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从长期着眼从短期着手形成新的政策组合十分重要

编者按：“马洪智库网上论坛”今年第一期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及对策”。围绕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其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度分析，不但为国家各级政府决策提供顶级专家的智慧和方案，而且还回应社会关切，解答公众疑虑，凝聚抗疫共识，形成抗疫成果。

摘要：这一组合的要点，我们的建议是：2020年全年需要用扩大消费、扩大投资、扩大出口等方面的刺激政策，将经济增长稳定在一定水平，比如3%以上。中国的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只要政策对头，有条件扩大内需。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要加快落实中央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中提出的五个方面的生产要素的改革任务。长期来说，就是形成并完善推动城市化的长效体制机制。城市化既能带动投资，也是增加居民尤其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这两者都会扩大内需。目前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点。而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通常在75%以上，这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经济依然会有比较好的增长。

讨论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困难，因为疫情冲击下整个经济运行轨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经济预测基本上是趋势外推，具有路径依赖性。而目前出现了路径迷失，依靠过去的情况不足以推断未来。我们看到，IMF在短短三个月中对全球经济预测由增长3.3%调整为负的3%，就中国经济而言，市场对中国经济今年表现的从负到正有多种预测，最高值和最低值相差超过6个百分点以上，几乎相当于2019年中国经济GDP的全部增速。由此，在疫情冲击下，因整个经济轨迹在不断变化，使现有预测只能是滚动的，是根据情景、根据形势不断变化而逐月更新和调整的。在这种预测不准的情况下，关注长期影响强于短期变化。

疫情对供给端和需求端都会有冲击

疫情对供给端和需求端都有冲击，短期对需求影响明显，但长期来看，对供给的冲击大于需求。停工、停产、停市，生产的停摆导致宏观经济及其政策的困难。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基础都是建立在总需求上，比如积极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均旨在提高总需求。但抗疫的逻辑与经济增长的逻辑是相悖的。抗疫需要隔断，经济增长则要求互联互通。在不能确保互联互通这一市场运转基础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提高总需求，其强度和力度都不足以对冲停工停产为代表的供给端的萎缩，因此衰退是必然的。尤其是，疫情外生于经济，使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变成被动防御性政策。视疫情变化而亦步亦趋，难以主动调控。长此以往，一旦弹药不足，政策将全部见底，情况就会变得更为复杂。目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基本已经基本见底，利率已经降到零，现在只能靠财政货币化，就是用发钞票的方式支撑财政开支。上述情形既意味着全球联手抗疫尽快切断疫情的冲击，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也意味着，一旦现有的政策工具见底，经济健全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群体免疫模式。未来，全球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与病毒共处、共存的状态，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疫情不仅在短期引领经济、金融的表现，在长期也会引致整个世界经济的机制和格局变化。世界经济范式会发生重要调整，不再是人们传统认识的世界。经济学的逻辑、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政策的着眼点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经济政策应由全面出击转向积极防御

由上，对疫情当前发展态势的评估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注意到以下几点：

第一，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的成就。阶段性的成就是通过动员全国医疗力量支援一个城市。疫情在中国主要是单点暴发，湖北疫情占全国感染人数的82%。韩国大丘和庆安也是单点暴发模式，这两个地区占韩国整个感染人数的86%。由于单点爆发，可以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去扑灭疫情。但其他国家已是多点爆发。纽约感染病例只占美国全国感染病例的23%。多点暴发使即便采用战时体制也无法动员医疗资源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种情况下，疫情持续时间可能长于中国。中国的经验是三个月，而欧美疫情即便从今年三月算起，最乐观的估计至少也要超过三个月。而且即便出现拐点，拐点也不是往下，而是拐平。

第二，从全球情况看，疫情的继发性是大概率事件。第一波发生在中国，第二波是欧美，第三波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继发的疫情对中国的经济的冲击不完全一样。第一波对中国供给端和需求端都有冲击，但对需求的冲击更大。第二波很可能因全球供应链受阻乃至中断而对中国供给端产生更大冲击。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的59%。如果疫情在欧美持续蔓延中国即便复工也因订单不足而销售困难。这不仅会对中国出口而且也会对进口造成重大影响，因此第二季度的困难形势不应低估。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端倪。一季度，中国进出口贸易都在下降中，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度同期下降80.6%，其中货物净出口下降82.4%。如果疫情出现第三波，即扩展到亚非拉其他国家，将对中国能源、农产品、铁矿砂、有色金属等资源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很可能是一波接一波的。

