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出瓦格纳曲目后，收到以色列议会的“问候”

原创 萨义德 理想国imaginist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在跟随这位老师学习了八年钢琴的郎朗心中，“他是音乐帝王级别的音乐家、音乐战士。”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音乐家：出生于阿根廷，在以色列长大，持三国护照，熟练掌握七门语言，与巴勒斯坦裔大师爱德华·萨义德共同创办西东合集管弦乐团，这些让他的艺术作品与政治立场格外引人关注。

2001年，带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返乡的巴伦博伊姆，在正式演出曲目结束后，回身问台下的观众：“你们想不想听瓦格纳？”在一段时间的争吵过后，90%的观众选择留下来，“那段演出赢得了在场大约两千八百位听众的热烈掌声”，而后他就收到了来自以色列议会的“问候”。

“我热爱我的国家，我为同胞不该遭遇却曾经承受的苦难不平，但是音乐家的音乐和音乐家本人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我们因人废言，只会导致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铭记，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仇恨。”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以色列方面如何看待（瓦格纳），而是纳粹和希特勒看待瓦格纳的方式，造成许多人对瓦格纳根深蒂固的偏见。终有一天，我们会需要重新看待这一切。”

当现实政治复杂难辨，应当如何去看待那些被视为禁忌的“他者”？“瓦格纳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与“瓦格纳是一个可憎的人”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色列禁演瓦格纳的音乐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但当面对越来越难以让争论双方展开讨论的环境，这篇文章或许能给予一些启发：要怎样去对待那些“不喜欢”的东西？作为巴伦博伊姆的挚友，萨义德写下《巴伦博伊姆与“瓦格纳禁忌”》讨论此事，文章收录于他的古典乐评集《音乐的极境》。

当一位以色列音乐生活中的核心人物

演奏了瓦格纳的音乐

近来以色列再出事端，这一回触犯了众怒，引发轩然大波，事件本身值得密切关注。我指的是钢琴家兼指挥家巴伦博伊姆7月7日在以色列的那场演出，曲目是瓦格纳某歌剧的管弦乐选段。事先声明，巴伦博伊姆是我的知交，自事件以来，他备受批评、咒骂，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规劝，只因瓦格纳既是伟大的作曲家，又是恶名昭彰的反犹分子(的确惹人憎恶)。

瓦格纳死后多年，世人依然清晰地记得他是希特勒最偏爱的作曲家，每每提到他，便要联想到纳粹政权以及数百万犹太人，以及其他被那个政权消灭的“劣等”民族的可怕遭遇，确乎也是相当有道理的联想。

迄今为止，虽然当地电台偶有播放瓦格纳的音乐，商店也售卖他的音乐录音，但在正式场合，以色列从来都禁止公开演出瓦格纳的音乐。基于某些原因，在众多以色列犹太人心中，厚重、繁复、在音乐界影响极大的瓦格纳音乐象征着德国反犹主义的恐怖行径。

我应当继续补充，甚至对许多非犹太欧洲人，基于同样的理由，瓦格纳也只是勉强可以接受，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过的国家。他有些音乐听来浮夸，太过“日耳曼风”(虽然该形容词绝对是用错了的)，由于他只专注于歌剧创作，作品总是以大压人，所深切关注的话题无非日耳曼的过去、神话、传统与成就，加上瓦格纳以不厌其烦、累赘冗长、口气傲慢自大的文章推广他那些关于劣等种族、崇高(日耳曼)英雄的可疑观念，很难令人接受，更别说喜欢或敬佩。

虽有这些纷扰，但在剧场、音乐领域，他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天才，他为整个歌剧观念带来革命；他全面改造了调性音乐体系；他贡献了十部伟大的杰作，这十部歌剧至今依然是西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留给世人的挑战，不止针对以色列犹太人，更是我们所有人都要直面的挑战——如何演绎他的音乐同时保有敬佩，将音乐与他可恶的文章以及纳粹对他的利用加以区分。

巴伦博伊姆经常指出，瓦格纳歌剧没有一部使用直接反犹的素材；更挑明了说，他仇视并且在小册子里谈论犹太人，但他的歌剧里并不存在犹太人或犹太角色。多有评论指谪瓦格纳歌剧里若干角色带有“反犹色彩”，称作曲家以鄙蔑、嘲笑的手法描绘这些人物便是罪证：然而，这类指控充其量是诋毁，根本不构成“反犹”的实例。

