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我的淘书记行

【编者按】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的新书《书缘：读书·品人·阅世相》。在书中，任剑涛通过读书、品人、阅世相，希望能与读者分享阅读之乐，当然也包括本文写到的淘书之乐。

盘桓潘家园：京城淘书记

每周六，我会一改一周几乎天天晚起的慵懒，早早从床上爬起来，匆匆吃点东西，急忙赶去乘坐地铁十号线。目标：潘家园。

潘家园是我近两年淘书盘桓之地。曾经隐然消逝的淘书之乐，借周周盘桓潘家园，回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中。说起来，从我住地的北三环西路，一路奔袭，到东三环南路，还真是路途遥远！这路途，自然不是说地理距离的长短，而是说心理距离的远近。这年头，人们几乎都在网上书店买书。足不出户，心仪的图书到手。况且网上书店折扣较大，方便又划算。人们何苦满城窜去找书呢？！

从北京西城窜到东城，只为潘家园的周末书市。这个买书劲头，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是少小养成的习惯？还是经年伴书的陋习？或是专业工作落下的病症？虽不得其解，但实在觉得潘家园有这个魔力，把我这个书迷的胃口吊得老高。其实，我自命书迷有些腼腆，甚至应该脸红。我买书不为搜求文物一般的罕见书籍，更不愿意付出太高的书价，搜罗的也都是我的研究需要的一些专业书籍。买便宜，是我去潘家园淘书的最大动力！

几乎每个周六去潘家园淘书，潘家园都不负我，总是能让我能淘到十本以上便宜的好货。珍贵自然是说不上，但绝对符合我的研究兴趣需要。这就足够了。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新书店买到人人唾手可得的新书，到潘家园这样的旧书集散地淘书，可以收获购买新书不易体会得到的独占之乐！上到书店架上的新书，复本甚多。潘家园书市，一家摊档，一般是一书一册，多是独本，在人人争抢之际，夺人先声，成功购入，满足感无需多说。

我的购书行当颇接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一辆在地坛书市淘书时购得的、颇显破旧的蓝色小推车，内装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购书笔记本，外带一支用以记录已购、待购书目的签字笔。每次这样上地铁，总觉得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或许是心虚，或许是想向人表白而不得的压抑，心中总有点怪怪的感觉。在一个以衣帽取人的时代，不知这属不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但只要在潘家园购书归来，碰巧有个座儿一坐下来，我便会心情释然，在地铁里旁若无人地一本一本地翻起书来，好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的士兵，心无旁骛地欣赏自己缴获的战利品。

常常在潘家园听书市老板聊起这块地方政府要另派用场，是耶非耶，不得而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想，这块风水宝地，随便派个地产房产或做大型商业之用，都可能收到更为丰厚的税费回报。心里估摸，即便我这个书迷去从政，也会这么做吧？想到这里，暗自神伤。但愿最后的购书“圣地”潘家园，不要这么快地退出北京的文化天地。

乐此不疲的台湾淘书

在台湾淘书的经历甚是愉快，可圈可点之处不少。但尤为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是2010年和2015年两次做访问学者而有的淘书小高潮。

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我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教授的邀请，去那里做三个月的访问研究员。此行在与台湾同行交流学问上颇有收获自不待言。这三个月还有一个意外惊喜，就是淘了整整16箱旧书。在此之前到台北开会，只是零零星星地买了些旧书，对台湾的旧书业印象不深，没觉得台湾的旧书业有什么胜于北京、香港的地方。

这次做访问学者给了我在台湾疯狂淘书的宝贵机会，也彻底改变了我对台湾旧书业的印象。台湾的旧书业，应该说是大中华地区最发达的，尤其是与其他城市明显衰落的旧书业相比而言，更是如此。彼时，不唯台北到处是旧书店，而且旧书店的扩张非常迅速。记得台湾旧书业的龙头老大茉莉二手书店，本来在台北就有三家分店了，即台大店、台大影音店、师大店，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它们新开两家分店，一家是台大出版社分店， 一家是台中旗舰店，可见其生意之兴隆、业务拓展之迅速。台湾旧书业的集散地自然是台北。台北的旧书店简直可以说是星罗棋布，遍布全市。这不仅因为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台湾的文化中心。关键还因为台北有一批专注于旧书业的书店老板和店员。也许这与台湾的经济结构有点关系，台湾的中小企业很多，构成经济发展的主体，类似于规模不大的旧书店这类各行各业都分布广泛的中小机构，很难说有大难不死的存活能力，但只要不遭受大的经济风浪，它们却都有经久不衰的秘方。我知道在台湾开办旧书店的人多是一些有情怀的人。茉莉老板的书情告白，大家是很熟悉的。一句话，他就是心里裝着书。像胡思二手书店、雅舍二手书店、阿维的店、竹轩书屋等，书店老板对书的感情也有目共睹。而身患绝症的爱阅书房的创店老板，那种大陆人常说的“身残志坚”，不仅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简直常让人感动落泪！

