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疫线｜乌干达主流媒体眼中的疫情与中非关系

随着亚洲及欧美地区国家逐步重启经济，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非洲，对这个本就饱受疾病困扰的地区充满担忧。

东非国家乌干达拥有4000多万人口，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人员往来密切。2020年3月22日乌干达报道了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截至5月12日，累计确诊122例，死亡0例，康复55例，共有861人解除了隔离。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大语境下，乌干达主流纸媒的报道提供了一种海外视角，他们如何看待疫情、中国乃至中乌及中非关系。

《新愿景报》（New Vision）和《每日监督报》（Daily Monitor）是乌干达最具影响力的两家英语日报。根据南非媒体发行审查局2019年第四季度发布的乌干达媒体发行量调查显示，《新愿景报》日发行量为27,636份，《每日监督报》日发行量为16,169份。

笔者整理了2020年1月28日至4月27日期间两家日报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共计110条。根据报道内容和对象可分为：非洲以外国际疫情报道52条、非洲疫情报道27条、乌干达国内疫情报道16条、13条对国际最严重地区/国家和非洲最严重地区/国家的疫情通报、10条疫情相关研究信息，以及5条关于疫情下的在华非洲群体。需要明确，这些分类并不互斥，笔者尽力做到全面，但整理可能存在疏漏。

4月22日，在乌干达坎帕拉，乌干达纳谷鲁中乌友好医院医疗专家与中国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防疫专家举行视频会议。  新华社 图

国际疫情报道：高度关注中美，学习全球防疫措施

以3月10日为分界点，此前的国际疫情报道基本聚焦中国，之后关注点则逐渐转至欧美。

乌干达媒体十分关注中国在疫情中的应对措施，包括延长春节假期、武汉封城、全国性调配人员及物资支援武汉，以及建立应急医院等。对中国疫情变化情况的报道也较为全面，从初期医疗资源的紧张状况到武汉解封。

他们还关注中国在国际抗疫中的角色及中美在疫情期间的互动。例如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上的四点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助，以及美国将矛头指向“武汉实验室”后中国的回应等。

对于全球疫情，两家媒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美国，例如美国政府对疫情态度的转变，美国黑人社区疫情相对严重，逐步重启经济的讨论以及美国民众抗议隔离令等。

除了对全球主要疫情地区/国家的疫情通报，这些新闻重点介绍了几个国家的防疫政策及效果。比如，称赞印度政府维持社交距离、禁止公众集会、全面封城等措施，报道了新西兰政府牺牲旅游经济，严格抗击疫情，并保持透明，公开谴责违规政府官员的做法；越南疫情初期依赖科技平台，在政府与民众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以及德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快速反应等。

结合乌干达对国内抗疫措施的讨论，这种带有明显正面评价的报道其实体现了乌干达自身的政策倾向，颇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识。例如，对越南抗疫措施的报道重点强调了这些措施“预算友好”，即用较少的预算起效。此外，几乎所有报道都着重强调了政府的迅速反应，这也与乌干达国内对防疫预算和政府应对效率的讨论相呼应。

值得一提的是，一则报道专门列举了全球多位国家/地区的女性领导人在抗疫当中的卓越表现，并赞赏了乌干达国内身处抗疫前线的女性政府工作人员。

非洲疫情报道：探讨非洲形势，忧虑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社会影响

对非洲疫情的报道关注非洲的特殊性，也有报道讨论如何寻找适合非洲的抗疫策略。

2月29日尚处非洲疫情初期，有长篇报道分析为何当时非洲只有很少的确诊案例。报道指出疫情的“窗口期”给非洲留出了时间做好准备，并谈及非洲在应对埃博拉病毒时留下了宝贵经验。

此后，非洲疫情升级，特别是南非、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喀麦隆，以及加纳。各国相继出台了严格的抗疫政策，但非洲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特别是病毒检测能力不足，民众十分担忧。

有报道指出，疫情初期只有南非和塞内加尔有具备检测能力的实验室，虽然此后47个撒哈拉以南国家中，29个都在极短时间内建起了实验室，但缺乏检测试剂依然限制了非洲的检测能力。同时，也有报道关注了马云和阿里巴巴捐赠给非洲的检测设备及防护设备。