只不过，那个时代对犹太人的丑化十分常见，而在瓦格纳唯一一部喜歌剧《纽伦堡名歌手》中，那位以嘲弄笔法刻画的角色贝克梅瑟的确非常类似丑陋的犹太人形象。不过，贝克梅瑟在那部歌剧里被描述为德国基督徒，可以确定并不是犹太人。显然，在瓦格纳心中，对现实世界里的犹太人与他音乐里的犹太人有明确的区分，他在文章里滔滔不绝地谈论前者，在音乐里却绝口不提他们。

总而言之，以色列民众一致赞同禁演瓦格纳，直到2001年7月7日这一天。巴伦博伊姆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同时身兼柏林国家歌剧院总监，他带领乐团及歌剧院于以色列地区巡演，依计划在耶路撒冷连演三场音乐会。7月7日那场音乐会原本排定瓦格纳歌剧《女武神》第一幕，后应以色列音乐节总监要求变更曲目。当初是音乐节邀请德国乐团与巴伦博伊姆来访，客随主便，巴伦博伊姆便也欣然接受。

巴伦博伊姆将当日曲目改为舒曼与斯特拉文斯基，演出既毕，他转身面向观众，提议演奏一小段《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作为加演。他邀请大家讨论，观众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最后，巴伦博伊姆决定演奏该乐段，同时建议那些觉得受到冒犯的人可以提前离场，有些人真的起身离去。大体上，那段演出赢得了在场大约两千八百位听众的热烈掌声，而且我确信乐团表现极佳。

然而之后，对巴伦博伊姆的攻击持续进行着。7月25日，以色列报纸报道称，以色列国国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敦促以色列的文化团体集体抵制这位指挥，直到他公开致歉......以惩罚他在以色列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事件中演出希特勒最心爱作曲家的音乐”。文化部及其他政要、名流对巴伦博伊姆的抨击流于恶毒，尽管他在阿根廷出生并度过童年，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成长，上希伯来学校，随身带着阿根廷与以色列护照。

此外，他历来被视作重要的以色列文化名片，多年来一直是以色列音乐生活的核心人物，虽然他的青少年时期多数时间在欧洲与美国生活，而非以色列。这是工作之故，工作使他在以色列境外赢得许多更重要的机会。毕竟，他在柏林、巴黎、伦敦、维也纳、萨尔茨堡、拜罗伊特、纽约、芝加哥、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指挥、演奏钢琴，定居何地向来是次要问题。下文将会说到，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化、甚至打破常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巴伦博伊姆在瓦格纳事件中成为众矢之的原因。

巴伦博伊姆与萨义德

“艺术是一回事，政治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立场

但他也是一个复杂的人，这也解释了何以他的作为会引发激愤。一切社会皆由占绝大多数的一般公民(人们跟从主流行为模式)与数量极有限的少数派构成，后者由于其才华与独立的倾向而非常“不一般”，在许多方面对温驯的多数构成挑战，甚至是冒犯。当温驯的大多数想以其观点削减、简化、规范复杂而不遵循常规的少数派时，问题就发生了。

冲突无可避免——大多数人不容易宽容一个与他们明显不同，比他们有才华、有原创力的人——必然引发多数派的愤怒与非理性。看看雅典人怎么对待苏格拉底的，因为他是天才，他教导年轻人独立思考、带着存疑之心思考，他被判死刑。

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把斯宾诺莎逐出教会，因为他们受不了他的观念。伽利略被教会惩罚，哈拉智因为他的洞识被钉十字架。凡此种种，古已有之。巴伦博伊姆极有天赋、与众不同，他多次越界，多次违反以色列赖以维系的禁忌。他到底哪里犯忌、如何犯忌，需有一番细述。

在音乐上，巴伦博伊姆绝对是非同凡响的天才，这一点无需赘述。伟大独奏家与指挥家需要的天资，他一应俱全——完美的记忆力，技巧娴熟甚至可以用绝妙精彩来形容，在公众面前台风上乘、引人入胜，最重要的是，他热爱他所做的事。

音乐上，没有他不懂的，也没有他难以精通的，一切做来皆驾轻就熟。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当今在世音乐家们无人不承认。他的性格形成期先是在讲西班牙语的阿根廷度过，随后又在说希伯来语的以色列生活，因此，他已不能简单地归类为阿根廷人或以色列人。

自青少年后期，巴伦博伊姆便不再定居以色列，他偏爱欧洲、美国更国际化的、文化上也比较有意思的气氛。如上所述，在这两处地方，他担任音乐界里两个声望顶级的职位，一是美国无可争议的最佳管弦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另一个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古老的歌剧院之一——柏林国家歌剧院的总监。同时，他坚持自己的钢琴家演奏事业。

