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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合作“蜜月”已至？广东浙江引入高等教育资源力度最大

陈彬/中国科学报

2020-05-12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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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6日，对于安徽省天长市来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这一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下简称“南信大”）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区动工仪式在该市举行，这标志着这座县级市正式迎来了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入驻。

历史上，天长市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的所在地。

如今，该地区与“大学”第二次“联姻”，其原因却殊有不同——前者是保家卫国，而后者则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事实上，在国内高校加速布局于全国各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次天长市与南信大的合作绝非个案。

尤其近两年，各地方更是争相吸引高水平大学到本地办学或建设研究机构。

对此有学者直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蜜月期”已经到来。

事实真的如此吗？

蜜月与争夺

动工仪式上，天长市委副书记、市长贺家平在讲话中介绍，2019年9月，天长市政府与南信大就以中央出台“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为契机，签署了校地合作协议。

而它们之间进行前期沟通、签署协议以及推进各项工作的这段时间，也正是国内高校与各地方互动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

《中国科学报》记者简单梳理了自2019年1月至今国内媒体所披露的相关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内有约13所高校与地方进行了相关的互动。

换言之，平均不到一个半月就会有一条涉及校地合作的新闻见诸媒体。

比如，就在天长市与南信大举行动工仪式的三天前，肇庆市与香港公开大学远程签署协议共同筹办香港公开大学（肇庆）；2020年河南省“两会”期间，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刁玉华透露，该省正在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航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国内高校对接，在河南设立研究院或分校；今年4月，围绕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转设一事，安徽多个地级市甚至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表示，这一现象的背后，代表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产业正在向高端转型升级，东部地区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周光礼表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而很多地方政府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正是基于此，围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

将这场争夺称为“蜜月期”的学者是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涛。

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今日之高等教育已非昨日，今日之大学亦非昨日。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深融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日益凸显。或者说，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特征愈发具有张力。放眼国内外高等教育，无论是西方的创业型大学，还是我国的产教融合发展，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进入历史‘蜜月期’。”

“可以说，大学已成为集群网络的核心节点，高等教育已成为产业集群的创新要素。”受访时，陈涛说。

2017年4月，电子科技大学与四川省宜宾市政府签署协议，双方共建电子科技大学宜宾研究院。

宜宾市政府引入电子科大的目的十分明确——借助电子科大在IT领域的科研能力，“对口支援”该市180多家智能终端企业，同时，电子科大则可以将科研与教学尽可能地贴近产业富集区。

“这一定是大趋势。”

宜宾研究院院长高椿明在受访时表示，当前国内产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研发机构与生产机构之间的距离已然成为了瓶颈。

“这两者应该是‘背靠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趋势也是一种必然。”高椿明说。

理性与盲目

电子科大与宜宾市的合作有着很强的目的性，但如果将视野扩大至全国范围，情况则有些不同。

多年来，周光礼一直在观察校地之间的相关合作。他表示，在高校与地方的合作中，双方的诉求完全不同。“地方希望通过合作为自己引入好的教育资源，甚至引入一所好大学，高校则希望借此扩展办学空间，更直接的目的则是获得资金、土地。”然而，双方博弈的最后，一定是地方政府实现自己的目的。

“原因很简单，地方划给高校的土地是国有资产，并不属于高校，高校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且，受政策影响，高校费尽心力创办的机构（尤其是分校），最后一定会和母体分离，因为异地办学既不为现有的政策所认同，此前也没有成功的案例。”

周光礼说，必须承认，目前高校的这种布局有利于国家层面的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但对于高校而言，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既然如此，为何各高校依然对此趋之若鹜？

“很多高校在其他地区的布局，其实是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市场行为。”

周光礼表示，正是由于某些高校与地方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圈钱”“圈资源”，导致这种合作缺乏针对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从而导致了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进一步失衡。

东西部地区在吸引优质教育资源方面的“马太效应”，在此次“校地合作潮”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以记者所整理的近一年相关资讯为例，在13则新闻中，有11则新闻中的合作教学科研机构落户在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只吸引到两所合作办学机构，其中一所机构还是从“更西部”的甘肃布局至“不太西部”的四川。

对此，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表示，抛开某些不理性因素，目前这种“马太效应”的产生也存在某些合理因素。

“越是发展快的地方，对科技和教育的需求也更迫切，但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却不一定是教育最发达的地方。这是目前中东部地区大力引入高教资源的更深层次原因。”

柳卸林说，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便是广东省和浙江省，而这两个省份也是目前引入高等教育资源力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除此之外，造成目前西部地区缺乏优质教育资源注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资金的缺乏。

2019年，国家财政投入“双一流”建设的资金约为200亿元，直接带动地方的相关资金投入为300亿元。

这其中，仅广东一省就占据了130亿元。

不同省份和地区间教育投入的差距可见一斑。

2019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学签署《共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宁夏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下属的中外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

人大也是记者所查阅资料中，近一年来唯一的一所在西部地区开设教育机构的东部重点高校。

“在这次合作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所能投入的资金不多。”

周光礼说，而与之相对，在中国人民大学与苏州的合作项目中，苏州市政府的投入之巨，几乎可以做到让人大“拎包入住”，这说明了西部地区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高等教育对经济产业的巨大支撑，只不过实在是拿不出资金支持。

事实上，如果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甚至高等教育超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过度教育”，那么高等教育甚至有可能成为区域发展的负担。

