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吧精选︱李硕：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

史书记载战争动辄“几十万大军”，在通讯有限的时代如何调动？刘邦阵前叫骂，项羽八百骑突围，我们如何看待古代战争记录？游牧民族战斗力几何，骑马射箭射程有多远……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今人难以想象。

军事史学者李硕近日在澎湃问吧回答了网友们关于古代战争的提问，我们整理了部分精彩问答与读者分享。李硕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目前在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从事中古军事史、历史地理等研究，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等。

动辄“几十万大军”，古代战争的规模究竟如何？

酷暑：请问一下，中国史书上记载一场战役中杀死几万或者几十万士兵屡见不鲜，这符合实际吗？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力那么低，能够支撑这么多青壮年人脱离农业生产去打仗，难道社会经济不崩溃，是不是记载夸大其词？

李硕：古代战争很多人数记载多得不可思议，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降卒四十万被坑杀。可能中国古代一直有虚报兵力的习惯，为了震慑对手把自己的兵力夸大好几倍，战后发布的战报也有类似夸大。但这方面具体的事例，在史书中只有非常零星的记载，难以还原真相。

从现实的立场推断，任何战争都不是人数越多越好，因为涉及到训练、补给等很多问题，在缺乏侦察和通讯手段的情况下，大规模部队也不好指挥，容易陷入混乱。

战争中，比数量更重要的是兵员质量，简单说，就是指挥员和战斗员最好都是经受过实战锻炼的，尤其是冷兵器战争，从一线的搏杀到战役指挥，基本都是靠个人经验积累，技术层面的学习占的比重很小（现代战争这部分占的比重就很大了），所以古代一支军队是怎么组建、怎么学会打仗的，过程非常重要。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是总结这些最基本的经验。

临渊羡鱼：李老师好，在通讯手段有限的古代，单一一场战斗双方能有效指挥运用兵力最大能达到多少？

李硕：我先做个初步的估算，就是单方兵力十多万人、不超过二十万的规模。后面慢慢说理由。

中国史书里的兵力数字，一直存在不可靠性，前面已经有几个问题涉及到这方面。所以首先做一个声明，就是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古代战争的真正人数规模，只能做一点很有限的推测。

中国史书里记载的战争人数，往往是先秦秦汉最大，中古就少一些，到明清更少。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注意古代所谓“号称”兵力的习惯，有严重夸大；其次，战国秦汉时期，政权的动员能力确实非常强大，这和中古及以后的中国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运作细节，现在已经难以如实复原了。

从史书记载看（不考虑数字的人为夸大），在投入兵力规模最大的战国秦汉阶段，一场战役单方投入兵力的上限是四十多万，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几场战争、秦末和楚汉战争都是如此。到魏晋隋唐，单方投入一二十万已经是顶级规模了。

限制参战人数的因素，一是战区地形，只有比较开阔的环境才可以，山地、水乡就难以集结重兵；二是后勤，它决定能集结的兵力上限，而且这也和地理有关，在稠密居民区的战场，后勤物资可以就近征调，才方便集结重兵，越远离居民密集区，后勤运输压力越大；还有一个兵种因素，骑兵行动速度快，可以迅速集结和分散，但只有游牧族才有大量战马、骑兵可供使用，所以这个问题暂且不论。

至于在后勤和通讯能力的限制之下，特定战场能够运用的最大兵力，我只在史书中找到过一个上限事例，就是公元538年，西魏宇文泰和东魏高欢的洛阳会战，因为史书明确记载，这场战争军阵规模过大，战场踩踏起的尘埃也很大，西魏军队的不同部分之间失去了联系，有些部队擅自撤退。《资治通鉴》引文如下：

“是日，东、西魏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魏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弃其卒先归。”

这个事例的可贵之处，就是史书明确记载了当时部队已经多到失联、难以协同，这在古代史书中非常珍贵。但史书没有记载这次战役的双方兵力，如果用同时期东西魏（北齐北周）之间的其他战争兵力做参照，单方投入兵力应该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而且，洛阳郊外地形平缓，适合大部队展开，可以作为战役兵力运作上限的范例。

我开头草率估算的，最大可运作兵力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就是根据这个战例来的。它采用了类比参照，很不精确，但没办法，古代史书在这方面的记载确实很稀缺。