有报道指出，在发达国家纷纷强调呼吸机的重要性时，非洲医疗系统中“氧气供给的不足”却被忽略了。比如，尼日利亚是非洲范围内肺炎（非新冠肺炎）最为高发的国家之一，只有10%的患病儿童可以得到治疗所需的氧气，供氧设备严重不足。报道认为，“把关注度完全放在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呼吸机上，这对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是个错误。”

无论确诊还是死亡案例，非洲各国的数字相较于其他疫情重点国家都较小，但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下，“次生危害”更为严重。两家媒体都报道了可能的饥荒和债务危机，社交隔离和封城措施可能破坏原本脆弱的粮食分配渠道和市场机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此次疫情将导致非洲部分国家遭遇粮食短缺，高风险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和尼日利亚。不少非洲国家已经开始粮食救助计划。

4月初，肯尼亚发生了因领取食物救助而造成的踩踏事件，警察投射了催泪弹并有人员受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公开谴责偷盗贫困人口救济食物包的行为。有报道认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居家隔离可能会让民众在疾病与饥饿间做选择。

据预测，疫情将使非洲经济遭遇25年以来的首次倒退，对于国际债务严重的非洲国家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G20峰会上已经决议暂缓贫困国家的债务支付，但一些国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债务减免和援助的力度。

国内疫情及海外非洲人报道：各种声音的汇集

疫情初期，媒体报道了乌干达国内医务人员对于政府投入的质疑，前者担忧医疗物资准备不足，呼吁政府加大投入。穆塞韦尼政府则表示，此前专门划拨了250亿先令（约合465万人民币）预算，足以应对疫情。

随着疫情发展，乌干达在3040亿先令（约合5657万人民币）的补充预算中给卫生部划拨125亿先令（约合232万人民币）。目前，乌干达国内疫情整体较为平稳，未出现死亡病例，已有逾一半的病例治愈出院。

值得一提的是，乌干达政府还与社区积极合作，确保所有治愈离院的患者回到社区后不会受到歧视，社区能够提供其他相关支持。

媒体还关注疫情下的在华乌干达人。有滞留武汉的乌干达留学生曾在网上求助，表示缺少生活物资，71名武汉大学的乌干达留学生中有65人的家长集体请愿，请求政府帮助撤离。

4月，国际媒体关注在华的非洲群体。4月14日至20日，两家纸媒分别刊登了五篇长篇报道。其中三篇为政府方面的声明，分别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郑竹强，和乌干达外交部长Sam Kutesa。官方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对外籍人士一视同仁，所有在华外国人都必须遵守防疫政策。声明表示乌干达在华人员全部安全，但由于疫情影响，一些商人不得不滞留中国，因此出现签证过期的情况。

另有一篇评论指出，对非洲人进行检测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境外输入病例，截至4月9日，广州共有114例境外输入病例，其中16例来自非洲。文章还指出，广州市政府已经出台“紧急救助”措施，社交媒体上谈及的“流落街头者”是签证过期或无力支付房租的人。

但另一篇报道则态度激烈，认为这些摩擦暴露了中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同时认为中国的核酸检测方法具有争议，中非经济联系使得非洲国家政府保持沉默。该报道还使用了COVID-19“来源于”（originated from）中国而不是“最先爆发于”（first emerged out of）中国这样的偏颇表述。

结语

此次疫情中，《新愿景报》和《每日监督报》两家乌干达最具影响力的纸媒都立足本国，放眼国际，关注疫情在全球的发展态势，积极了解他国的防疫政策，并能根据自身情况探讨适合乌干达乃至整个非洲的疫情防控措施。

谈及中国，除了关注中国的疫情情况和防控措施，也关注在华乌干达人的境遇，同时他们认同中国企业为乌干达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这些报道折射出不同人群的态度，舆情存在复杂性。

媒体不断影响着个人倾向，个体也通过不同媒介表达自己的偏好和观念。在个人与媒体互相形塑的时代，了解“他人”所接受和发出的信息可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梳理，笔者认为，任何沟通的前提是理解对方所处的语境。

疫情仍未结束，非洲仍然面临艰巨的抗疫形势以及各种次生灾害，中国也依然谨慎地防控着境外输入和可能的疫情反复。这场持久战对中乌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蕴含着对话及合作的可能。

(作者邹雨君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宫智武系创造太阳能源服务(青岛)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常驻乌干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