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态社会的流动正义：战“疫”期间的“外卖小哥”

文 / 姬广绪（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曾经给“城市”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即“城市就是陌生人较为可能在此相遇的地方” 。其意在表明，城市带来了人为的聚集和加速流动，而商品的流通和人口的流动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加速了人从家族和社群的庇佑中脱离出来的进程，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的“社区”开始利用制度化的保障，建立一种所谓的“社区邻里感”，并由社区的门禁系统、视频安防系统甚至是装备精良的保安来维持。中国传统社群的和谐是非制度性的，是靠居民用身体的实践、通过守望相助沿袭下来的。然而，越来越个体化的自我和原子化的家庭在面对全球化和现代性带来的加速感、流动感和孤立感时，只能借助消费来抵抗。

公共人的衰落
[美] 理查德·桑内特 / 著
李继宏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01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到来，资本、人口、物品、信息加速流动。在信息和技术的推动下，物品和资本的流动从在有限区域的有限个体间的流动，发展成为跨区域的多个体间的链接式拓展——人与物在流动的链条上互动互生，打破了以往物品在限定范围内流转的局面。这既带来了物流业的爆炸式发展，也引发了大量的混乱和脆弱性，同时也挑战着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秩序。虚拟技术和网络商业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二者交互产生了多元空间，社会各方面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人的价值理念、认知方式、生活状态和时代精神均在其中发生着微妙而深远的转变。

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液态”。以前强调固态静止的“空间占据”，现在则是轻盈流动的“时间至上”；旧有资本主义大工厂生产的持久耐用的商品被摒弃，如今创造利润的是轻薄短小，可高速流动、倾销和更替的商品。从事现代物流业为主的“游牧式”群体——以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为代表，替代了工业时代的固定人群，成为更具有液态性的主体；移动能力成为新的权力工具。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2020年初中国社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临停摆。而此时，全国各地的“外卖小哥”重新连接了断裂的经济链条，支撑起很多人的生活。根据一家生活服务电商平台发布的数据，2020年1月20日到3月29日，该平台上新注册且已有收入的新增骑手达45.7万人。外卖送餐员数量在疫情期间迅速增长，说明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社会里，个体从长久稳定的共同体中解放，社会地位不断流动，在多重身份中快速切换，个人的不确定感与不安感也随之加深。面对如此困境与机遇，如何省视个人主义不断深化下流动个体的道德责任，如何在流动的时代抵御由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风险，这也是鲍曼关心的焦点。

鲍曼用“流体”来比喻他所处的“现代”这一时间范畴里的“现在”阶段，将流体的“流动性”与人类的“思想”联系到一起。而“流体”所特有的“液化”力量与克莱 ·舍基（Clay Shirky）在《人人时代》中提出的“湿乎乎的未来社会”——区别于干脆利落的二进制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象、重视具体的未来社会模式，如出一辙。

流动的现代性
[英] 齐格蒙特·鲍曼 / 著
欧阳景根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01

鲍曼把“液化”定义为“依附和互动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突出特性是流动、暂时及易变”。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别于以往的世界中，因为广泛的流动和连接，彼此关联又彼此疏远。按照鲍曼的说法，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恰恰是脆弱性、暂时性、易伤性及持续变化的倾向。

鲍曼在讨论现代性时使用了五个概念：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工作、共同体。理解外卖送餐员的流动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在生活实践中，现代社会的时间与空间相互分离且互不依赖；而在前现代的历史中，时间与空间相互纠缠并难以区分，社会以一种非常稳定的对应关系将人与时间、空间联结在一起。然而，在今天的现代性背景下，时间和空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分离，人可以借助技术带来的加速突破运动速度的限制，高效而专业的物流运输超越了空间的阻隔，空间的延伸成了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在理论层面上，外卖送餐员所代表的“流动性”正是当下社会最重要的现代性表征。

现代社会的“时空政治”将流动的能力看成是现代人的重要权利，液态社会的公民被要求具备借助技术时空游移的素养，“落在时空后面的”难民会被看成是原始、蒙昧、边缘化且需要被启蒙的人群。中国人“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在今天开始被“人挪活、树挪死”的观念取代，灵活多变、漂泊不定、短暂易逝成为新的权力话语，信息时代的“游牧式精英”动员并主导了今天的广泛和流动，这从近年来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就可见一斑。广泛且跨区域的移动成为液态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将流动性组织进生活的各项安排中，上班路上的外卖、网购在途的各种生活日用品被逻辑地编织进生活序列中。由技术和现代物流支撑的高速流动构成了国人的正当生活权利，并越发不可或缺。

正当流动性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突发的疫情带来的社会停滞引起人们极大的不适，甚至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和基本保障，部分威胁到了生活的正常安排。虽然从现实的角度看“外卖小哥”的行为，包含很强的商业性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是“外卖小哥”的替代性流动对疫情下无数家庭的生活秩序的保障，及其行为对于社会稳定的贡献，都凸显出“正义的力量”。接下来，笔者将从个体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讨论疫情期间“外卖小哥”群体流动的正义性，从而反思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本质。

此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莫过于突然中断了“经济流动”，这无疑给万千中国家庭的收入和生活带来了巨大挑战。就像人类学家项飙针对此次疫情所讨论的那样，新冠病毒的流行引起的是“网格反应”（grid reactions），即居住区、片区、城区，甚至整个省区都充当起网格的角色，将地毯式的监视加于所有居民，使流动最小化。