另外，东西魏当时的兵力数字有没有“号称”的夸大？这个问题还无法核实，如果它真有三五倍的夸大，我的设定就不能成立了。

“刘邦阵前叫骂”是常规操作吗？

Oxford：有没有过出阵单挑的武将？

李硕：有，但从来都不是普遍现象。

步兵军队作战时，将领一般不会亲自出面对敌，因为他需要（用旗鼓等手段）指挥步兵队列的整体移动，这非常需要经验和技术。骑兵军队作战时，跑动速度快，将领一般会在一线冲锋，接敌作战的机会比步兵将领要多一些（比较古老的例子是亚历山大大帝）。至于指挥步、骑兵综合部队的统帅，亲自作战的机会就更少了。

可以说，战争里面没有任何铁的守则，任何规律都会伴随有特殊性例外，我们只能总结大概率的总体现象。

云梦有杰：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有关中国古代军队制度的一个详细情况。人人都说中国古代军队制度以伍和什为基础，那再往上呢？大概人数是怎么安排的？还有，两军对垒是有什么特殊的规矩或者双方默认的潜规则吗？比方说双方各派将领阵前决斗这些的。

李硕：什伍以上的军事单位，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但史料的记载比较零星，现在很难做出一个全面的变迁列表，举例说，像队、旗、营、团、旅、师、军、部、曲、乃至百夫长、千夫长，这些单位都曾经有过，不同时期或者政权里面，相同的编制词汇包含的人数也未必一样。

中国古代和西方另一个不同，是不习惯用数字编号来命名军事单位，古罗马军团会按12345的序号依次排下去，中国古代几乎没有这种现象，一般是按一套汉字体系，比如龙骧、云骑、左右卫等来编组，或者按行政区地名、将领名字暂时命名。

这种不同对实战影响并不太大，因为冷兵器战场上，普遍使用编成左、中、右军的三分法，或者再加个前、后，不会直接按原来的编制单位进行指挥。各种古代文明基本都是如此。

所谓两军对垒作战，有暗的规则也有明的规则，暗的是努力做到“出敌不意”，采用设伏、偷袭、诱敌深入等等。明的是双方主力都已经侦知对方的存在，且都求战心切，这种就会形成大规模列阵会战，有时双方还会约定时间会战，古书里给这叫“刻日”，就是约定好日子，但这可能不是普遍现象，多数大规模会战可能是基于双方的“默契”。如果一方畏战但又不能撤退，会据守营垒，对方则可以发动强攻，和攻城战有点类似。

至于“双方派将领阵前决斗”，从来不是古代战争的普遍现象，具体原因我前面已经回答过。但使用小股精锐或志愿者进行“挑战”的行为，在冷兵器战争一直存在，它可以是针对畏战不出、据守营垒的敌军，也可以针对正在摆列阵型的敌军。春秋战车时代，给这种挑战行为叫“致师”，就是一辆或几辆战车向敌军示威，乃至冲锋袭扰。这主要是鼓舞己方士气、打击对方士气的表演行为。贵族时代结束后，战争变得更理性务实，这类挑战行为就减少了，因为防守方不用讲面子，可以用弓箭招待挑战者。刘邦有一次在阵前叫骂，就被射了一箭。

不想被文学作品套路，哪里有可靠的战争记载？

林峰黎：老师，我对古代冷兵器战争很感兴趣，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一是古代作战的阵法，能否介绍一下；二是古代作战，真的如三国演义里描述的：来将通名，先是两名大将先捉对厮杀一番，胜者手一挥，一路掩杀即打败对方吗？真实的古代冷兵器战场究竟是什么样的？谢谢。

李硕：这是明清演义小说的套路，不是真实的，比较古老的《荷马史诗》也有类似的套路。想了解真实的、第一手的战争，中国古代比较缺乏记载，可以看西方的，比如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等等。

酷暑：史书中记载项羽乌江自刎前，徒步手刃几百个士兵，那需要多好体能，多好兵器？还有只剩28骑还能突破几千人包围，应该马奔跑的速度很快，产生很大的冲击力才实现？在没有马蹬的年代，速度太快了，人会从马上掉下来。感觉司马迁写的史记有些地方是凭空创作出来的，不切实际，像武侠小说。

李硕：确实，《史记》记录的战争都太简略，缺少可靠的细节。至于项羽突围的那段，项羽自己一个冲锋就“杀数十百人”，肯定有很大的模糊和夸张。但这段记载保存的有效信息还是有一些，比如，当时的汉军追兵也都是骑兵，“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当时骑兵并不习惯短兵器肉搏作战，所以当项羽鱼死网破的时候，汉军骑兵也拿他没办法（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没能用上弓箭）。