台湾的旧书店不只是数量多而已。如果只是数量多，却让爱书人买不到自己心仪的书，那旧书店再多也不会让爱书人留恋不舍。台湾的旧书店说不上各有特色，但书店经营者几乎都使出浑身解数，尽力收罗买家想要购买的好书。所谓好书，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有偏爱稀见书的，台北的旧香居、古今书廊可以大大满足出得起高价的淘书者的偏好；有偏爱流通很快的畅销书的，茉莉连锁店不会让人失望。像我这种以专业为主、兴趣为辅加入淘书大军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愿意花时间到处乱转，总是会买到自己喜欢的旧书。

2015年我太太受邀担任台大高研院的访问学人，我以陪同身份也获得客座研究员资格，为期一个月。这一个月又有不少时间花费在淘书上，收获颇丰，寄回内地六箱书。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在台北牯岭街一家规模很小的旧书店“新旧书屋”，淘到了张君劢的早期名著《立国之道》，这是一本力图兼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势的设计中国建国方案的专著，书是张氏所在的民主社会党自印的。同时还淘到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这部书是他专门反驳钱穆认定中国古代政治不是专制政治，而是优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政治形式的论断而写的。两书在台湾旧书市上很少见，这家书店的老板要价很高。当时确实有些不愿出高价购买，跟书店老板、一位年纪颇大的老先生砍价后，老先生给了不少优惠，同时告诉我，这书是他自己的私藏，不是因为眼力衰退无法专注读书，他是不会卖掉这些书的。念及书的价值，以及老先生的诚恳优惠、人生述说，我终于掏了腰包。这可是我在台湾淘旧书付出的最高价格了。

从2010年以还，除开两次做访问学者而比较集中地广泛淘书外，几乎每一年我都会因为或开会或与家人台北自由行，而到台湾的旧书市去淘书。由于大陆最近几年的书价飙升，也让我在台湾淘书时出手阔绰起来。先前上了一千台币的书，哪怕是套书，我几乎都是不考虑的。这曾经让我痛失好书，后悔莫及。2010年时在台大出版社的茉莉店开张时，我发现一套《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对胡适研究来说，是一套必备的参考书。当时标价1500元新台币，优惠过后的价格，换算成当时的人民币，币值200余元。那时大陆的书价尚低，百元以上的书不多，花200余元买书，还是很奢侈的事情。犹豫再三，没有下手。待到即将返回北京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要去买下此书。结果别人已经先下手为强了。这是在台北淘书最为痛悔的一件事了，至今想起来还想捶胸口。到2015年以后，大陆书价跟台湾书价的差距是愈来愈小，随之我出手的价位也就相应提高。记得这前后，我在雅博客旧书店看到一套《政治科学大全》，也就是旧版的、多卷本的《政治学研究手册》，标价也是1500元台币，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出手拿下。买这书的同时，还心生一种出手大方的自我欣赏感。

台湾淘书之乐，岂止得到所想购买的图书，买书之余，游览了城市、体会了民情、观察了世相、丰富了知识、提升了品味、升华了人生。这才是乐此不疲的台湾淘书成为台湾行不可须臾缺少的环节最重要的理由。想象明年家人的台湾自由行，那几家熟悉的书店影子，便又在眼前晃悠起来……

只是让人叹息，台湾的旧书业受冲击极大，近两年明显有点衰落了……

旧书业与香港的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到广州读研究生，处处可见香港对广州的影响。流行歌曲《东方之珠》将香港描述得来惊艳动人，心中便产生了到香港一游的强烈愿望。但机会似乎很渺茫，游览香港的愿望一直被压在心底。80年代末，研究生毕业留在中山大学任教。但数年下来，就是没有机会到咫尺之遥的香港一游，心里隐隐有一种遗憾。

1994年，我接手中山大学辩论队的教练任务，紧张地为全国大专辩论邀请赛作准备。在一天到晚不分昼夜的辩论辅导中，偶然从中山大学学生处得知，两所中大（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传统的一年一度、两地交换的辩论赛需要组队和寻找教练，而且这一年的比赛地点是在香港。我所在的辩论队是中山大学团委组织的队伍。得知学生处另起炉灶组织辩论队到香港辩论，虽然为之怦然心动，但也没有打算改投学生处的队伍。当时学生处恰好有一位朋友，一再向处里推荐我做教练，一者磨不过学生处同人的劝说，二者也确实极想在香港回归前到此地走一走。那时，我刚调动到政治学系工作不久，政治学者心中那种比较回归前后的香港社会的研究冲动，竟然也给挑激起来。冲动中便跟团委领导禀告，我不能继续待在国辩的队伍里了，我得去带赴港的辩论队。在被戴了个“叛徒”帽子的情况下，我转而组建和辅导香港辩论队。1994年，在香港回归前3年多，我就这么踏上香港这片心仪已久的热土。

