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流动｜娜拉不能出走会怎样：疫情、流动和家暴

思想市场的“疫论”专题开设“疫论·流动”子栏目，将在这个子栏目中陆续介绍牛津大学的“疫情与流动”论坛上的文章，该论坛是项飙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项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项飙策划与编辑，并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经项飙重新编选后在本栏目刊发中译版。本文编选的两篇文章由涂珈颖翻译。

【项飙按】

疫情下，全球普遍采取了居家隔离。这一措施的一个关键预设是：家里是安全的，家外则可能是危险的。但是对不少人来说，家并不是最安全的，而不能离开家则意味着危险。疫情中的家暴让我们意识到，“逃离”这一流动方式对某些弱势群体来说有多重要。

当然逃离本身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鲁迅预言，娜拉出走只有两个结局：堕落或回来。所以鲁迅强调，我们要像“天津的青皮”（不让步的无赖）一样地不断争取妇女的经济权。在今天的英国和中国，妇女的经济权当然不能和娜拉时代同日而语，而且社会对家暴的援助也在不断增加。逃离者并不必然堕落或回来。但是可能陷入长期的漂游、不稳定、甚至贫困的生活。

有效的逃离，必须要有逃离后的“进入”保障。如果只有逃离，而没有迅速接纳逃离者的体系，那就造成了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者。全球的难民问题，正反映了逃离和接纳的严重不对称。联合国人权宪章规定逃离是一项基本人权，但是进入另一个国家则由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国家可以拒绝接纳。

离开和进入的不对称性，在面临家暴的移民和流动人口身上格外明显。如果一个移民没有合法身份，逃离了家之后，在家之外的公共社会是无法立足的。即使一个人有合法身份，但如果她的合法身份取决于婚姻关系，那么逃离家庭的那一刻，也就立即沦为非法者的身份。此时，她就可能被迫遣送回国——另一个不少人想逃离、需要逃离的“家”。

在中国，出身农村、随夫落户城市、又面临家暴的妇女可能也要面对艰难的选择：不出走，面对的是摧残和危险，出走，意味着回自己农村的家、失去城市户口，甚至失去和孩子的关系。

家内部充满权力关系，家又总是处在更大的权力关系之中。逃离家，往往会触动这些权力关系，引起一个人不断的流动，包括跨国的流动。我们要保护娜拉的出走权，更要增加娜拉的“出走能力”，使她们出走之后有处可去，并且可以迅速稳定下来。

Cathy Mcllwaine（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发展地理学教授）

据报道，自英国下了禁足令以来，全国避难所家暴热线收到的电话数量增加了49％，有16名女性遇害。人们已经认识到，隔离措施可能给处于虐待关系中的女性带来严重和致命的后果。

那么少数族裔女性和/或移民身份不稳定的女性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最近的《遇害女性普查》数据显示，自2009年至2018年，英国有1337名女性被男伴侣杀害，其中16％为外国出生（另有9％来历不确定）。相比较，仅14％的英国人口是外国出生，这表明移民女性遭受家庭凶杀的比率高于英国本地出生的女性。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居住伦敦的巴西女性移民中82%经历过某种类型的性别暴力，其中30％发生在家中，其余的在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和街道。这项研究还表明：总体而言，女性移民（尤其是那些移民身份不稳定，即身份非法或者身份依赖于家人的女性）会遭到普遍的偏见、种族歧视和排斥。当她们在遇到性别暴力，并试图寻求援助时，偏见和排斥尤其明显。鉴于在新冠危机之前，女性移民已经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她们现在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

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女性移民格外脆弱？

我与拉丁美洲女性权利服务组织LAWRS（Latin American Women’s Rights Service 是一个位于伦敦，以拉丁美洲女性为主体的人权、女权组织）的合作研究表明，没有稳定移民身份的女性长期处于恐惧的状态。她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受到威胁。同时，她们害怕警察，也担心没有人相信她们，所以通常不愿寻求社会组织的帮助和其他法律服务。英国普遍排斥移民的社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恐惧。因为“无公共福利权益（NRPF）*”的规定，许多女性在需要帮助时走投无路。

【No Resource to Public Funds “无公共福利权益”是一项针对移民身份居民的条款。英国《1999年移民和庇护法》第115条指出，“受移民管制”的人将无法获得公共资金。这意味着，即使某人拥有英国的居留许可，他也可能无法得到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的许多福利（财政付款），例如住房和收入津贴，儿童、照顾者津贴和伤残津贴。“受移民管制”指拥有某些类型的签证，例如配偶签证、学生签证或有限许可的居留签证、作为定居身份者亲属的无限许可签证、或没有合法居住权的人，例如签证逾期者和无证入境者】

我们主要的调查结果表明，四分之一的女性不敢举报暴力事件，因为她们怕自己被驱逐出境或面临耻辱；她们更害怕孩子会被他人从身边带走。三分之二的女性表示，如果举报虐待行为，肇事者会威胁将其驱逐出境。虐待她们的伴侣总是操纵这种恐惧，进一步施加心理暴力和强制性控制。秘鲁的卡蒂亚（Katia）指出，超过一半的女性认为警察不会相信自己的经历，一半的女性还认为警察会支持犯罪者：

