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汉学家薛凤：当历史学家和计算机工程师同桌思考

汉学家薛凤（Dagmar Schäfer）刚刚获得2020年度德国莱布尼茨奖，该奖项为获奖者提供250万欧元研究经费，是德国最高学术荣誉。薛凤掌舵的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在数字人文研究方面是先行者，她在专访中说：“在我们所，计算机工程师和历史学家是坐在一起研究的。历史学家可能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计算机工程师负责跟历史学家一起思考，怎么样用计算机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教授（来源：薛凤/马普科学史所）

对德国汉学家来说，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获得了2020年度的德国莱布尼茨奖（Gottfried-Wilhelm-Leibniz-Preis）。在德国学界，这个奖代表了对一个学者最高程度的认可，地位仅次于诺贝尔奖。获奖学者有250万欧元研究经费，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学术研究自由。

薛凤在接受笔者专访时说，这也是德国学界对她的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认可。薛凤的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在国际学界颇具影响力，其代表作《工开万物》（The crafting of 10000 Things，201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2015年中译本）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和美国科学史学会辉瑞奖。不过在德国，这个研究领域依然是小众的。

近日，受澎湃新闻委托，笔者在柏林对薛凤进行了专访。专访中，薛凤聊了她的得奖感受，她正在进行以及计划中的研究项目，往来中德之间对中国的印象，以及“薛凤”这个名字的由来。

因应德国的新冠疫情发展，我们的专访最终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进行。专访原文为德文，由笔者翻译成中文，经薛凤教授核定授权发布。

位于柏林的马普科学史所（施庆华摄）

“从科学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家的角度看待疫情”

澎湃新闻：所长好！您在中国时有赶上疫情吗？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现在的日常工作形态有什么变化？

薛凤：去年十二月我们在中国，我在北大跟两个同事一起开了工作坊，圣诞节后我们就回到德国。我们常看中文的新闻，所以我们其实比一般德国人更早知道我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很早就针对疫情做了很多准备和调整。一月份，所里从中国返回德国的同事回来后就居家办公了。三个星期前，我们做了一些筹备，尽量让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网络远程的方式完成。

自3月20日起，马普科学史所暂停所内常规科研活动 （施庆华摄）

我现在人在马普科学史所里，因为作为执行所长我必须每天至少来所里一次。现在所里有两个人，我们轮换着进研究所，也就是一个人出去了另一个人才进来。

澎湃新闻：所里的国际学术交流是不是也有受影响？

薛凤：这个自然是有影响的，不过我这段时间最大的感受其实是国际学界同仁之间的团结互助。二月份中国疫情起来的时候，我们给了北大、浙大一些同行朋友们一些帮助；现在，他们反过来帮助我们。这点我觉得特别棒。例如，他们有跟我介绍在研究所实施“轮换进屋”的方法。这些中国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科学史学家可以为人们处理这样的危机和灾难做出什么贡献？我注意到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最近推出了“History of Science ON CALL”（“随叫随到的科学史”）平台。

“History of Science ON CALL”平台URL：https://www.mpiwg-berlin.mpg.de/research/projects/history-science-on-call

薛凤：我们可以提供人们从科学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家的角度看待疫情和灾难的视角，例如关于瘟疫的概念是如何发展的，历史上的瘟疫是什么样的，人们是如何反应的，不同的文化是如何反应的等等。同时，我们也整合相关学术研究的成果，使其成为所有人远程教育的资源。疫情期间，许多老师改成远程授课，这些资料对他们会非常有用。

“科学发展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互相交汇碰撞而成的”

澎湃新闻：从2013年起，您担任德国柏林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请问马普所在德国学术体系是什么特殊位置？

薛凤：马普学会（Max Planck Gesellschaft）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术研究机构。它是二战战后盟军（美国、法国和英国）成立的，因为德国科学家在二战时期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例如迫害犹太人等。盟军不希望延续之前的科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制度，于是成立了马普学会。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德国联邦和州政府。

马普学会最强调的原则就是学术独立和自由。学会挑选特别杰出的学者，给他们年度预算，希望他们做出特别杰出的研究。每个马普研究所都有几个所长，他们可以独立决定研究的方向。我们所有三个所长，分管三个领域，我是其中一个。我们三个所长每隔两到三年轮流担任执行所长。从2019年起，我担任本所的执行所长。

马普学会一共有大概82个研究所，我们所主要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为主。我们所平均有120个学者在所里。不过，跟科学院不同的是，只有极少数核心的职位（所长和几个研究学者）是固定长期职位，大部分学者是相对流动的，例如有来两三年的博士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短期访问学者等。跟大学不同的是，我们不带博士生，不授课。

