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完结的《清平乐》，苏轼和载入史册的那一届科考终于亮相

吴钩 文学报

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苏轼、苏辙正式亮相，双双中举。

电视剧《清平乐》演到60集，很多观众苦等已久的苏东坡终于出场！

苏东坡文章写得太好，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大作，为避嫌而压为第二的传奇故事。

苏东坡中进士后有谢座师欧阳修书，欧阳老师盛赞“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成语“出人头地”便由此而来。

意犹未尽的观众，却还剩9集的进度便要结束观看这部剧了，纷纷遗憾留给苏东坡的戏份如此之少。这再次让人想起开播之时，观众送给宋仁宗的一个外号，“巨星制造机”。

文人辈出背后的原因在哪？

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中，作者、宋史学者吴钩认为，宋仁宗开创了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真正做到了皇帝与士大夫臣工共治天下。宋朝为何取得如此高的文化、科技成就？仁宗朝42年当中，为何出现了那么多大人物？吴钩认为就在于宋朝有一套较为先进的政治运作机制。在这套机制之下，皇帝负责任命政府主要的执政大臣，由执政大臣主导帝国大小事务，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这套体制具有明显的分权制衡的特点，既保证了宋朝可以选举出最优秀的宰辅人才，同时又能保证臣工真的做到各司其职。而这套中古时代较为先进的政治体制的真正缔造者，乃是宋仁宗。从这点看，他的功劳不比开国的太祖、太宗小。

许多观众看这部剧仅仅关心其中的朝堂戏，尤其是当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一众文人进入历史舞台的时候。苏氏兄弟中，苏辙的光芒一直被苏轼遮蔽着，但相传宋仁宗看了二苏的殿试文章，退而喜曰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之后，苏轼政途坎坷，苏辙逐渐当上了副宰相， 元祐更化之政，苏辙更是主导者之一。

当时的殿试文章里，苏辙意气风发，文章里直言批评，引起很大争议，不止是仁宗，大臣们也被他骂了一通。最后的最后，宋仁宗还是录用了苏辙，并给了他四等成绩，大家很吃惊。仁宗解释说，我本来就是要筛选敢于直言的人才，现在要是因为人家直言生了气，那才没面子呢，让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

今天夜读，进入历史现场，一代文人在此崛起，值得写入中国千年科举历史的一届考试开始了。

电视剧《清平乐》里的宋仁宗

嘉祐二年正月，万物生发的初春时节，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这是值得写入中国千年科举历史的一届考试，从这届考试开始，流行于仁宗朝历年科场的“太学体”文风终于被欧阳修淘汰掉。

br/>欧阳修绘像（左）及电视剧《清平乐》中的欧阳修

“太学体”是庆历四年朝廷创建太学之后风行一时的科场词赋、策论文体，其特点宋人多有总结：“务为险怪之语”，“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讲人话，犹如时下某些学者以艰涩、怪谲文风写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

“太学体”的兴起与国子监直讲石介的倡导有密切关系，石介看不惯仁宗朝初期流行的华丽文体，在太学讲课时，便有意识引导太学生写文章时使用冷峻、佶屈的文辞，“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

欧阳修崇尚平实、说人话的古文，很不喜欢“太学体”，所以，借着担任嘉祐二年贡举主考官的机会，对“太学体”文风“痛加裁抑”，评卷时候，但凡用“太学体”写的词赋、策论，都给予极低的评分，将擅长写“太学体”文章的考生“黜之几尽”。

到了放榜时，人们发现“时所推誉，皆不在选”，那些“太学体”文章写得得心应手、大家都以为必高中无疑的太学生，几乎都落榜。

落榜的太学生非常愤怒，等欧阳修上朝时，将他围堵在路上，“群聚诋斥之”，开道的街司逻吏都无法制止。不知哪一位考生还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入欧阳修家中，由于是匿名文章，官府也无从追究责任。

当时北宋流行“太学体”和“西昆体”文风，即为早期的八股文章

在落榜诸生中，有一个叫刘几的太学生，深得石介“太学体”之真传，写文章好为“怪崄之语”，平日测试，都得第一名，众学生“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修听说过刘几的名字，对他的文风很不以为然。这次评卷，他看到一名考生的论文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说：“此必刘几也。”提起朱笔，在卷面上大笔一抹，大批“纰缪”。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已实行“封弥制”与“誊录制”。誊录，指考生交上来的答卷全部由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封弥，指送给考官评分的答卷，卷首上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都密封，代之以字号。这样，考官在评卷时，并不知道哪一份答卷出自哪一位考生之手，不容易徇私。欧阳修讨厌刘几的文风，但他也不能确定哪一份答卷是刘几的，只能根据文章的风格、水平作出取舍。