“警察相信我的前伴侣，他们逮捕了我……我的前伴侣事先计划了一切。他一步步利用他所熟知的制度体系，而我却不能。他是英国人。这让我看起来像作案者，但我只是在为我自己辩护。”

这些女性经历了各种类型的性别暴力，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女性在家里遭受了来自亲密伴侣的心理暴力。在经历身体暴力之前，三分之二的女性都遭受过心理暴力。40岁的阿蕾塔（Aretta）来自尼日利亚，她回忆说：“暴力从辱骂开始，后来一切都升级了，上次他打了我。我当时和孩子在一起，但他并不在意。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有女性在尝试举报之前都经历过多次暴力事件。一名社工指出，在向警察举报之前，没有稳定身份的女性移民经历的暴力事件是其他女性的两倍。一般而言，女性在举报前平均经历35起暴力事件，这表明女性移民在向任何人寻求帮助之前经历了多达70起暴力事件。

尽管我们的研究显示，由亲密伴侣造成的家庭心理暴力在女性移民中最为普遍，其他亲属所犯下的虐待行为也不容忽视。印度的拉尼（Rani）提到，家庭奴役影响了许多女性：

“我的丈夫和婆婆一直在控制我，他们把我当作奴隶对待。我必须做所有的工作，但他们从来不满意。他们会把我送回我的国家，并把我的女儿从我这里带走。”

迄今为止的行动和呼吁

3月29日，英国内政部发布了关于“新冠病毒时期：帮助家暴受害者”的具体指南，同时提供了额外的200万英镑以支持家暴热线和在线服务，并发起社交媒体运动＃你不孤单。

然而，避难所和特殊服务受财政紧缩的影响。这意味着女性在封锁期间离开家庭暴力时无处可去。而且，尽管许多服务已经转移到网上，不少组织也反映线上求助的激增，但这对于生活在危险中的女性来说还是不够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一半的女性认为女性服务组织是向警方报告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VAM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最重要的渠道。特殊服务对需要语言和文化支持的女性移民尤其重要。如一位社工所述：

“当女性移民来找我们时，她们舍弃家庭或被家庭、社区舍弃。我们最终成为了她们的家人和她们的社区……她们知道，这是唯一会接受她们而不是评判她们的地方。在这里，她们能认识到自己是谁，了解她们的权利，并被给予发声的机会。”

3月，拉丁美洲女性权利服务组织（LAWRS，同上）和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写了一封公开信，敦促政府关注没有稳定身份的女性移民面临的困难。

他们呼吁：

•停止警局和医疗服务与内政部之间的数据共享（以保证女性在报警和求医时不用考虑会暴露自己的非法身份，面临被遣送的危险）

•终止所有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收费

•废除“无公共福利权益”（NRPF）的条款

•为包括避难所在内的专门组织提供额外的资金

他们还呼吁，在即将出台的《家庭虐待法案》中强调女性移民的困境。随后，他们又写信给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的内阁大臣，呼吁保护无公共福利权益的女性移民，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紧急资金，确保有关机构能在旅馆或其他适当地点安置家暴幸存者。

女性援助组织还呼吁首相制定一项紧急战略，保护妇女和女孩免遭虐待，并确保对移民幸存者的平等保护。在最近的行动呼吁中，索撒尔黑人姐妹会（Southall Black Sisters，成立于1979年，这是一家非营利、没有宗教色彩、强调多样文化包容的组织，旨在解决亚洲和非裔加勒比海女性的需求）要求使用空置的旅馆房间来容纳逃离家庭暴力的女性。多家连锁酒店已对此计划做出响应并且开放，但政府尚未做出回应。4月27日，索撒尔黑姐妹和公法中心向政府提出有法律效应的诉求，认为政府有法律责任提供资金以确保那些逃离虐待家庭的人有安全的住所。

在4月27日，英国议会内政委员会（审查内政部的工作）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和支持包括女性移民在内的家暴幸存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这些呼吁没有得到回应，许多女性将面临死亡和改变她们生活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来自于新冠病毒，更源于性别暴力。也就是说，男性虐待者，而非当前的流行病，才是造成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原因；但是疫情也让我们关注到了女性移民长期所面临的不平等和恐惧。当移民身份不稳定时，她们面临的危险更加严重。这不仅使她们无法在患新冠肺炎时寻求医疗帮助和住院，也难以在亲密伴侣或其他家庭成员虐待她们时寻求帮助。这次的流行病还表明，早前减少女性组织的资金，特别是庇护所的资金，意味着家暴所造成的死亡和其他严重的后果将成为新冠肺炎的另一个遗产。

*本文写于2020年4月28日。需要注意的是，有关政府资助的情况一直在变化。

References

McIlwaine, C. and Evans, Y. (2018) We Can’t Fight in the Dark: Violence Against Brazilian Women and Girls in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London.