澎湃新闻：前阵子您获颁2020年度的德国莱布尼茨奖，这是德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得奖学者获七年250万欧元的研究经费。得奖那一刻什么感觉，有觉得意外吗？

薛凤：当然很意外，但也真的非常高兴，因为这也是对我这个研究领域很高的认可。我一直致力于揭示出科学发展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互相交汇碰撞而成的。欧洲的科学史研究一度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现在有好一点。对我来说，跨越自己的视界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了解科学现在的发展，了解欧洲的科学，更要了解科学的过去以及欧洲以外比如中国的科学史。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提名我的学者。我觉得我是代表我们这个学科得奖的，我们倡导全球史研究，纳入其它文化的视野。所以对我们这门学科来说，这个奖非常棒。

澎湃新闻：您计划用这些经费来开展哪些新的研究项目？

薛凤：一般来说，马普所开展的是偏基础性研究。我认为我们科学史研究也是如此。我现在对于做长时段的科学史研究比较有兴趣。科学史研究通常关心二十一、二十世纪以及再早一点点时期的发展。我希望把时间再往前推一些。

我感兴趣的研究现在有两个。一个是物质，我关心人们从物质中学到了什么。最近有许多学科有一些新的相关进展，例如材料学、考古学、生物化学等，给了我们看待物质的新的视角。一方面，我希望开展一些研究来批判性考察现在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历史。我们目前大多数的历史是文本历史，我想了解人们是如何从物质中获取知识的。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研究是音乐和数学之间的关系。音乐、数学和建筑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最近在中国、中亚、欧洲以及非洲各地都有一些相关的考古出土。我想了解数学知识和关于声音、声响的理念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纳入建筑学学者，探讨空间处理跟音乐和数学知识的关系。除此以外，我对研究动物史也感兴趣，例如什么是动物的概念？人们通过对动物的知识如何理解自身以及自然？

澎湃新闻：您的代表作《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一书（The Crafting of 10000 Things）研究的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明代的一本工艺百科全书。您是如何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一经典著作的？

Dagmar Schäfer, 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17th-Centu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工开万物 : 17 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薛凤：对我来说，我主要不是考察宋应星是如何理解技术的。我更关心的是他通过对技术的研究得到了什么理解。例如为什么他要研究怎么采珍珠、制油等等，他认为可以从这些技艺里学到什么。我认为宋应星对于技术和知识有更广的理解。例如他对于如何理解“气”很感兴趣，也试图通过理解声音、“观天”等理解这个世界。

澎湃新闻：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发明和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您认为这个问题是否依然有意义？

薛凤：这个问题启发了许多很优秀的研究，虽然许多科学史研究者认为这个问题既没法回答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学家不能研究一个没有发生的历史现象，我们只能研究发生了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不是李约瑟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如今这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图景也会非常不一样。

“我们的计算机工程师跟历史学家坐在一起”

澎湃新闻：历史研究中数字人文方法（Digital Humanities）逐渐兴起，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项目。您认为这个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可能性？

薛凤：数字人文可以让我们换一种方法阅读文献。一如陈诗沛（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和项洁（台湾大学）所说，我们现在可以实证地阅读文献。以前的学者是完整地读完一本书，理解完这本书后再跟其他书做比较，做出某些判断。现在我们无需一本本地完整看完，可以非常快就验证出来某些判断是否正确。我们阅读文献的方式完全变了，而且阅读什么地方也不一样了。

澎湃新闻：您最近主持了一个地方志的数据库研究项目，推出了研究工具LoGarRT(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能否介绍一下？您认为处理地方志数据库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薛凤：我最近刚写完一篇相关的论文，去年十二月在北大授课我也讲到过这个项目。我们认为，通过考察地方志这个特殊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地方性的知识是如何被定义的。中国拥有世界上仅有的、延续不间断的地方志文献，最早从大约九世纪开始，流传千年。这是非常系统性的知识整理，是个宝藏，可以让我们了解知识被标准化的过程。LoGartRT是我们研究地方性知识的变化历程重要的工具。

地方志研究工具LoGartRT（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来源：陈诗沛）

我们跟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地方志数据库合作，一共收录了大约四千册地方志信息。我们并不电子化地方志或保存电子全文，而是提供一个研究工具。地方志电子文献数据库的问题是有些非常好的文献库是商业收费的，所以要看全文需要对应的许可，但我们这个研究工具本身是免费提供给广大研究同仁使用的。

在处理数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例如每本地方志都必须作为独立的一本书来看待，因为它们都是各自历史时空下的产物。在中国也有所谓的“地方志学”。所以在开发这个研究工具的时候，我们要求参与项目的人是对地方志有所了解的，而不是简单的把文本看作是数据而已。

