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学者金寿福：当木乃伊变成商品的时候

埃及学的故事是英雄和恶棍的故事。底比斯盗墓贼，偷窃方尖碑的罗马人，木乃伊商人，被称作埃及盗墓贼之首的马戏团大力士乔万尼·贝尔佐尼，发掘图坦卡蒙坟墓的霍华德·卡特，以及各大欧美博物馆，都是埃及文物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考古学家、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人类学教授布莱恩·费根写作的《掠夺尼罗河：埃及的盗墓贼和考古学家》一书讲述了古埃及文物在四千多年里遭受盗窃、掠夺和破坏的命运，该书中译本近日由格致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古埃及学家金寿福为中译本写作的序言。

布莱恩·费根出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后，费根先后在赞比亚利文斯通博物馆负责史前史分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英国东非历史和考古研究所负责班图研究项目。自1967年开始，他成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人类学教授。1972年，费根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考古指南》。此后，费根笔耕不辍，著述繁富，成就斐然。费根已发表的论文、已出版的著作近两百篇（部），其中既有考古学教科书，阐释考古学理论、评介考古学家的专著，也有许多涉及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面向大众的图书。他撰写的不少面对非专业人士的图书成为畅销书，不断重印和再版，其中考古入门类的图书已经印制发行了12版，讨论世界史前史类的书则印制发行了13版，可见这些图书受读者喜欢的程度。有评论者称，费根是当今世界拥有读者最多的考古学家。

费根在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得同行首肯心折；不仅如此，他还致力于向公众传播考古学。他长期担任《考古杂志》等期刊的专栏作家，介绍最新的考古理论和研究动态，针砭考古学界有违学术原则和规范的事情，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学的社会意义。他坚持原则，为了维护他认为正确的原则不惜得罪一些人。费根认为，一位考古学家在开始第二次发掘项目的时候，应该及时并且按照学术规范整理并出版前一次的发掘结果，这是考古学家神圣的职责。他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抨击一位堪称考古学界巨擘的学者，称其主持了许多考古项目，但是只完整地发表了其中一次的发掘结果；他退休后，仍然忙于发掘活动，却不肯抽出时间整理所发掘材料；他逝世后，只留下粗略的笔记和博物馆仓库里标识不全的出土文物。费根把那些只顾发掘，然后把出土文物束之高阁的考古者称为“盗墓贼”。费根指出，考古绝非简单的发掘活动，而是发现和复原人类文化行迹的重要工具。他在许多论著中提出并阐述了“文化史方法”。他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考古学家不仅要借助多学科联合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而且首先要对考古现场、考古过程和发掘现场语境以及发掘结果进行翔实的记录，包括文字方面的、图像方面的。这些记录不仅构成考古人员对发掘地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基础，而且是同行及后人确认和证明他的研究结果的凭证。最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是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发掘现场不可或缺的原始档案。没有这些详尽记录，一旦文物离开了其原始语境，它们便成了无源之水，遑论文物因自然和人为因素烟消云散。有关这一方面，古埃及文物遭遇的厄运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在《掠夺尼罗河》这本书里，费根以法老时期就相当猖獗的盗墓贼作为楔子，讲述了古埃及文物在四千多年的漫漫长河中遭受盗窃、掠夺和破坏的令人痛心的命运。早在古典时期，胡夫金字塔和亚历山大灯塔就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迹当中。埃及沦为罗马帝国行省以后，一方面，到埃及观光和朝圣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包括方尖碑在内的无数纪念碑被运到罗马等地，古埃及文物的劫难由此开始。中世纪之后，欧洲人曾视古埃及木乃伊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真正古老的木乃伊成为稀世珍宝，不足以提供俗世之需，于是便催生了用新近病死者甚至动物的尸体仿制木乃伊的行当。1833年，法国修道士热朗曾经对埃及总督阿里说，如果一个人从埃及返回时不是一手拿着木乃伊，另一只手拿着鳄鱼，他就会被人瞧不起。

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征服埃及以后，无数文物商贩从欧美各国蜂拥而至，目的都是获得古埃及文物，手段从收购、骗取到盗挖不一而足。他们有的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有的是出于收藏的喜好，有的甚至是为了满足占有这些稀世之宝的虚荣；这其中当然不乏打着研究和保护人类遗产旗号大肆掠夺埃及的文物资源的人和文化机构。

曾经因人高马大而在马戏团跑龙套的大力士贝尔佐尼被称为埃及盗墓贼之首，他以相当灵活的外交手段获得发掘许可证，并以惊人的力气、坚毅的性格把计划付诸实施。费根详细讲述了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王陵和神庙、把珍贵的文物卖给欧洲多国博物馆的故事。这位大力士雇用了成千的埃及人，将巨大的纪念碑搬运到欧洲；这还不够，他还在吉萨高地上的哈夫拉金字塔内骄傲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闯入墓室的时间。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贝尔佐尼周旋于埃及总督、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和法国驻埃及总领事之间，尤其受到英国人的指使和支持。英法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拿破仑于1798年出兵埃及，就是为了切断英国与印度之间途径埃及的贸易线。埃及总督则希望把古埃及文物作为讨好西方列强并获得资金和技术时的润滑油。