McIlwaine, C. Granada, L. and Valenzuela-Oblitas, I. (2019) The Right to be Believed, LAWRS, London.

流动是解决家庭暴力的出路吗？

Vidya Ramachandran（牛津大学移民研究的硕士生）

当我在一线家暴服务组织工作时，我将能自由出行视为理所当然。亲自与服务对象会面使我可以了解更多有关她们的情况。会面通常在办公室，在家，或在半私人的环境中进行。现在想起来，我的工作时间中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了旅途上–挤在地铁车厢，登上公交车，走在郊区的街道，手里拿着吃了一半的三明治。

我必须流动，因为许多服务对象没有相同的权利。众所周知，家暴的受害者经常受到极大的人身控制。对于某些人来说，封锁前与服务组织联系仍然是可能的。一线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地去见服务对象，无论何时何地。对于其他人而言，与外界进行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伦敦遇到过几名女性在设法逃离后，并不知道她们的住所，因为她们已被禁足数年。

封锁和暴力的增加

在封锁时期，当一线组织暂时关闭，基本服务改为远程时，处在家庭暴力下的女性人数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女权主义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将家庭视为暴力场所 (Avni1991)。封锁对家暴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在武汉两个月的封锁期间，有关家暴的求助电话迅速增加。在英国，对家暴服务的需求每天都在增长，许多服务机构不得不联合起来筹集更多资金，以提供远程服务。并且在警方权力不断扩大的时代，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不愿寻求政府的协助。封锁将继续危害女性、儿童、移民、LGBTQ+人群、残疾人以及其他极易遭受家暴侵害的群体。

往哪里去？流动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法

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不移动的毁灭性影响，另一个极端却常常被忽视：那些人们移动过多的经历。对于逃离家暴的人来说，快速、频繁地移动可能成为日常。逃离暴力家庭的女性可能在朋友家过夜，或逃往紧急住所，抑或是在找到任何定居点前到女性避难所中寻求庇护。

不得不一直流动的，不仅有家暴幸存者。在英国，自1999年以来一直受分散政策影响的“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s）有相似的经历（《1999年移民和庇护法》引入了在英国分散寻求庇护者的政策。立法的意图在于，通过将寻求庇护者分散到全国，任何地区都不会独自负担过多）。尽管可以在提出庇护申请后由政府提供住宿，但是她们无法选择住址，通常被转移到全国各地住房过剩的贫困地区。大多数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偏爱居住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而政府则要求減少这两个地方的住房需求。

同样，许多逃离家暴的女性徘徊于英国各地政府之间，因为它们时常拒绝承担提供住房的责任，导致很多人只能在远离原籍的地区找到帮助。英国各地政府刻意保持幸存者与原籍地区的距离，并将此视为保护其安全的必要程序。但这种程序通常与家暴幸存者的想法背道而驰，因为这会使她们远离可以获取支持的社会网络。即使在获得长期住房后，社会住房的私有化、负担不起的租金和不充分的福利也常常意味着幸存者不得不进入被驱逐和贫困的循环。与此同时，她们也早已脱离了所熟悉的社区。因此，珍妮特·鲍斯特德（Janet Bowstead）认为，在英国，妇女儿童逃避家暴的流动其实是一个在国家内部的“性别化强迫移民”（难民）的过程。

对于具有临时或不稳定移民身份的女性移民，情况更加严峻。在“无公共福利权益”的条款下，许多女性大多没有资格获得国家支持。因此，英国的女性移民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决定：留在虐待环境中，或离开并面对贫困。对于许多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依靠慈善机构生活。

虽然幸存者的移动是保护弱势群体免遭暴力侵害的必要举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流动的人们通常成为风险评估、国家预算和住房供应系统下的傀儡。然而，这种快速的移动在新冠时期是不可行的。由于针对家暴的措施非常依赖持续流动，对于许多人来说，获得安全与稳定现在已成为遥不可及的目标。

希望将来事情会不一样

鉴于新冠病毒如此严重地限制流动，我想知道制度上的回应将会在未来几个月中如何变化。一线服务组织已经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它们转向远程服务，并且可能会向幸存者提供更多有效、有意义的支持。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幸存者的行动也受到限制。

当疫情向我们揭示了流动是何等重要时，它也提醒了我们，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大大减少移动。以安全为名义将家暴幸存者不断转移到边远地区的举动，在当前的形势下变得不切实际。如果我们用强迫迁移的角度来看这些移动，便凸显了这些国家措施的不必要性。我们需要改变由风险评估、国家预算和住房供应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以减少有害的流动。也许现在是时候集中精力发展公平的国家福利体系，使所有幸存者都能获得长期的安全与稳定，以及更少的过渡期和痛苦。

References

Avni, Noga. 1991. ‘Battered Wives: The Home as a Total Institution’. Violence and Victims 6(2): 137-149.

Bowstead, Janet. 2016. ‘Women on the move: theorising the geographies of domestic violence journeys in England’. Gender, Place & Culture 24(1): 10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