显然，马不停蹄的生活、拥有如此广泛的声名，并非因为谨守一般人设定的标准，一味地在循规蹈矩的路上勤奋刻苦；正好相反，对常规与藩篱的反抗与挑战才是成就巴伦博伊姆的原因。非凡之人莫不如此，他的生活境界必须超越一般资产阶级社会的俗约。在艺术与科学领域，极少重要成就得自于对社会、政治生活固有、现有限制的服从或遵循。

但事情还有更复杂的一面。由于常年出门在外，又富有语言天赋(可以流利地使用七种语言)，巴伦博伊姆可谓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以至于一年中，他停留在以色列的时间不过短短数日，大多数时间只能依靠电话、报纸与以色列保持关联。另外，他旅居海外，不只住在美国和英国，也住德国，如今他待在德国的时间最长。许多犹太人至今认为德国是最邪恶、最反犹的代表。我们可以想象，对他们而言，巴伦博伊姆住在那里，是可忍，孰不可忍。况且他属意演出的音乐是古典的德奥曲目(这一点，他跟随20世纪最伟大的德国指挥家富特文格勒，富特文格勒的政治角色也相当复杂)，而瓦格纳的歌剧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

富特文格勒（1886-195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

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当然没有问题，也是一位古典音乐家可想而知会专注的领域：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布鲁克纳、马勒、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的伟大作品尽在其中，另外，当然还要加上巴伦博伊姆本人十分擅长的许多法国、俄罗斯、西班牙作品。不过，占据核心的奥地利与德国音乐对于某些以色列哲学家、艺术家构成重大障碍，尤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此风更盛。与巴伦博伊姆亦师亦友的伟大钢琴家鲁宾斯坦，永远拒绝到德国弹琴，他常说，置身于一个屠杀了他如此多同胞的国家，情何以堪。

因此，原本对巴伦博伊姆心怀景仰的以色列人，得知他居住在“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心中早有疏远之感。许多犹太人认为柏林今天仍然带着第三帝国的邪恶标记。

旁人尽可以说，心胸要宽大，别忘了，艺术是一回事，政治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际上，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立场，绝大多数艺术家以及我们最敬重的音乐家也鄙斥这样的立场。所有伟大的音乐家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性，有很强烈的政治观念，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有些观点似乎理应受到批判，比如早期的贝多芬称颂拿破仑为伟大的征服者，德彪西则是法国右翼民族主义者。海顿受雇于艾斯特哈兹公爵，卑屈如奴；就连天才中最伟大的天才巴赫，也经常在一个大主教或公爵的宴席上赔笑，在宫廷里奉承逢迎。

今天我们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因为那个时代已经有点久远，比起卡莱尔1860年代写的种族主义小册子，它们并不会令我们那么不舒服。不过，另外有两个因素也值得考虑。

第一，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语言不同：音符的指涉意涵并非固定不变，而语言的字词则表示特定的意思，比如“猫”、“马”。

第二，音乐大体上是超越国族的；能超越国界、国籍或语言。你不必懂德文，也能欣赏莫扎特，你不必是法国人，也能读懂柏辽兹的乐谱。你必须懂音乐，音乐是一种非常专门的、必须辛苦培养的技巧，完全不同于历史或文学等学科。不过我也必须指出，你必须明白个别音乐作品的来龙去脉与传统，才能真正了解并加以诠释。音乐在某些方面类似代数，但也不尽然，瓦格纳便是例证。

“无知”不是一个民族应该采取的政治策略

人人都需要去了解被列为禁忌的“他者”

如果瓦格纳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作曲家，或者，如果他总是安静地独自工作、沉默寡言，那么，或许他的种种矛盾比较能为人所接受和容忍。但他总是滔滔不绝，向全欧洲抛售他的宣告、计划、音乐，所有一切都气势磅礴地涌来，一切创意与创作皆是用以打造比其他任何作曲家都更令人印象深刻、更有震撼力、更摄人心魄的音乐。所有作品的中心，站着那个只顾自己，甚至是自恋的自我，并且他认为他的自我就是日耳曼民族灵魂、其命运以及其特权的具体化表达。

此处明显不是讨论瓦格纳作品的地方，但我必须指出以下事实：他以招惹争议为乐，他需索别人的注意力，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德国和他自己，并且，他以极端革命性的方式构思这两者。他的目标是实现新音乐、新艺术、新美学，体现贝多芬与歌德的美学传统，并且以全新、全面的综合建构手法超越传统。艺术史上没有谁比他招致更多关注、更多文字、更多评论与阐释。瓦格纳对纳粹是现成可用的材料，但——别忘了这一点——另有些音乐家把瓦格纳当英雄和伟大的天才来欢迎，他们知道他的贡献彻底改变了西方音乐的进程。