澎湃新闻：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数字人文项目组看上去非常强大，能否介绍一下？

薛凤：以一个历史研究所来说，我们的确非常重视数字人文。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而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数字化文献。这些全文电子化的文献可以让我们做很多很棒的研究。我们所长期致力于数字人文研究，因为马普所不仅致力于呈现新的研究成果，也致力于开发新的研究手法。

在我们所，计算机工程师和历史学家是坐在一起研究的。跟公司或者说出版社不一样，那边可能是计算机部门得到具体的客户需求然后执行。我们这里的计算机工程师跟历史学家坐在一起，历史学家可能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计算机工程师负责跟历史学家一起思考，怎么样用计算机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目前我们固定有五个跟历史学家紧密合作的计算机工程师，他们都有很好的学科训练。

澎湃新闻：说起学科训练，这些计算机工程师只有计算机学科背景吗，还是也有人文学科的训练？

薛凤：通常这些计算机工程师也有一些人文学科训练，例如我们这里有从台湾大学毕业的陈诗沛，她了解两边的研究手法。这也是我们的特别之处。通常人文学者是单兵作战，例如一个人写一本书。但我们所里很多是团队作业。我们有懂一点编程的科学史家，也有对地方志是什么有所了解的计算机工程师。于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计算机学家坐在一起，各自尊重别人的专业，就会诞生出不一样的研究成果。

澎湃新闻：历史学家通常不太团队作业……

薛凤：是的，不过科学史学家还是很乐意团队作业的，因为其实自然科学家也常常是如此。所以科学史学家还是比一般的历史学家更容易接受团队作业。我觉得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这个学科需要太多不同的专业知识，这么多专业不是一个人能掌握的。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研究，例如我们的地方志研究项目，那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必须团队作业。

“让中西方的学界沟通更快速”

澎湃新闻：近年来您主持了一个科学史研究读本项目（History of Science Reader），一方面把近十年来英语世界经典且具有前瞻性的论文翻译成中文（2019年由浙大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您跟中国科学史研究所的张柏春合作，把一批中国学者的科学史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结集出版（2020年将出）。这个项目的立意是什么？

薛凤：发起这个项目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欧洲的科学史研究同行们没法阅读中文文献。如果想要了解科学史或中国史，势必要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例如我这样的西方汉学家，我当然有我的优势例如我可以带来一个外部视角，我看问题的方式或许会和中国的同行不一样。但我们的中国同行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接触档案的机会跟我们不一样，也更容易专精于某个细分领域。所以我觉得双向交流非常重要。目前这本书已经接到很多预订，学界的兴趣非常大。

薛凤及柯安哲编，吴秀杰译，《科学史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9年出版

总的来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让中西方的学界沟通更快速。语言是个巨大的挑战，许多西方学者不会中文，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不太会英文。我真的觉得中国学者有很多非常出色的研究，但却没有被西方学界接收到，非常令人惋惜。当然，阅读中文学术文献对非汉学家的一般学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学中文本身不容易，学到精通中文的程度要花很多时间（例如我就学了三十年左右），而学术研究使用的语言又跟普通语言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翻译的过程也并不仅是一般的语言翻译，而是也要兼顾到不同的学术语言有不一样的文风和要求，例如中文、德文和英文的学术语言风格都不一样。

澎湃新闻：您学生时期来过浙大交流，后来去过交大、北大和天津大学等地讲学或访问，不同时期来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印象？

薛凤：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但人情却是不变的，这点我觉得特别棒。大概三十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那时候中国刚开始现代化；现在中国是完全另外的样子了，非常现代，非常国际化。

现在我在北京有很多很棒的同行和朋友，在上海和杭州我也还是有家的感觉，那里有我年轻时就交下的朋友。对我来说，朋友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欧洲人在中国交朋友并不容易，但如果你会中文，你很容易结交到中国朋友，因为中国人都特别友好。有中国同行说我把那里当成“我的老家”，这个我可不敢说，我父母可能会抗议，不过的确差不多是有这样的感觉！

澎湃新闻：许多中国读者一听薛凤这个名字以为是中国人，但其实您是德国汉学家。这个取名背后有什么由来，谁取的？

薛凤：是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给取的，她来自台湾地区。那时候大学的汉语课以文言文为主，现代汉语比较少，于是我就问她是不是可以教我学说中文。那时候她要求我每天给她打电话，她说发音非常重要，让我一直练bo po mo fo发音。她非常严格，希望我打好基础，要求我不仅会说，而且还要说得好。半年后，她建议我取个中文名，然后是根据《红楼梦》里的两个人物来的。她说，我会像王熙凤一样厉害，像薛宝钗一样漂亮。这当然不是认真的，但特别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