝的统治。他将成都作为他的指挥部，下令建立他的帝国。他不但没有使四川重新恢复往日的繁荣，反而肆意蹂躏；或许是想以此来迫使他的部队向中国的其他地区开战。张献忠由于无力阻挡新建立的清王朝的满洲军队的挺进，于1647年将成都化为瓦砾，将成都市内的居民或杀或驱赶，这样使得清王朝初期的头几年四川的人口从明末的大约310万猛降到了8万〔39〕。据传，张献忠这样血腥地肆意杀戮之后，写下了一封告白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将他的怨恨刻在了一块石碑上：“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晚清时期，这块“七杀碑”被放在了成都县政府衙门内，并派重兵把守，将其作为成都最为惨烈时日的印记，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一段罪恶霸权的惨痛历史〔40〕

清初的几位皇帝，都胸怀扩张的雄心，鼓励对四川移民，派出总督重建成都〔41〕。17世纪60年代初期重建的城墙，所包围的面积比明朝时期还要稍微大一些。来自中国东部省份的移民如同潮水一般涌来，他们都是受到了这里肥沃的土地以及清政府免除赋税允诺的吸引而来的。到18世纪中期，全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明朝时的水平，而且还在快速地增长。虽然四川省东部18世纪受到白莲教起义的巨大影响，但是却丝毫未曾波及成都平原。而且在19世纪中期，当清政府与太平军在中国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发生激战时，成都平原还逃过了这一劫难。四川再一次成为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盛产稻米、食盐、蔗糖、丝绸和棉花。随着四川省经济的发展，成都也随之繁荣了起来。一位省府的长官于1784年又再次沿着成都的城墙栽种了一圈木芙蓉，也许是将其作为成都新生的一个标志吧。〔42〕

尽管成都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是它的商业却受到交通运输问题的限制。一般来说运输工人从成都到重庆之间步行320公里路程需时12天，而从成都沿着长江更往东走远一些，到万县则需14天，其间路程长达440公里。从成都往重庆若是走水路本应更快一些，但这也只有在夏天长江水位高时方才可行。因此，要去繁荣的江南地区，那里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就须穿过四川东部边界的长江三峡，这是一段极具风险的旅程。这种状况一直到进入20世纪仍然如此。当然大米、食盐，来自西藏的药材和鸦片在19世纪晚期还是大量地走这条水路冒着风险运过来了。商人们通过这种贸易在重庆和川东南的其他城市站稳脚跟富裕起来了。〔43〕

20世纪初期的一个传教士经过观察指着一本遗留下来的《四川移民史册〔44〕》这样说道：“很少有四川人会直接承认他的原籍是四川。”一个对20世纪早期成都人口进行过调查分析的当地人士留下了这份成都市民来源表：

四分之一来自湖南和湖北

二十分之三来自云南和贵州

十分之一来自江西

十分之一来自陕西

十分之一来自江苏和浙江

十分之一来自广东和广西

二十分之一来自山东和河南

二十分之一来自安徽

二十分之一来自福建、甘肃和山西。〔45〕

许多移民到四川的家庭还保持着与他们原籍的联系，教他们孩子说家乡的语言，回到原籍参与祭拜祖宗的仪式，从他们的老家迎娶新娘。〔46〕成都市日益扩大，成了一个大城市，变得更像一个大熔炉，而不再是川地的几个小村落。它的绝大部分居民都说一种通行的四川官话，是属于北京方言的一种变体。祖先的同乡关系似乎不再是构成成都相邻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在事业方面和缔结婚姻关系时它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城内，有一块穆斯林的飞地，很是显眼。它位于明皇城的西边，和它在一起的还有九座在晚清之前就有了的清真寺〔47〕。根据1909年的人口普查，这座城市里面有2615位穆斯林，他们中许多人从事屠宰、制革和餐饮工作〔48〕。20世纪初，一个经过成都的外国游客，对那里的穆斯林居民很感兴趣。他指出有些新近从甘肃省来的穆斯林：“他们中的年长者还抱有对于他们原籍突厥人的记忆。虽然他们很自豪地指出他们来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已经有四十代了，但他们仍然不是中国人。尽管他们血管中突厥人的血液已经不知有多么地稀薄，然而他们仍然回望他们那遥远的血缘之地，骄傲地声称他们不是本地人。”〔49〕成都靠近西藏，这就使得成都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来自平原的农耕者和来自山区、草原的猎人和牧民都在这里进行交易，穆斯林参与其中，从中获利。来自西藏的和四川西部高山地带的人，每年冬季那几个月里都会来这个城市逗留，但他们中很少有人会一年到头地待在这里。

省会城市——成都

19世纪晚期，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它的地位在许多方面是显而易见的。从它的街道的交通布局来看就显示出了这一点。大多数的高官出行，从他们开始步出宽敞的衙门起，城中热闹地段上的行人就必须给他们的仆从随行让道。这些随从人员手举上书他们主人身份地位和德行的牌子，为随后主人的轿子和马队鸣锣开道。城墙内大部分的地方都由政府的办事机构和校场占领。整个城西，约占城墙内面积的五分之一被划分出来，另用围墙分隔，建立了旗营的营地。在晚清时期，该营地里面有大约两万满洲和蒙古的军人以及一些平民。（见地图2）。