第三，从未来疫情发展趋势看，欧美国家很可能开始进入到群体免疫阶段。从医疗资源配置角度观察，千人床位数是医疗资源和医护人员的配置系数，也表明一国抗疫能力究竟有多大。在20国集团中，2018年千人床位数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大概在11张左右。其次是韩国，第三是德国，中国在20国集团中是第8位，平均4.6张。意大利处于第10位是3.4张，其他国家都少于此数，美国2.9张。20国中床位数最少的是印度0.7张。如果拿20国中位数意大利作为标准来考虑，可以大致看到一个统计学现象。当确诊率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医疗资源就会产生紧张，当确诊率超过人口千分之二，医疗资源就会被挤兑，出现确诊人数死亡率的飙升。欧美的确诊率目前已超过千分之二，其中西班牙最高，接近千分之五，美国也达到千分之二点八。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医疗资源都处于挤兑状态。此时医疗资源的作用已无力防范疫情的蔓延，只能熨平疫情高峰，从而拉长了疫情的持续时间。换言之，经济社会自然进入到群体免疫模式。开始与病毒共处，相互博弈。因此一定要估计到，疫苗不能大规模有效使用之前，疫情就无法扑灭，全球很可能进入自然免疫状态。这意味着，疫情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传统的抗疫方式因成本过高而不可持续。事实上，昨天新加坡突然出现多例感染，并认为疫情会持续18个月，就是个信号。新加坡是热带国家，通常认为疫情是在北温带出现，天气转暖则疫情会减弱。但现在热带国家居然也严重化，再加上现在南半球天气转冷，疫情在南半球扩张，到秋天可能会再转回北半球。对疫情的严重程度不能掉以轻心，要有持久战的准备。

面对这种情况，必须有底线思维，经济政策应由全面出击转向积极防御。在4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一转变，就是从“六稳”转向“六保”，保居民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是底线思维，经济政策立足点不仅要考虑增长（六稳），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保住增长的基础（六保），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减少对社会带来的伤害。

希望政府在“两会”中把经济增长目标确定在3%左右

如果上述分析判断是正确的，我想从长期着眼，由长到短，讨论一下中国经济。

第一，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依然有结构性增长潜力。最重要的表征就是中国城市化率低，而且还有结构性问题。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1%，仍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有1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与此同时，在中国61%城市化率中只有40%是城市户籍人口，还有20%是农民工。理论上说，如果城市化率不超过75%，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结构性增长潜力仍在，经济增长过程就不会结束。更何况中国还有20%的农民工，如果这20%的农民工尽快实现了真正的市民化，短期消费能力将得到释放。因此，以城市化为纲来扩大内需是基本战略选择。尤其是在当下经济全球化面临变局的情况下，外需靠不住，扩大内需更应该摆在第一位。这就是迫切要求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尤其是扩大最终消费的体制机制。

第二，从中期看，要强化风险意识，切实落实“六稳”，尤其是“六保”。六稳和六保的交集是就业。对重点行业、重点人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给予特殊的政策倾斜。可通过加大政府采购，以工代赈，增加公益的岗位等办法综合施策。此外，应该有底线思维，在资源和粮食上做好准备。尤其是粮食安全是基本民生问题，除了应对国际上疫情的变化给粮食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不误农时，把该耕作的土地都耕作起来，在此基础上，完善粮食供应和储备体制。

第三，从短期看，IMF预测，全球经济中只有两个国家经济增长为正。中国增长1.2%，印度增长1.9%，对其他国家预测值均为负。由于疫情始终变化之中，所有的短期预测也会变动，从而不能做为决策的依据。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稳定的增长目标却非常重要。我们希望政府在两会中把经济增长目标确定在3%左右。这不仅有利于稳定预期，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有三个理由。

一是，如果经济增长低于某一水平，则就业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从过去的经验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创造200万个的就业机会，GDP下降一个百分点则会带来400万人就业困难。所以，一个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就业而言意义重大。

二是，这也是逆周期调控的需要。昨天财政部发布数字，一季度财政收入下降13%。如果要缓解小微企业的困难，缓解失业压力需要有更大力度的财政支持。以往的经验表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财政收入是很困难的，进而限制了财政支出能力。

三是，这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核心是杠杆率过高。降低杠杆率除了减少负债，最重要是提高资本。宏观杠杆率是GDP和负债的比，提高GDP就有利于降低杠杆率。

综上所述，从长期着眼从短期着手形成新的政策组合十分重要，。这一组合的要点，我们的建议是：2020年全年需要用扩大消费、扩大投资、扩大出口等方面的刺激政策，将经济增长稳定在一定水平，比如3%以上。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只要政策对头，有条件扩大内需。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应当尽快启动改革。以要素市场化为导向，加快落实这次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提出的五个方面的生产要素的改革任务。尤其是涉及十四五前半期基本形成体制和机制。长期来说，就是形成并完善推动城市化的长效体制机制。以往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既能带动投资，也是增加居民尤其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这两者都会扩大内需。目前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点。而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通常在75%以上，这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经济依然会有比较好的增长。简言之，城市化既是中国居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应坚持不懈地加以推进，形成和完善支持城市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作者简介：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马洪基金会 2020-05-12）

责任编缉：祁国燕

原标题：《曹远征：从长期着眼从短期着手形成新的政策组合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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