花仙子爱游泳：您提到《史记》记载的战争都太简略，缺少可靠的细节。那么哪些古代文献里记载的战争是比较可靠的呢？我们从小在课本里学到的经典战役，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牧野之战这些，都比较有戏剧性，关于它们的记载到底是不是完全真实的呢？

李硕：这些记载的过程和结果大都是真实的，主要是缺少相关细节内容，叙事过于简略。

战争本身和戏剧性并不冲突，一些非常偶发的因素确实会从根本上影响战争结果。

游牧民族的战斗力

立马豆：李老师好，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历次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他们的战斗力真的天生比习惯农耕生活的汉人强吗？

李硕：论个人层面的“战斗力”的话，牧民肯定高过农民，因为游牧生活方式和自然的斗争更激烈，这是自然适应和淘汰的结果。

但这不意味这游牧社会必然能征服农业社会，因为游牧经济形态注定是地广人稀，游牧人口总量比农业社会少得多。农业社会被游牧者征服，一般前提都是自身出了麻烦，政治动荡，缺乏统一对外的防御能力。

而另一方面，农业社会也很难真正征服游牧社会，因为传统地理环境的限制，缺少马匹（骑兵）很难控制大草原。所以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文明一直长期并立，谁也彻底灭不了谁。

农业社会对付游牧社会的根本手段，是工业化、从农业社会升级到工业社会。游牧社会地广人稀，社会分工不发达，是不可能自己发展到工业社会的。燧发枪、霰弹炮等早期火药兵器，能基本压制住游牧族骑兵，到连发枪械和碰发起爆的炮弹出现（1880年代），骑兵就彻底淡出战场了。

所以网上有段子云：“一旦有了机枪，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立刻变得能歌善舞起来”。因为这已经不是游牧和农耕的对抗了，是工业和前工业时代的对抗。

Hamlet：您好，请问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主要靠哪方面的优势？蒙古马真的很重要吗？

李硕：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游牧族战斗力的最高峰，此前此后都再没有这迅速和大规模的扩张成果。至于原因是不是蒙古马，就不好说了，因为可以找很多原因，从成吉思汗本人到气候的变化。

蒙古马是蒙古大草原的马种，从匈奴时代以来，曾占据蒙古大草原的所有游牧族都用过这种马，它和13世纪蒙古人的战功没有必然、特定的联系。

吕：您好！请问骑马射箭，一般能有多远？在马镫应用之前，有没有骑马作战的？还是只有骑步兵？谢谢？

李硕：我前面说过，战争之中无定律，各种特殊情况都存在。

就普遍情况说，骑马射箭的射程，多数不如步兵射箭，因为马背上发力比较受限制。马上射箭比较直观的影像，可以看电影《与狼共舞》，里面有印第安部落捕猎野牛的场景，都是拉到很近距离射箭。

马镫应用之前，肯定有骑马作战的，用弓箭较多，用短兵器较少，但也有，亚历山大大帝就喜欢骑马持枪冲锋，他那时候还没有马镫。

鞑靼骑兵：请问老师，轻装骑兵和重装骑兵的优劣如何看待？

李硕：轻骑兵侧重侦察、袭扰任务，重骑兵侧重直接冲击肉搏，这属于不同职能的分工，谈不上孰优孰劣。

轻、重骑兵的兵种划分，是欧洲长期以来的军事传统，直到比较晚近的十九世纪还在沿袭，两种骑兵的装备都很不同（轻骑兵的弓箭、手枪，重骑兵的长矛、铠甲），甚至人工繁育的马种都有所区别，重骑兵的马强调负重能力，体型大，轻骑兵的马小而灵活。

但在中国军事史上，几乎从没有严格划分轻、重骑兵的做法，古书里的“轻骑”，多是指不带辎重的轻装骑兵部队，和战术任务没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两种战术职能，在中国古代也长期存在，但没有特地组建不同的部队，而是因时因地制宜，任务可以灵活调整。

至于中西方为何存在这种区别，原因就不好说了，也许涉及到对事物的分类、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