那一次欧阳修没有看走眼，拆封放榜时，那篇被他大批“纰缪”的“太学体”论文，果真是刘几的文章，刘几自然名落孙山。

不过，刘几也是一个才子，自嘉祐二年落榜后，更名刘辉，改攻古文，自是文风大变。嘉祐四年，刘辉再参加贡举礼部试，顺利中榜，进入殿试，殿试考官还是欧阳修。欧阳修阅卷时，看到一位进士的《尧舜性仁赋》，义理、辞章俱佳，忍不住击节叹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发现这位进士原来叫刘辉。有认识刘辉的人告诉欧阳修：“此刘几也，易名矣。”欧阳修“愕然久之”。

后世一些学者相信，那首给欧阳修惹来官司之祸的艳词《望江南》正是刘辉所作，故意托欧阳修之名，意在败坏欧阳修名声，以报复欧阳修。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世传辉既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今观杨杰志辉墓，称其祖母死，虽有诸叔，援古谊以适孙解官承重，又尝买田数百亩，以聚其族而饷给之。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薄之事哉？”

刘辉品行很好，曾乞解官为祖母服孝，购良田赡养贫困族人，这么一个厚道的人会诬陷欧阳修吗？不管刘辉是不是对欧阳修心存芥蒂，也不管嘉祐二年落榜的考生是不是服气，风靡一时的“太学体”经欧阳修力挫，不再独领风骚，诸生文风自此大变。

在嘉祐二年礼部试策论答卷中，有一篇文风与“太学体”大异其趣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引起了点检试卷官梅尧臣的注意。梅尧臣负责第一轮阅卷，对考生答卷作出初步的筛选，然后将入围的答卷交给其他考官作第二轮阅卷。梅尧臣十分赞赏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便把文章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

嘉祐二年正月，苏轼、苏辙登场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点，如果翻译成现代话语，大约就是“论疑罪从无”。文中提到一个典故：“《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文章的辞章、立意都让欧阳修拍案叫绝，只是欧阳修对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说法，却不知出自何典，问梅尧臣：“此出何书？”梅尧臣说：“何须出处！”

欧阳修以为自己一时想不起出处而已，有意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一等。不过，欧阳修又有点怀疑此文可能出自门人曾巩之手，若将门人文章评为第一，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欧阳修考虑再三，将那篇论文列为第二名。

乃至拆封放榜，欧阳修才知道《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一位来自四川眉州的年轻举子，叫作苏轼，虚龄二十二岁。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放榜之后，高中的考生照例要入谢主考官。入谢时，欧阳修便问苏轼,“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回去翻阅《三国志·孔融传》，却一无所得。他日，又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对苏轼的杜撰典故及解释，欧阳修叹服：“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进士科礼部试，一共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试诗赋即考生根据给定的题目与韵脚现场创作若干首诗赋；试论类似于命题作文，按题目写一篇短论；试策，即出题者就时务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试经义则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

苏轼在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为不合格，第二场试论得第二（《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第三场试策成绩未详，第四场试经义得第一。综合四场成绩，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如果不是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很可能会在嘉祐二年落第。如果落第，他的人生命运又将改写。

与苏轼一起出线的进士科考生一共有三百七十三人，他们随后又参加了殿试。嘉祐二年三月初五，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进士。所谓“天子亲试”，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具体评卷的人还是充任考官的士大夫。

三月十一日，殿试唱名放榜，共有三百八十八名进士及第，比礼部试登科进士多了十五人，这十五人是特奏名进士。特奏名，指屡次参加礼部试不中的考生，另造册上奏，特许附试，属于照顾性质。也是从这一届科举开始，宋朝确立了“殿试不落黜”的原则，即凡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进士，原则上都不予落黜，都赐予出身。殿试仅仅是评定名次而已。

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不大，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如：苏轼、苏辙兄弟，与苏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熙丰变法的另一员骨干章惇，是状元章衡之叔，也参加了嘉祐二年进士科考试，但因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两年后，即嘉祐四年，再参加礼部试，高中甲科。可以说，嘉祐二年贡举，群星闪耀，照亮北宋半个世纪的星空。

中国自隋唐始实行科举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历时一千余年，论取士之盛，没有一届科举考试可与嘉祐二年贡举相比拟。

嘉祐二年贡举之所以能遴选出这么多杰出的才俊，除了知贡举欧阳修有伯乐之功，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中的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改革两个部分，其中的科举考试改革在庆历五年叫停：“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所对经义，并如旧制考校”，但教育振兴计划却坚持了下来，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至嘉祐二年，已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等嘉祐二年进士，正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的教育。

(《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书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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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即将完结的《清平乐》，苏轼和载入史册的那一届科考终于亮相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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