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③

第一章　中华帝国晚期的省会城市成都 

省城——省会城市成都，这个名字通常用来指称19世纪晚期中国四川西部的一块用围墙围起来的地方，它由华阳县和成都县组成。这个名字的命名对成都来说意义极为重大，其时清政府的官僚体系仍处于繁荣期。在那道用泥土和砖砌筑起来的围墙内坐落着政府各部门的机构，它们叫作衙门，那里面坐着的可都是四川省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这些坐在省会衙门里治理成都的人都是受过严谨的教育和有过多年历练的人员。他们都由坐在北京的那位皇帝任命，委派他们保境安民，征收赋税，提升全境居民的道德。从最早在这个地点围城建市以来（不会迟于公元前310年〔1〕）一直到19世纪末，成都的统治者从来都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单位，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指挥部，可以用来统治一片更为辽阔的领土。一直到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当成都指挥部的官员们声称他们管辖下的这个省，子民已达五千万之众〔2〕，从而要求有相应的权力之时，中央对他们提出的守土御边的任务，便变得更复杂，要求更高了。

成都市的居民到清朝末年时人数已超过了30万〔3〕，对于他们来说，你也许会认为，该市作为行政中心的作用，和城市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忧乐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成都在当时来说和许多中国其他的城市，以及全世界许多非工业化的城市一样，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与此同时，成都有独具特色的历史条件和地理区位，它处于正在衰退期的清帝国的西部边陲，又是一个富裕的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便使得这里的生活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有所不同。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成都的居民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们的城市具有很高的行政地位，因为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既是中国近代城市，又是处于有民定居的肥沃农田和西藏高原之间的接合部，作为省会城市的成都，它的城市特点都受到了上述条件的影响，也影响到了19世纪晚期成都市民的生活。改革者们的改革计划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他们对19世纪初期成都的自然条件，以及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都了然于胸。激励这些改革者致力于成都“文明化”——这是他们中许多人对自己工作的称呼——的思想和动机，主要来自成都外面的世界 ——中国其他的省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或者来自历史上的其他时期——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然而，要在成都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他们被迫要勇敢地面对成都的“身体与石头”的问题，这是成都数百年发展的结果〔4〕。如果我们想要弄明白他们的改革行为和后果，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一点。成都早期历史的一些方面会在随后的章节里有更加详细的介绍，而这一章旨在使读者对这个城市及其在19世纪末期的城市管理传统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作为中国近代城市的成都

像中国绝大多数近代城市一样，成都市也是由外部城墙包围并用内部城墙分隔的。（见地图）〔5〕。主城墙大致呈矩形，并与南北中轴线稍微倾斜。在中国古代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时，经常以南北中轴线作为指导方向〔6〕。城墙高9米至

  
地图：晚清时期的成都，重绘自1917年，由Tō-Adōbunkai绘制的一幅地图

12米，长约12.8公里。城墙的外墙面由石头和砖块砌成，内墙面则主要是大的砖块。内墙面到外墙面宽12米。内外两墙面之间塞以泥土以形成墙体。在泥土的最上面铺以大石板，形成一个平整的表面〔7〕（可见一部分城墙和一个城门）。由于城墙在河沟边（它们围绕城市，就像是一条护城河），这就带来了许多麻烦，在夏天多雨的季节，成都常有倾盆大雨落下，这便使得城墙的内墙面容易倾塌，常常需要维修〔8〕。

图1.1在成都宽阔的城墙顶上有一条步行道。在内墙城门附近可见一段阶梯通往城墙顶上（加拿大联合教会资料，维多利亚大学档案，多伦多：目录编号：No.98.083p.26.）
 

成都的城墙尽管看起来不失威严和堂皇，但它也并非总是一道坚挺的栅栏将四个高大的城门内外完全隔离开来。许多人就住在东门和北门外的郊区。每天有成百上千的挑夫和车夫将大量的物资和产品，在看守城门的士兵眼皮子底下运进城内。被指派来看守城门的士兵每天在规定的时辰里开启和关闭城门，而官吏们则负责对运进城内的货物收取税款。中国的这种围绕城市而建的城墙往往使人们误以为它们会将城市和农村划分得泾渭分明〔9〕。我们从图1.2中可以看到成都北门外就是一片人口定居的密集区；而图1.3中则看到了成都市内东北角上是一大片种满了农作物的土地。