辩论以我任教练的中山大学队获胜结束。这中间生出不少故事，留待今后另说。辩论结束后，我们辩论队一行数人在香港转悠开来。这一路逛商店、游街道、观名胜、品美食，到处留下良好印象。但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旺角几家让我这个书迷收获颇丰的旧书店。记得辩论赛结束后，电台与电视记者采访我，问我对“香港是个文化沙漠”有什么评论，我基于政治正确，振振有辞地答道，香港怎么会是一个文化沙漠呢？你看香港的大学办得不错啊！香港的文化设施很齐全啊！香港的文化活动很丰富啊！香港人的文化创作很活跃啊！但老实讲，当时心里还真不觉得香港的文化怎么了不得。如果说香港吸引我的原因，主要因素肯定不是文化，而是经济发达！从落后地区出来，到发达地区开开眼界，这才是我很想到香港一游的真实动力呢！

一脚踏进旺角的几家旧书店，香港的文化味儿真是扑鼻而来。这可不是与政治正确粘连在一起的文化味儿，而是真真切切在旧书堆中嗅到的文化芳香。当时，我印象很深很好的旧书店之一是神州书店。经营这家旧书店的是一位先生。神州书店既卖港台旧书，也卖大陆图书，但港台书明显多一些。大陆书新旧参半，我也在其中淘到一些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旧书。但更重要的收获，还是买到不少港台思想文化方面的旧版书。那时我的视野还定在儒家思想上，而内地流行的思潮，正好是港台海外新儒学。其时内地也出版了一些港台海外新儒家的选集，但读起来总是有支离破碎的感觉。他们比较完整的著作，尚待引进。因此到香港逛旧书店，收集相关图书，就成为重中之重。牟宗三的“新外王三书”（《道德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正道与治道》）、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唐君毅的《中国文化精神》等书，就是在神州书店翻出来的。这对我后来做博士论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

香港之于我的吸引力，从来不是它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琳琅满目的高档商品、华灯绽放的夜市街景。如果说在专业的角度我欣赏香港人的勤劳智慧、敢于表达、努力行动的品性，那么在城市的角度讲，我欣赏的就是香港发达的旧书业。一个城市旧书业的昌盛，既表明这个城市居民的曾经好学，又表明这个城市居民的总是好学：流通的旧书，大多是城市居民购买并阅读后再卖到市场上的，不好学，不会有那么多旧书；旧书的流通，说明城市居民愿意购买这些图书并将之作为精神食粮，没有好书者，旧书就只能是废品，只会经过废品收集渠道，拿到纸厂捣成纸浆。一个城市发达的旧书业是这个城市社会的招牌，也是这个城市的文气，更是这个城市的品味。香港的旧书业维系着城市的文化品质。

可叹的是，香港的旧书业也有点江河日下的感觉。近两年到香港淘书，所获日少，旧书店给人的感觉也在悄悄变化。如今说旺角是香港旧书的集散地，已经有些勉强了。神州旧书店已经搬到了遥远的柴湾，上了一家工业大厦的23楼。好不容易去一趟，穿过幽幽的工业大厦一层，登上直达书店的电梯，进入书店便已经难有当年那种买书的爽快感觉了。而且神州书店的书价不菲，让人不敢轻易下手。近年去了两趟，便不再去了。

香港旧书业、香港吸引力、香港……

无处淘书：追怀广州的文化味

成年后，我待的时间最长的城市是广州，不计中间短时间的离开，前后算起来长达24年。整个中青年时光，几乎全给了广州。我于广州，可见渊源，可见忠诚，可见情深。

对我这个读书人来讲，广州物质生活方面的吸引力自然不小，但更重要的吸引力还是文化上的。这样说，首先与我的职业有关。教书匠属于文化中人，自然而然的便会优先关注文化方面的事情。其次也与我的兴趣有关。我爱买书、尤其爱买旧书，淘书是我的一大乐趣。这个兴趣是啥时养成的，一时也说不清楚。大约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学校附近有个市场，总有几家地摊书商，几毛钱就能买到一本专业书籍。于是随时随地就往那里跑，一来二去竟成了习惯。

广州淘旧书，最集中、最实惠、最畅快的，不是在旧书店，而是在露天书摊。早些年，中山大学附近，尤其是广医二院、广州美院交界的街心花园转盘处，一到晚上便是十数家旧书地摊开张，“文革”时期出版的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资料辑”就是在这些地摊上买到的，一套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竟然在地摊上能一次买到全本。

在我看来，广州的文化味，从旧书店与地摊书市不经意地展露出来。广州这些年，为了祛除“文化沙漠”的恶名，花费不菲，修建了不少高大上的文化设施。博物馆、展览馆、音乐厅、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不一而足。建筑富丽堂皇、展品底蕴丰厚、陈设相当讲究、上演阳春白雪……但这些地方，市民常常只是偶尔光顾次把，很难成为市民文化消遣的常到之所。与市民文化真真贴近的，还是存活在市民生活空间中的文化形式。旧书市、地摊书市，就是市民在可亲可近处感受文化的上佳场所。一个城市的文气、书卷气，常常不就在这里透显而出，让人有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快感，城市的文化升华也就水到渠成。所谓“人文化成”，不过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