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母亲节许个愿：愿母职不再被过分强调

虽然我们每年都在庆祝母亲节，但对于母亲的日常“遭遇”知之甚少。近几年公共领域的讨论使得女性生育的痛苦更加可见，也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怀孕与生育的风险。

除了生理上的痛苦，由于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的减少会降低母亲的收入，使母亲经历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即使她们继续全职工作，雇主可能会因为女性把更少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减少女性晋升的机会。而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通常会更努力地投入工作，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与收入，这一现象被称为父职红利（fatherhood premium）。

母职惩罚与父职红利是一个全球现象。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尽管没有孩子的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开始趋于接近，但母亲和无孩女性/男性的收入差距仍旧很明显。基于22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母职惩罚是由性别化的家务分工、传统性别意识、父权制文化，以及不友好的国家政策等原因导致的。

新手妈妈如果不经历职业中断，人力资本可以继续积累，有利于长期职业发展，但育儿通常需要外包——一般会请家中老人看管，或者付费请育儿嫂。但母亲很可能会因为自身育儿投入的时间不够而产生内疚。如果辞职或者转为灵活就业，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育儿，但很可能对事业有影响，加剧性别不平等。这是母职的悖论之一。

《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研研究》显示，在30岁以前的城镇女性中，有过职业中断的女性比例为39.7%。其中一大半是因为生儿育女而不得不中断工作。一旦女性由于家庭照料责任而中断工作，近四成将难以实现再就业。基于笔者和合作者的研究，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在生二胎之后，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被访者在3年之内经历了升职加薪，但更多的则经历了职业停滞、中断，或者中断-反弹（rebound）。我们的被访者中，也有“自愿选择”辞去高薪工作，转而变成自雇者。但我们需要关注“自愿”背后的局限。如果存在全面的社会支持体系，有带薪育儿假，有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如果社会对母职不过分强调，如果父亲能平分育儿和家务，母亲还会“选择”做全职母亲吗？

虽然全职妈妈的数量在增加，但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母亲依旧认为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她们持续的全职工作主要是依赖于上一代的育儿与家务支持，这在独生女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Amherst College教授Venessa Fong在论文里提到，城市的独生女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得到赋权（empowerment），是该政策的受益者。父母对子女持续的投入与关注，是她们学业与事业发展的保障。上海社科院的周海旺与高慧在《上海卫生健康政策研究年度报告（2019）》里提到，在上海71%的0-3岁婴幼儿白天由祖父母照料，这呼应了我们的二胎妈妈研究。

我们发现，独生女在生育后的赋权呈现出矛盾性。在代际轴中，原生家庭对于独生女有着持续的支持，在生育之后表现为经济支持与育儿和家务支持，使她们不必经受职业中断。但在夫妻轴中，她们的家务与育儿付出普遍要多于她们丈夫。已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的事业发展是基于上一代女性，或者比她们社会经济地位低的育儿嫂的付出。独生女的“赋权”仍然无法打破性别与阶层不平等的现状。我们称之为矛盾性赋权（paradoxical empowerment）。

我们经常可以在自媒体中看到年轻母亲吐槽丈夫在育儿方面的投入不够，并且育儿能力欠缺，只会添乱，认为靠老公不如靠己。这类吐槽通常是为了寻求其他母亲的共鸣，给自己带来心灵慰藉，并不是为了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笔者本来期待在高学历家庭中，父亲的育儿参与度会相对更高。但基于对上海高学历二胎妈妈的访谈，令笔者惊讶的是父亲对育儿与家务参与度之低——在26位被访者中，只有两位表示丈夫能平分育儿。其余的参与度从零到三分之一不等。

父亲的家庭参与度不够是个全球现象。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在美国，妻子比丈夫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多两倍。即使在性别相对平等的北欧，女性仍然包揽了三分之二的无偿劳动。即使女性的相对收入更高，妻子为了维持丈夫尊严往往选择做更多家务与育儿。我们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解决在无偿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方案。其中研究员Razavi认为无偿家务劳动应该由政府进行补贴。但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指出，这种做法只会促进所有事物完全货币化，而家庭劳动很难货币化。此外，Himmelweit教授指出，在任何经济体，育儿的收入都低于当地平均收入。并且这一现象在短期内仍将持续。如果按照当地的育儿收入给母亲进行补贴，很可能无法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情况。

既然会经历身体的痛、事业上的损失，那么为什么还有源源不断的女性生育？2019年，中国有1465万女性生育了孩子。

Ballaster教授等学者提到，构建和维持父权制社会包括了对于愉悦体验的建构，愉悦体验使得这种制度得到了参与者的同意和协作。一种压制的制度同时包含着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这也属于母职的悖论之一。

在去年给澎湃新闻的供稿中，笔者提到，生育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理性选择。如果仅仅从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角度来看，生儿育女对如今的父母而言肯定不值得。

