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 | 《姜亮夫论学集》首发：国学大师的机缘与定力

为纪念5月19日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118年，5月9日海上博雅讲坛邀请姜亮夫先生之女、浙江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姜昆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贺圣遂，姜亮夫先生晚年的学生与助手、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借傅杰编选的《姜亮夫论学集》刚刚出版之机缘，在上海古籍书店就姜先生的学养和学识以及对后辈的影响同读者进行了交流。

姜亮夫先生1902年生于云南昭通，青年时代求学于成都高师和清华国学院，师从林山腴、廖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章太炎等多位先生。毕业后曾在无锡中学、持志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83年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所长。一生最擅长的领域为敦煌学和楚辞学，著有《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敦煌学论文集》《楚辞通故》《屈原赋校注》等多部著作，汇录为24卷本《姜亮夫全集》，200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姜亮夫先生的师承、定力与天分

姜昆武总结了父亲一生中取得如此成就的三个原因。

首先是命运的安排让姜亮夫遇到了今人无法企及的良师。“1921年，我父亲赴昆明，以云南省官费生的身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最初报考的是南京高师的物理专业，但不知道为何没被录取，所以才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学习。”在那里，姜亮夫得到了林思进、龚道耕、廖平等先生的指导，为日后的国学研究打好了基础。

“后来我父亲去北京，原本是游玩，结果得到机会在北师大研究科念书。没想到半年后遇到清华国学院补录，因为其中被录取的两位已出国，正好有名额空出，我父亲写信向梁启超申请补考，考试后被录取。”在清华国学院，姜亮夫有幸师从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

1928年，姜亮夫到上海工作，期间成为章太炎的入门弟子。

另外，姜亮夫还有出国游学的经历，在欧洲结识了一批重要学者，比如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又亲身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洗礼。傅杰讲道：“因此虽然他是国学大师，即使到了晚年却一点也不迂腐守旧。”

姜昆武总结的第二点是勤奋和定力。姜亮夫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最动荡的岁月，战争不断，时局变幻莫测。日本的轰炸机在头上飞，他也能安下心来读书写作。“文革”中姜亮夫的巨著《楚辞通故》因红卫兵抄家丢失了50万字，“他便规定自己每天写作500字，雷打不动。完成目标就去散步一次，如果一天写了1000字，那就散步两次。他时常说自己是‘笨鸟先飞’，笨不笨先不论，但他确实做到了‘先飞’，人生需要机遇，但也须付出努力。因为及时补齐这部分内容，‘文革’结束后，180万字的著作才得以出版。”

“这样的学者在上个世纪有很多，比如和父亲相熟的顾廷龙、胡道静等等。”

顾廷龙和胡道静都是彭卫国的老师。当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古典文献学时，顾廷龙布置作业，让他抄写《清史稿》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当时虽不解，但仍然每天到图书馆抄写。抄完后感觉有清200多年中有学问的人我都认识了。后来凡是文献中出现这些人的名字，我都能认出来。”

姜亮夫在成都高师读书时，林山腴先生让他将姚鼐的《今体诗钞》好好读过。这本书当时买不到，姜亮夫向林先生借书抄了一部，这是他一生整部抄书的开始。

彭卫国认为现在不会因为买不到书而抄书，但老先生们肯下苦工夫的治学精神不应该被遗忘。

对于姜先生的好学和勤奋，曾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共九年的傅杰也深有体会。“姜先生在90岁高龄时仍然在不停读书，他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书店里现在有啥子好书，我将书名报上，他便指点哪些要买，哪些要不得。这样的榜样力量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姜昆武讲到父亲的第三个特点是悟性高。“当年我想增加文采，父亲推荐我读《古文观止》。他说读一篇文章要总结出三五处收获才行。”

“父亲当年并没有系统地论述治学方法，现在这些论学文章收集在傅杰编的这本书中，老一辈的体悟和心得就这样传承下来，对后学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于姜先生的天分，傅杰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姜亮夫论学集》中收入的《诗切序》是姜先生83岁高龄时写就的三万字长文，“从忆旧事开始，到陈述《诗经》学史，再到条分缕析讲《诗切》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思维之绵密、笔力之雄健，着实惊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第二点是先生的记忆力即使到晚年也很好。当时傅杰协助姜昆武解决《楚辞通故》一书中编校的疑难问题。其中一个名词，出版社审校时打了问号，傅杰便去问姜先生。姜先生说没有错，不过是他不好，承用了严复翻译《穆勒名学》时用的一个名词，意思一般人不知道，但仍可保留。

那时教育部曾请老先生办讲习班，让各高校讲师以上的教师来进修。傅杰听过姜先生讲敦煌学，两个小时的授课，不看讲义，引经据典，提到的书名人名都没有错。

为人师表的国学大师

姜亮夫先生不仅在治学研究方面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于学生的培养也是一丝不苟。

傅杰是姜先生负责的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当时先生80多岁，还亲自制定培养方案，手写下来，再请人打印出来。其中由他选定十二种中国古典基本典籍，根据篇幅分为六大六小：前者是《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后者为《周易》《老子》《论语》《礼记·曲礼》《礼记·大学》《屈原赋》，让学生选择一大一小精读。

“每门课如何教，每种书如何读，都写得详详细细。除了专业课，先生还为我们请来很多其他专业的老师上课，尽量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并且请哪些老师来讲什么，先生都是通盘考虑过的，并非随意指定。比如当时请中国美术学院的王伯敏教授讲古代绘画，杭大数学系沈康身教授讲古代建筑，地理系陈桥驿讲历史地理等等，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

“姜先生对待古籍所的研究生十分用心，在家里亲自讲授《说文解字》，关注每一位学生的读书和论文情况。”

傅杰还讲道：“先生几乎什么书都知道，问不倒。偶尔碰到一本不知道的，也会实事求是承认。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哪些书精读、哪些泛读、哪些要不得，直言不讳，保证了学生治学的路数是正确的。”

姜先生还曾请自己在1950年代教过的学生、著名书法家章祖安来为研究生讲《周易》专题。因为中国美院到杭大路程远，原本答应章先生每次课前派车去接，结果接送一次后负责人爽约，章先生一怒之下宣布中止授课。

姜先生为此事派人专送手书至美院，写道：“专题周易报告，无论如何请你讲完，为了孩子们，非为吾辈计也。”

多年后，信中的孩子之一傅杰看见刊登在章祖安文章中的这封手书，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贺圣遂在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时，曾赴杭州拜访过姜先生。他也曾跟随同样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蔣天枢研读《说文解字》。“当年老先生见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总觉得充满希望，希望我们能够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求学问道得真知，最终成为知行合一的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