瘟疫对古代战争的影响

立马豆：瘟疫在古代战争中影响有多大？有什么预防瘟疫扩散的措施？

李硕：看来现在疫病确实受关注。在传统时代，人们还缺乏对流行病传播机理的认识（这涉及到更复杂的医学史），一般说，在古代战争里面，有意识地利用或防控瘟疫的做法都不多。在蒙古成吉思汗向中亚扩张时期，曾有史料记载，蒙古军在攻城战时，会把死牲畜的尸体用抛石机投射到城里去，现代人猜测这是为了扩散瘟疫，但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为也可能是某种萨满教的诅咒形式。而且当时人基本没有防疫手段，攻克城池之后，占领军也可能受到瘟疫感染，所以对这个说法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由于古代总人口少，地广人稀，受疫病影响的形式和今天的城市化时期很不一样。从史料看，古代战争中的疫病集中爆发，往往发生在被围困的城内，因为很多郊区居民逃难进城，导致人口急剧集中，战时的各种生活条件又很差，容易发生疫病流行。比如东晋十六国时期，青州的广固城（在今山东省）几次遭遇过围城战，这几次都发生了全城人得病，表现是四肢瘫软无力，现在看，很可能是消化道传染病，但当时人并不理解原因，以为是风水问题。

在大规模战乱年代，疫病流行能造成大量人口减员，可能比直接死于战争的要多。比如东汉末年的战乱，死于疫病的人很多，曹丕文章里面提到过，他的有些老朋友都病死了。

在汉代字书《说文解字》里，“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就是很多人同时得了一种病，但并未指出人之间传染的根源。到清代就有了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手段，从草原或藏地到内地的团队，朝廷往往要安排牛痘接种。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

花仙子爱游泳：请问李老师，战争中的尸体一般如何处理？会不会引发瘟疫呢？

李硕：我在前面问题已经回答了一些，再补充两句。古代人还缺乏对流行病原理的认识，所以对尸体的处理一般也不是遵循防疫原则，而是当时的丧葬礼俗，如果有条件，会对战死者进行埋葬或火化。胜利者有时为了炫耀武功，会把失败一方的尸体堆成一大堆，所谓“京观”，可见他们还不知道疫病的危害。

古代战乱时期，疫病确实会明显增加，但尸体引起的可能只占一小部分，因为古代地广人稀野兽多，人的尸体往往很快就被野兽吃掉了。在长期战乱年代，往往有虎狼成群吃人的记载，这又跟今天人大肆吃野生动物很不一样。

古代社会的战争与和平

付尚：李老师好，据说春秋战国时代打仗的时候都很讲礼貌是嘛？

李硕：春秋和战国完全不一样，春秋是贵族社会，战国是君主集权国家，所以战国的战争不讲礼貌，很残酷，规模很大，你死我活。

春秋的贵族们，所谓士和大夫，阶级认同感往往不低于国家认同感，所以他们在战场上会比较讲究礼节，重视声誉，如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范。战胜国往往也不会直接吞并战败国，所谓“存亡（国）、继绝（世）”，保留贵族社会的游戏规则。

但也不能把春秋战争想象成全是文质彬彬的表演，毕竟事关生死，“礼仪”的层面和“阴损”的层面往往同时存在（欧洲中世纪其实也是这样）。而且贵族社会自身有其难以维持下去的原因，所以到战国就变成君主集权和官僚制了。

梦男：中国在历史上到底是爱好和平还是爱好战争的？

李硕：太宏观的话题不易一概而论，如果按总的战争数量计算，中国古代打仗应该不比其他文明少。

古代中国的特征，是官僚制行政体系和帝制的结合，总的来说，这种体制并不倾向打仗。它对内能实现和平统治（相比于各种封建领主的割据）；对外缺乏扩张性，因为帝国官僚机器对依靠战争获利不感兴趣，它担心军人集团的崛起和排挤文官集团，也担心对外战争引发国内的动荡（对比欧洲大航海殖民史，除了王权，其民间、商业力量、乃至教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战国之后的主要战争，一种是应对北方民族的入侵，抵抗不住的时候就换成了北方民族入主、建立王朝；另一种是王朝官僚体系崩溃之后的大规模内战，所谓改朝换代，因为帝国的官僚制政体有其兴替周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个人或集团力量难以左右的。明清易代的战争，就综合了北方民族南下和帝国改朝换代内战两种因素。

王朝承平时期，在边境地带或境外进行正规的战争，别管是扩张、防御还是平叛，都是成本非常高的行为，所以这方面一直建树不太大，中国秦汉以来的版图范围变化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