周光礼表示，高等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省份最典型的是陕西省。“陕西的高教资源在全国大概能够排进前五。但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资源优势没能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在工作中，柳卸林经常会和西部地区以及某些中部地区的相关人士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我感觉到西部地区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教育空心化，以及人才空心化问题。放眼未来，这可能会是我们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风险。”柳卸林说。

增量与存量

对于此次中国人民大学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合作，周光礼坦言，人大此举“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解释说，宁夏作为世界三大葡萄酒产区之一，拥有良好的葡萄酒产业，但其产品的国际声誉却远逊于法国等国外葡萄酒产地。

为了加速本地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动联合人大，借助该校雄厚的经济管理学学科基础，尤其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共办教学科研机构，为宁夏当地培养人才，并对接国际最高水平的科研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人大的目的很单一，就是要去扶持当地产业，这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

周光礼表示，现阶段，高校在国内的布局的确属于一种市场行为，需要考虑一定的经济因素，但与此同时，高校也不应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受访时，高椿明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如果高校的布局总是盯着钱去，中东部地区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高校是根据某种产业的发展态势选择布局地区，那么西部地区其实蕴藏着大量有待挖掘的资源。”

高椿明说，作为从事生产线自动化研究的专家，他曾经参观过位于四川德阳的一家企业。

在听企业方介绍时他才得知，这家不起眼的企业竟然是国内某个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这让他印象深刻。

“这说明了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能力差别巨大，而且并不是所有行业的产业优势全部集中在东部。在这方面，相信国家也不愿意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政府在这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规划。”高椿明说。

近年来，国家为了促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在“双一流”建设中，给予西部高校一定的名额倾斜。

陈涛在受访时表示，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在大力引进人才等资源的同时，也应该挖掘现有资源的利用价值。

“在经过一两轮资源引进后，我们现在应该深入考虑怎样把引进的人才等资源和当地的经济社会产业结构发展深度融合，这是一个治理问题。”陈涛表示，我们应该用好“存量”，而不是简单地一味做“加法”。

事实上，对于国内各地区频频宣称要“建设新大学”的做法，此前就曾有学者发出疑问：“不是在现有大学基础上提高办学质量，而是新建一所大学，主要的考量是‘老’大学办学思想陈旧，受传统体制束缚，很难突破改革，而新大学是一张白纸，可以推进改革。可问题是，建设一所新大学依旧需要进行改革，在‘老’大学不能进行的改革，就能够在新大学推进吗？”

“我们不能否认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西部高校依靠自身努力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国家层面也要鼓励像人大这样到西部办学的‘逆行者’，毕竟类似这种提升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指望高校都有这样的‘觉悟’并不现实。”周光礼说。

单点与全局

在高椿明看来，自2017年设立至今，他所在的宜宾研究院与宜宾市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为了更好地加强技术落地，宜宾研究院也在和当地政府商谈，希望后者能够成立一家地方性研究机构，主要负责相关技术的产业对接。

“我们要形成一个共识，即高校教师的科研一般都会停留在实验室层面，极少能直接达到工业化层面。换句话说，实验室技术向工业化技术的转化，是需要有专门人才负责的。”

高椿明说，这方面的人才并不一定需要很高学历，但一定要对与落地产能相关的行业技术相当熟悉，从而形成与高校研发机构之间高低互补的研发—转化体系。

在高校与地方的合作过程中，对体系化建设的需求并不是科研机构所独有的。受访时，周光礼甚至坦言，目前地方政府在规划高校在本地区的布局时，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便是习惯于“单点突破”，没有全局意识。

“当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侧重于对当地某一所高校的建设和扶持，但任何高校对于整个区域发展而言，都只是一个‘要素’。”周光礼表示，要想真正促进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建立针对该区域的高等教育体系。

即根据当地的产业发展方向，配置多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并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需求，推进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

在这方面，广东省的做法值得借鉴。

2019年1月，广州市政府发布了《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2018—2035年）》。

根据规划，广州市将于2035年建成全球交通枢纽。然而，广东省并没有高层次的交通类高校。

基于此，广州市政府在发布该规划的同时，正式批复筹建广州交通大学。

除了按照“世界一流院校”标准建立的广州交通大学外，广东省内还建有涵盖交通运输相关专业的普通院校——广东工业大学、专门培养相关高职人才的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以及相关中职院校——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乃至于专门培养交通技工人才的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从而围绕大交通产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广东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对于等级化的人才需求要比其他地方更迫切，这也导致其更注重高等教育整体体系的搭建。这套体系也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鉴。”柳卸林说。

受访时，陈涛则表示，地方政府在吸引高教资源时，需要建立并形成区域性教育体系，同时也应突破高校所在地的行政区划壁垒，使高等教育成为区域性的公共资源。

“当前我国不同区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城市群。这种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出现，自有其发展规律，而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城市群的发展，却对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

陈涛说，比如职称问题，不同城市对于相关人员的职称评定会有当地自己的规定，而在这些规定没有统一之前，自然会限制人才的自由流动。

“城市和区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却可能与当前城镇化发展规律产生冲突。此时是因循守旧还是积极创新？说到底，这是一个执政惯性的问题。能否突破这种惯性，是对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种考验。”陈涛说。

近期校地合作大事记

2019年1月，东南大学与江苏省无锡市签署协议，启动建设东南大学无锡国际校区。

2019年1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学院正式开工建设。

2019年4月，杭州市政府、浙江省教育厅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共建中法航空大学合作框架协议。

2019年6月，天津大学新校区落户福建省福州市。

2019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中外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

2019年9月，兰州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西希望集团和眉山市四方共建研究院合作协议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