隔离中的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来源被切断，以往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空间中，如何在疫情下谋生成为他们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前述生活服务电商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20日到2月23日，该平台上共有7.5万名新注册骑手完成了一单以上的配送工作。在新增骑手来源中，排名第一的为工厂工人，占比18.6%；其次为销售人员，占比14.3%。外卖送餐业成为疫情时期重要的就业蓄水池，发挥了稳定就业的作用。待业或失业者都开始加入外卖送餐的队伍，利用外卖送餐员流动性强和弹性工作的特性维持生计、增加收入。他们游走于“网格”的边缘，利用流动的优势获取收益，避免个人和家庭因疫情带来的社会停摆而陷入困境。

图片来自美团研究院

来自陕西宝鸡的贾鹏飞是一名曾在上海打拼的“80后”按摩技师，2020年2月3日是他原定返沪的日子，但随着疫情的扩散，他在上海的按摩店不得不关门。贾鹏飞无法返回上海工作，有家有口的他也不能一直赋闲在家，于是决定留在宝鸡当“外卖小哥”。

我的一位发小做了近半年的骑手。我们很久没有联系，春节闲聊时他告诉，在宝鸡，“外卖小哥”的收入可观，于是决定试试看。我做“外卖小哥”的第一天，一共送了7单。第一单是一碗米线，顾客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那天天气晴好，风很大，路上没有人，商铺大多关门，街道空荡荡的。她居住的小区是一家工厂的员工宿舍。我取了餐送到大门口，等了3分钟，她从楼里跑出来，我隔着门把装着米线的塑料袋递给她，她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在采访中，小贾说，谁都知道疫情期间在外奔波有风险，但是像他这种年轻力壮的不出来，还能指望谁出来跑呢？他说，如果做“外卖小哥”能有不错的收入，又能留在宝鸡照顾家人，也会考虑长期做下去。小贾说他的预期收入是每个月5 000元至8 000元人民币。现在，企业已经有序复工，路上有时候还会堵车，高峰时期的订单量开始多了，但愿一切慢慢向好。

布迪厄在其197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当今的不稳定性无处不在》 的文章中写道，“不可靠性、不稳定性和敏感性是现代生活状况的最为充分扩展的特征”。此次疫情就是“不可靠性”的一种展演形式。由于不存在长期的安全可靠性，以“灵活多变”“立即满足”为特征的“液态生存策略”看起来是一个更诱人的选择。无论未来可能会有多好的结果，多数人都会选择让这些好的结果立即呈现。延迟满足已经不再是这个不稳定世界中的生存法则。毕竟，即便人们为明天付出的劳动和努力可以算作财产，也没人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否持续到得到回报的那一刻。因此，利用众包的身份获得即时的经济收益成了很多人在疫情中的选择。“现在”成为特殊时期个体和家庭生活策略的关键所在，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下的自我存续。

“共同体”是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中一个尤为重要的概念。但液态社会理论对“共同体”的界定和我们以往讨论的不同，它更看重灵巧轻便、多态建构的特性。不像以往利用固化的先天条件（历史、习俗、语言、文化）来进行社群归属，液态社会的“共同体”更强调通过努力获得的团结和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共和主义模式的团结，也是一种通过协商和调和差异而达成的团结。

图片来自美团研究院

疫情期间，“外卖小哥”的身份话语被公众舆论推向高点，是他们游走于空荡的街头，连接起被区隔的空间和人们。他们的骑行路线既连接着美食与渴望的胃，也连接着被打断的生活与正常的往昔时光。这是一种行动者各自努力而达成的群体优化，是一种基于共同经历而进化出的有机团结。毫无疑问，个体行动者的力量是弱小的，每一个“外卖小哥”在此次疫情之前、之中都是弱小的个体，他们为了生存需要为自己的弱小寻求补偿，但却尽自己所能让这个群体变得更有力量。这无疑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是液态社会的个体避免将自己投入到固态群体中的必要方法。自我生长的顽强力量推动了这个群体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2020年2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文，正式发布“网约配送员”等16个新职业信息。这意味着外卖骑手有了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正式进入《国家职业大典》。

这一群体的付出，为整个社会有机体在非正常时期的存续和相对稳定贡献了一份力量。这是最值得称颂和敬畏的“正义”。这里的“正义”，既包含从个体和家庭层面的经济自足，同时也包含了从社会共同体的角度理解的“安全阀”意义。现代性的不确定性风险日益成为常态，人类也一直在努力寻求确定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在这个隐形的战场上，共同体承担了最后的防御基地和手段的功能。当社会出现波动时，人们对共同体的依赖就开始显现。当然，“外卖小哥”只是这次疫情中无数个共同体中的一个代表，辛勤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群体都发挥着重要的缓冲危机的作用。

疫情的话题是沉重的，但在这个沉重的话题里我们看到代表着新的时代特性的“外卖小哥”逆风而行的勇气和担当。他们的流动为停滞的城市带来了一线生机，他们的正义之举给城市这个“生病”的有机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我们期待着，疫情过后，民众会对这个行业和群体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参 考 文 献

[1] 《公共人的衰落》，[美]理查德·桑内特 著，李继宏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2] 《流动的现代性》，[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欧阳景根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3] 同上。

[4] 文中所有关于“外卖小哥”的数据和访谈材料均来自美团研究院的相关调查。

[5] 参见Bourdieu, Contre-feux , pp.95—101。

[6] 《流动的现代性》，第294页。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