在用灰暗的笔调描写古埃及遗址、遗迹和文物遭受破坏的阴暗面的同时，费根也勾勒了保护埃及文物的积极的一面。他把希罗多德称为让古埃及文物受到世人瞩目的第一人；接着，他描写了法国人商博良的感人故事。商博良历尽艰辛，破译象形文字，为现代人找到了开启法老世界大门、真正认识古埃及文明的钥匙。虽然费根指责另外一位法国人马里耶特初到埃及时实行的掠夺性发掘，但他同时也肯定了马里耶特后期为保护古埃及文物做出的贡献。正是马里耶特说服埃及总督，在开罗创建了中东地区第一座专门保护和展示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马里耶特随后成为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之后又担任文物部部长。为了阻止古埃及文物流失，他甚至不惜得罪拿破仑三世的皇后。费根热情讴歌了爱德华兹女士在扶持英国的埃及考古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爱德华兹女士起初是一位专门撰写惊悚、探险故事的小说家，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埃及游历以后，她开始撰写古埃及和现代埃及题材的小说，并且利用募集的资金和稿费成立了旨在发掘和保护古埃及文物的“埃及考察协会”，不仅资助皮特里赴埃及进行长期和科学的发掘，而且还在伦敦大学设立英语国家第一个埃及学教授职位，为皮特里这位被称为“埃及考古学之父”的英国人把以探宝为目的的发掘转化为科学考古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费根还描述了布雷斯特德开启的保护古埃及文物的另一场战役，这位美国芝加哥东方研究所的创建者独自把古埃及王室铭文编纂成四卷本英文译文。

费根把英国考古学家卡特于1922年发现图坦卡蒙墓设为这本书的结尾，实际上，这一构思反映了他对如何看待古埃及文物的立场。保存完好的图坦卡蒙墓被发现以后，因为出土物多数为黄金制品，且数量巨大，加上媒体炒作的所谓“法老的诅咒”，图坦卡蒙这位在古埃及历史上默默无名的国王成为神话人物。在费根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终于让埃及人警醒，意识到不能继续之前那种做法，即让发掘者享有部分埃及出土文物，而是应把在埃及出土的文物留在埃及境内。

按照费根的理解，古埃及文物已经遭到破坏，而且无法修复和复原。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德国柏林的埃及博物馆、意大利都灵的埃及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古埃及文物的数量都达到上万件，有的甚至超过十万件。这些文物原本分散在尼罗河两岸的王陵、神庙、宫殿当中，各司其职，每一件都承载着特殊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盗墓贼和早期所谓的考古学家为了获取有价值的墓葬品，肆意损坏、随处丢弃那些在他们看来没有价值的文物；更有甚者，他们有时不惜使用炸药来加快发掘速度。价值连城的出土物漂洋过海，来到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语境，把它们称为“艺术品”无异于视其为简单的橱窗展示品。在费根看来，古埃及方尖碑在伦敦、巴黎、罗马、伊斯坦布尔和纽约都构成一种地标，但是它们作为文物已经徒有虚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提到费根此书所用的英文书名：The Rape of the Nile。他意在强调，法老时期的文物被肆意掠夺等于尼罗河谷地遭受了蹂躏。费根一直强调，考古万万不能为了获得古代文物而进行发掘，而是要有助于每个时代的人更好地、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过去。费根指出，石油、森林等资源方面被掠夺损耗，会使受害国家变得贫穷；而文化资源遭受劫掠破坏，则使得受害国丧失了身份，令受害国民众的身份认同失去了基础。

《掠夺尼罗河》这本书让读者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考古探险。作者引领读者，顺着时间的脉络，目睹这场悲剧。费根的叙述时而铿锵有力，时而令人义愤。事实上，这是一出古埃及文物遭受劫难的悲剧，作者没有说明但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的严峻问题是，难道这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假如被掠走他乡的、如此众多的文物还处在它们原来的位置，古埃及展现给现代世界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尼罗河在几千年时间里屡遭蹂躏，这不仅对埃及来说是一场历史悲剧，对全人类来说也是一场文化浩劫。在批评欧洲殖民主义者掠夺和破坏古埃及文物的同时，费根认为，埃及人本身也难辞其咎。埃及人拆除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建筑，作为建筑材料和制造石灰的原料。

在很大程度上，原来打着揭示和理解古埃及文明的幌子进行的发掘，导致这个文明特有和丰富的场景不复存在。即便这个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至少要了解它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努力防止此类悲剧再次上演。可以说，作为一位阅历丰富的考古学家，费根像一位亲历者讲述古埃及文物被盗挖、劫掠和破坏的故事。然而，不得不承认同时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美主要博物馆都馆藏数量众多的古埃及文物，经常举办各种主题的展览，而且又有许多私人收藏家以各种方式展示其文物；我们不得不说，所有这些对于古埃及文明始终受到全世界公众的关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也为珍视和保护古埃及遗址和遗迹创造了条件。

在《掠夺尼罗河》这本书中，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是非分明，语言简洁明了，故事性强，适合广大非专业人士阅读。不过，费根使用的文献，尤其是人物、事件和数据都在各章的尾注中标注了来源，并且补充了正文中人物和事件的必要信息，因此，此书也可以作为专业人员的参考书。其次，本书附有许多珍贵的图片，便于读者对文字描述的历史情境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所有图片不是集中于书的前部或者结尾处，而是被编排在相关文字所在的位置，确实为读者的考古探险提供了身临其境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