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新形势

4月23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与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就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以及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线上对话。

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疫情对全球化提出挑战，同样也需要用全球化的眼光和协作方式来应对共同难题

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前，经济全球化虽然出现波折，但总体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合作和发展加以解决。

樊纲认为，疫情虽然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但会推动全球供应链结构的调整。全球供应链在疫情影响下面临着诸多风险。首先，疫情冲击会让各个国家和企业更加重视分布式供应链的重要性。跨国企业会尽可能提高供应链的多元化，寻找替代供应商，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其次，供应链将从全球布局转为区域布局，区域化生产推动区域性供应链中心的形成。同时，全球生产链向距离更短的供应链发展，并将核心的生产过程集中于全球几大区域基地进行。一旦出现突发危机，各国企业可以在区域层面迅速做出战略调整以降低风险。

对于全球疫情蔓延所产生的影响，樊纲特别指出，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将出现放缓。对于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差距较大且公共卫生系统相对薄弱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其受到的冲击将更大。因此，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应加强沟通与协作，以应对疫情蔓延可能引发的各种突发危机，共同帮助受困国家渡过难关。

针对疫情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樊纲认为，疫情危机给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虽然当前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外贸订单的取消也令企业遭受损失，但相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来说，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影响。回顾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曾面临失业扩大、企业倒闭等风险，但后来经济的复苏也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以往历次危机一样，中国互联网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供应链公司或将根据国际市场变化进行战略调整，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现新的机会。

最后樊纲表示，疫情爆发后，全球化结构的调整会成为一种趋势。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把国内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加快国内经济调整的步伐；同时，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与进一步对外开放，既能推动中国企业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米凯莱·杰拉奇 Michele Geraci 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疫情蔓延虽然造成“全球危机”，但并非是“全球化的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贸活动、人员往来已经处于相互依赖，并不断加深的状态。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会因为此次疫情而中断。

杰拉奇在对话中表示，疫情蔓延对全球价值链造成冲击，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内在紧密联系。疫情初期，中国制造业的短期“停滞”，对世界制造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经过此次疫情，预计世界各国将重新考虑多元生产布局，以避免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分散市场集中的风险。疫情也可能促使一些欧美国家引导产业回归，但最后可能只是部分产业环节的回归，而不可能是全部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因为这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规律。

对于疫情期间西方产业界关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加剧去中国化”等声音，杰拉奇特别强调，疫情后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是“去中国化”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当中，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在其他国家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高。疫情过后部分产业链的外迁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推动中国向全球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仍将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同时，杰拉奇指出，疫情虽然对全球经贸往来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但也催生了新的全球化合作模式。例如疫情推动了新技术的快速应用，产生新的工作方式、协作方式与交流方式。人工智能、大数据、远程会议等新技术为疫情期间各国政府与企业开展合作提供了便利。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发展使得各国经济与企业的实际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对话中，杰拉奇也对未来中欧合作进行了展望。他认为，“一带一路”是符合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倡议，为沿线欧洲企业带来新商机。在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企业虽然面临风险，但也享有机遇。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很重要。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下，各国政府通过高层间的交流与对接，可以集中反映本国企业的利益诉求与风险担忧，并协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实际难题，为企业间的经贸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