马斯洛“需求理论”的顶端需求包括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由于职场的官僚体系和性别不平等，女性更少有机会在职场获得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因此她们把育儿视为潜在成就感的来源。对普通人而言，生娃赋予虚无的人生以意义，赋予平静无聊的生活以折腾的借口。对于女性而言，如果职场缺乏晋升渠道，对工作无热情，年少激情不再，人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人到中年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子女身上，折腾育儿，变得容易理解。普通人似乎总得抓住一些什么，依附一些什么，构建一些什么，才能找到继续前行的动力。但是，对于育儿的投入无法转为收入，继而会加剧性别的收入差距。此外，在育儿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并不一定能得到预期回报，反而给孩子和自身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有不少女性主义者提供了解决母亲困境的政策建议。Fraser教授在《Justice Interruptus》书中指出，为达到性别平等，目前各国的相关政策主要有两种逻辑。其一是双职工模式（the 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这一模式的出发点是以男性为标准，鼓励女性更像男性，鼓励母亲留在职场。其二是工作家庭区隔模式（the caregiver parity model）。这一模式基于现实情况，强调女性的照护责任，给全职妈妈提供更多支持，或者给承担更多家务的家长（主要是母亲）提供兼职工作机会。Fraser认为这两种模式都不甚理想，她提出了家庭照护模式（universal caregiver model），这一模式鼓励男性更像女性，使得女性目前的生活模式变成标准，最终达到解构私领域与公领域，解构性别刻板印象的目的。Perrons教授建议缩短整个社会/所有人的工作时间，使得工作与家庭趋于平衡。

在具体措施方面，笔者建议我国政府可以在《劳动法》里减少规定的工作时间，增加父亲产假和父母育儿假，并且宣传育儿不仅是母亲和上一代的责任。父亲产假和育儿假期的增加，很可能会减少求职时的性别歧视。此外，工作单位和社区全面覆盖普惠型托育园，使得母亲生育之后的母职惩罚降到最低。对于新手父母在生育之后的一年内能够获得专业的指导，以避免再次出现“三个月婴儿训练趴睡身亡”这样的悲剧。

在新冠疫情之下，江苏、安徽等地方政府进行了每周2.5天弹性休假制的探索，呼应了Perrons减少工作时间的倡导。但在社会期待女性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反而可能加重母亲的家务与育儿负担。有身为医护人员的母亲在疫情期间无法承担育儿劳动，而去支援一线疫情，有媒体以“抗疫一线她‘分饰两角’，却没当好母亲的角色”为标题指责母亲的缺位。但抗疫的父亲则不会面临同样的苛责。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文章也表示疫情会加剧性别不平等。以学术界为例，疫情期间女性学者增加了家庭照护的时间，影响了学术产出，而男性学者更少会受到疫情影响。

疫情对笔者的生活影响相对较小。笔者仍然有很多独处时间以及与老公两人的休闲时光。笔者的生活是基于老公在育儿与家务上的投入，以及有全职育儿嫂和上一代帮忙。笔者家的 育儿嫂遵从了“男方家庭购买婚房”的习俗，为了给未婚独生子买房，从三线城市的制衣厂管理岗位辞职，来一线城市当住家保姆。虽然住家保姆的收入通常高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她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经历了“母职”的商品化。而我们作为城市中产，不敢承受职业中断的风险，无法承受失去夫妻之中一人收入的经济损失，也为了避免隔代抚育的冲突，不得不“选择”外包育儿。

我们都被父权制与市场化所裹挟了。但我们可能从这样的现实中挣脱出来，或者做一点点挣扎的努力吗？

笔者做母亲尚不到一年。按常理，有着0到3岁幼儿的新手母亲面临诸多挑战。但自从停止母乳喂养之后，感觉人生轻松很多。在生育后，笔者有持续的学术产出，也顺利通过了聘期考核。结合自己的经历，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首先，女性不一定要结婚生子，不要被“女人不生孩子人生就不完整”这一社会建构所束缚。如果对于婚姻生活有所期待，可以在择偶时找一位有性别平等意识的、愿意平分家务的伴侣。在婚后，可以跟丈夫反复强调自己对家庭的付出，让自己的付出变得可见，让对方认可生育是非常艰难的无偿劳动；不要对于丈夫的收入增长有太高期待，同时要求丈夫不要过于投入有偿工作，而是能够参与更多家庭事务；在生育后，不要对自己投入工作和兴趣爱好而产生愧疚感；如果有条件，可以外包部分家务和育儿。

在孩子出生后，父亲除了没法提供乳汁，其他的养育工作都可以胜任。“母职”与“父职”不过是社会建构的“玄学”。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女性男性应该都是雌雄同体的。

母亲节许个愿，愿母职不再被过分强调。

（作者沈洋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