他在世之时，小镇拜罗伊特拥有一座特别的歌剧院，几乎是一座神殿，专为他与他的歌剧打造。至今，一年一度的拜罗伊特音乐节仍在这里上演，并只演瓦格纳的音乐。拜罗伊特与瓦格纳家族颇受希特勒喜爱，另有一枝节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拜罗伊特音乐节仍由瓦格纳的孙子沃尔夫冈管控，而巴伦博伊姆过去二十年来定期在那里指挥。

拜罗伊特音乐节宣传海报

不止如此，巴伦博伊姆显然是一位推翻障碍、穿越界限、进入禁忌或禁区的艺术家。这未必就使他变成十足的政客，但他并不避讳自己对于以色列占领西岸的不快，甚至早在1989年成为第一个自愿免费在西岸比尔泽特大学开音乐会的以色列人。过去三年(头两年在魏玛，今年在芝加哥)，他募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青年音乐家共同演奏，大胆尝试超越政治与冲突，进入完全非政治的艺术：一同诠释音乐。他显然着迷于“他者”，且断然拒绝“不知胜于知”的非理性立场。

我同意他的见解：“无知”不是一个民族应该采取的政治策略，人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被列为禁忌的“他者”。能够这么想的人不多，但是，对我，以及越来越多人，这是唯一理性的、可以将彼此相互关联的立场。该立场无损于你对正义的维护、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也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抛弃你的认同，更不是要你对现实政治视而不见。

这个立场的意思是，公民之道是理性、理解、知性分析，而不是组织、鼓励原教旨主义派那种集体激情。长久以来，我自己一直坚守着这些信念，巴伦博伊姆与我虽有分歧，但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是朋友。

诸如瓦格纳的话题是复杂的现象，对它全盘拒绝，加以彻底的、非理性的谴责，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是不理性的做法，追根究底，是不可接受的做法。一如我们阿拉伯人这么多年来采取的愚蠢、虚耗政策，固执地使用“犹太复国主义派”等字眼，完全拒绝了解、分析以色列及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因为我们非否认他们的存在不可，因为他们是造成巴勒斯坦人苦难的罪魁祸首。

历史是流动的，如果我们指望以色列的犹太人不拿他们在纳粹手里遭受的浩劫来开脱他们对巴勒斯坦民族的侵害，那么我们也必须超越各种愚蠢的做法，别说什么那场浩劫是没有的事，别说以色列男女老幼全都注定和我们永世敌对。

历史不会冻结在某一个时间点，历史里没有不变的事，历史里没有超越理智、无法理解、无法分析的事。政客尽可随兴胡诌、任意妄为，职业煽动家亦然，但知识分子、艺术家、自由的公民永远应该保有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可以提出质疑、异见，甚至向“多数派专制”提出挑战，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尽一己之力促进人类的启蒙与自由。

不应该将这种信念草率地归结为“西方舶来品”，并且就此认为，不适用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也不适用于犹太人的社会和传统。这是我所知道的每个传统里都能找到的普遍价值。任何社会都有义与不义、知与无知、自由与压迫之间的冲突，重要的不是人家告诉你要属于哪一方，你就属于哪一方，而是审慎地抉择，并就每一个特定的情况做出公正的判断。

教育的目的不是累积事实、记诵“正确”答案，而是学会独立地做批判性思考，独立地去了解事物的意义。关于以色列、瓦格纳与巴伦博伊姆这件事，单纯将这位指挥家打成机会主义者或麻木不仁的冒进者，未免太容易。

瓦格纳雕像

其一，瓦格纳是伟大的艺术家

其二，瓦格纳是可憎的人

同样地，说瓦格纳是恐怖之人，满脑子都是反动思想，无论他的音乐有多美妙，都是难容于世的，因为他的音乐和他的文章一样带着毒。这样的说法，也未免太过简化问题。这其中的推理过程在哪里？这结论怎么来的？如何证明他的音乐有毒？如果用作家、音乐家、诗人、画家的道德行为去评断他们的艺术，最终幸存的会有几个？一旦启动审查程序，推论便可以源源不断地被生成。

我倒认为，我们有责任运用心智，分析瓦格纳在以色列这样复杂的现象，指出罪恶何在，艺术何在。或者，另举一例，关于今天的非洲要怎么读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才华横溢的尼日利亚小说家阿契贝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加以分析，很有借鉴意义。成熟的心智理应有能力兼容两个彼此矛盾的事实：其一，瓦格纳是伟大的艺术家；其二，瓦格纳是可憎的人。这两个事实同样成立，我们取其一，就必须兼取其二。