就在清王朝控制了中国腹地，并建立政权之后不久，清政府从八旗军各旗中指派士兵，将其分布到整个帝国所有的战略要地。八旗军是由满洲人和一部分蒙古人以及入了旗籍的汉人组成。这些战略要地中大部分是各省的省会城市。在康熙朝的末年，即1718年，在成都设立的旗营（即少城——编者注）就成了清统治者显示军威的一个具体象征，它彰示着清朝统治者已经征服了中国的腹地，并将它的帝国延伸到了中国的西南，进入了西藏。成都的这一支旗营是由1600名士兵组成的正规军，由一位满洲将军统领。军营位于城西部分，另起围墙与汉人住地分隔开来。营地里的街道按照北京旗营的称呼，叫作“胡同”。与成都主城街道呈正方形的布局不同，这个旗营的胡同就像是一片树叶上的叶脉从一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分布出去。在这条主干道的西北端，军营扼守住城市主城墙的西大门。而在主干道的南端，靠近流经全城的那条河边坐落着满洲将军巨大的衙门。这位将军就在这里统领着旗营的全部事务。在他衙门的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被奉若神明的军事英雄的图像。在他院中有一株满树繁花的梅树，据说从康熙朝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它都在这内院中绽放光彩。〔50〕

整个旗营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靠从成都府属下，满布成都平原的十五个县征收得来的禄米赖以为生。原先划拨了成都西边的一块土地给这个旗营，曾经用作牧马场，但很早就被出租给了汉族农民栽种。然而，正像其他省城的旗营一样，这里供给的禄米越来越少，都不足以维持营内居民的开销。到19世纪末，成都的满族和蒙古族居民都已经穷困潦倒，很少有人能维持大家庭的生存。营区，被成都居民叫作少城（年轻的城市），既没有新移民进入，而对里面满族社区人口的增长又加以了限制，它的人口密度，即便加上住在营区围墙内的几千个汉族商人和他们的仆人，也远比城内其他街区的要低得多。

晚清时期参观过旗营的外国人一致对营内的居民抱有轻蔑的看法，说他们是一群“靠政府养活的寄生虫”。身为英国地理学家、官员的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在1883年参观过旗营之后这样报道说：“这个营地里大部分土地上一片绿荫，已经开垦成了菜园，但是叫我疑惑的是，这些趿拉着鞋跟、衣裳不整、一副懒洋洋样子的鞑靼人是否有这个能耐去栽种足够的蔬菜以补充政府发给他们的禄米之不足。”〔51〕而与霍西想法不同的法国医生埃梅-弗郎索瓦·勒让德尔（Aimé -Francois Legendre）倒是较少受到旗人不事生产问题的困惑。他只是不由得要想起营内居民他们那尚武的祖宗，当他们从坟墓中抬身看到他们的子孙，这样把全副身心都放在养他们的宠物——八哥上时会做何感想。他们一定会痛心疾首。〔52〕说实话，虽然他们仍然要进行军事操练，但是旗营的士兵，自从上次有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相当一段时日不见他们的动静了。18世纪时，还有数次看到他们去打苗族人、藏族人和白莲教。然而，自1813年以来，他们则鲜有机会去为朝廷效命。1870年代旗营部队难得有了一次离开营地的机会。一百个士兵被挑选出来带领他们的家小从成都迁移到杭州营地，去重建那个曾被太平军占领和劫掠过的城市。〔53〕成都旗军的大本营虽然躲过了太平军的这场天罚，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腐败和退化，最终未能逃过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机构和有效的军事力量的地位上彻底崩溃瓦解下来的命运。成都旗军中的一些满族人和蒙古族人离开了军营去自谋生路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个在王朝即将崩溃的最后时日成了成都市内最为有名的餐馆老板，专为官方承办招待宴席。他的拿手好菜“满汉全席”一次能宴请多达一千位以上的客人。〔54〕然而大多数留在少城里的旗兵仍然纵情享乐，勉强糊口度日。

到20世纪初年，成都的旗营成了满洲帝国衰败的一个象征。至少当那些外国人在旗营寂静的街道上走过，看到街道两旁那一行行破败不堪的围墙和行将倾圮的营房时，是有这个感受的。然而清帝国官僚机构的余威仍然在成都的其他地方显露。新的政府大楼堂而皇之地立在市中心明王朝皇宫的原址上（见图1.7）。然而，那里不再是彰显皇威的处所，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主要的民用机构的所在地。包括每三年一次考试文职官员，有着一排排小隔间的考棚的贡院，以及一个粮仓和一个造币厂。其他省会权力机构的中心，以及总督及其部属的衙门则占据了城市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些部门所在的街道甚至就借用这些机构的名称来命名

（见地图2）〔55〕，这些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