是不是因此就说我们不应该听瓦格纳的音乐？断断不是，一个人如果仍为瓦格纳与犹太浩劫的联想而烦恼，那么他不必硬逼自己去听瓦格纳，更不可以将罪责强加在瓦格纳身上。我想说的是，对艺术抱持开放的心灵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说，艺术家不道德或邪恶的行为可以免受道德评断，而是说，艺术家的作品不能单单只受到道德评断，并因此被禁锢。

最后有一点，同样可以拿来比拟阿拉伯世界的处境，也值得提出来探讨。一年前，以色列国会有一场激烈的辩论，主题是应不应该容许以色列中学生选择阅读达尔维什。该议题招受猛烈抨击，我们很多人说，此事件足以证明正统的犹太复国主义成见有多深，心胸有多封闭。以色列青少年阅读一位重要的巴勒斯坦作家是有益之事，很多人说禁止阅读这件事没有道理，你永远无法隐藏历史和现实，在教育课程的设置上不应该有此类思想审查的介入。

瓦格纳的音乐是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不可否认，他的音乐与理念令人产生恐怖的联想，一旦作曲家的形象在人们脑中幻化为纳粹现成的武器，一切关联必定成为真实、痛彻心扉的创伤。然而，由于瓦格纳在音乐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种封锁收效甚微。

即便巴伦博伊姆7月7日在以色列不演奏他的音乐，之后不久也会有别人做这件事。复杂的现实永远不可能甘于“被封锁”。因此，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瓦格纳现象，而不是讨论要不要承认这现象的存在，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是不恰当、不充分的反应。

让我们换一个视角，从阿拉伯的语境看待问题：以色列非法占领一个民族的土地长达三十四年，至今每天对这个民族施行集体惩罚与谋杀。但是，反对与以色列邦交“正常化”的运动似乎比解决既有问题更迫切，更是一种挑战。事实上，阿拉伯人划清界限的运动与以色列将巴勒斯坦的诗歌、瓦格纳列为禁忌，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我们的难题是，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和以色列在经济、政治领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一些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想方设法全面禁止和以色列接触。禁止“正常化”运动，缺乏自圆其说的根据，因为其存在的前提理由是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可是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也未曾因为这个运动的开展而有所缓解，换句话说，反“正常化邦交”并没有解决实际存在的灾难：试问，反正常化的手段保障了几个巴勒斯坦家园不被拆毁？又有几个巴勒斯坦大学因为反正常化运动的开展而能够好好教育学生？一个也没有。

我有一段话就是基于此现状而说的：一位杰出的埃及知识分子来到巴勒斯坦，教书、发表一场演说，或到诊所做义工，借以表达他与巴勒斯坦同志们团结一心，都强过坐在家里策划防止别人进入巴勒斯坦。全面反正常化、被动地画地自限并不是无权力者的有效武器：象征价值不高，实际效果则是消极、负面的。弱者成功的武器——例如印度、美国南方、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向来是主动，甚至带有侵略性的。

重要的是造成权力压迫者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上不安、出现弱点。自杀炸弹无法获得这样的效果，反正常化亦然；在南非的解放斗争中，反正常化的做法包括抵制访问南非的学术界人士，以及林林总总其他手段的综合运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必须尽可能用上一切可用的手段来穿透以色列人的意识。对以色列观众说话，写信给他们，打破他们对我们的禁忌。恐惧是引发关于阅读巴勒斯坦文学辩论的根源，他们害怕原先被集体记忆所压制的魔鬼再度被释放出来。

犹太复国主义想尽办法排斥非犹太人，而我们，作为对立面，则不加选择地抵制他们的一切，连“以色列”一词也抵制。实际上这种行径无益于瓦解“对手”的计划，反而是帮助、确保了对方排斥立场的稳固性。

这就是为什么巴伦博伊姆演出瓦格纳，对许多仍然感受反犹屠杀之痛的人而言虽痛苦却有益的原因，使哀悼可以有新的去处，把哀悼推向新的阶段、新的境界：走向生命本身的存在，生命必须往前走，不能冻结在过去之中。

我或许没有掌握到这些复杂问题的所有微妙意涵，但重点是，禁忌与禁令不利于形成批判性的理解以及解放的经验，你不能用这样的禁忌、禁令来主宰真实生活。批判性的理解与解放的经验应该永远居于最高优先。无知和规避不可能是当下的适当指南。

原标题：《他演出瓦格纳曲目后，收到以色列议会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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