图1.2从城墙外看成都城墙的北门（加拿大联合教会资料，维多利亚大学档案多伦多：目录编号：No.98.083P/24N.）

 
图1.3 1934年成都市的航拍图。从东南方向看，可见城市的东北角。岷江的一条支流围绕城市一圈而过。城墙沿河堤而建。东校场在图片的上端，正在城墙内。（加拿大联合教会资料，维多利亚大学档案，多伦多：目录编号：No. 8.083P/11.）

早在20世纪初，来这里访问的外国人便爱上了成都的城墙，他们喜欢到城墙上面去散步消遣〔10〕。在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墙内有一道石头阶梯可以让人直接登到城墙顶上，在那里人们可以开心地散步，一览周围田园的风光。当天朗气清之时，望西放眼看去，甚至可以看到离西藏高原最近的几个山峰。朝城内一望，则城内所有的大街小巷一览无余。和中国其他的城市一样，成都的“天际线”很低，非常规整，很少有建筑物会超过两层，有的甚至只有一层半。内院栽种的树木高耸在灰色的屋瓦上面。在成都东区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建筑用地通常非常窄小，进深却很长。居住的区域一般都在房子的最后面，远离街面。另一方面，各种商铺和作坊用砖砌的防火墙相互隔开，沿着街道紧密地排列在一起，一般的开间少有超过6米以上的。房屋的建筑材料大多采用木材和灰泥，有些用的是晒干的泥砖，有些则用更为结实一点的烧制砖。在富裕一点的区域，比如在成都的东北部，许多家庭的房子占地面积会稍微大一点。在这些区域，盛行一种“公馆”式样的住宅（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院子，再加上精心修建的大门，见图1.4）。在这个围墙内，房子按四边排列，形成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或是四边都有院子的居住区。房子都只有一层，按不同的使用功能区分，四排房子围合起来，中间形成一系列四方形的院子，里面有一个花园。也有将花园设在房子的后面，或是沿着一边设立的〔11〕。有些这样的公馆里面住了好几户家庭，每一户家庭只租了院子房屋的一部分。这样的住宅被称之为“大杂院”〔12〕。

图1.4四圣祠街公馆式住宅的精致大门。这种公馆式住宅在成都市的富人区很常见。图上可见的公馆是外国传教士的住地。该照片后面的标记显示出了照片中央偏左的矮墙处是一所公厕的入口（加拿大联合教会资料，维多利亚大学档案，
多伦多：目录编号：No . 98.083/21N.）
 

在这个城市的一些街区里，像这种有围墙围起来的住宅数量很多，往往延伸到整条街道，使得这里一到晚上便显得特别冷清。因为在这长长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只有各家住宅院子门前悬挂的一盏菜油灯笼在发出微弱的光。成都的商业繁华区都有夜市，商人们大都沿街摆出自己的货物，因此，两边沿线都会悬挂出灯笼来〔13〕。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夜间是不宜出游的。天一擦黑，住在街口处小茅棚里的守夜人便会用高大的木栅栏将街口关闭。想要通过栅栏的人必须说出他们夜间出行的正当理由，并出示证明，有时候还得支付一笔小费〔1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城市里常见的其他一切机构，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横跨过大街的纪念性的牌楼、大量供奉着佛菩萨和其他神祇的寺庙、钟鼓楼、会馆、当铺和山西钱庄、茶馆、客栈和公共澡堂〔15〕。然而，围墙内的土地并不是完全被建筑物占满了，也有一些地块整成了菜园，从而在大片大片整齐划一的瓦屋顶和树梢的一统天下中也留下了一点空间〔16〕。参天的大树一般都生长在寺院的土地上，北门内的佛教寺院——文殊（梵语为manjusri）院里的古树最为有名。成都市民闲暇时最喜欢往寺庙走动。城墙内的西南角上，那里的道观和附近的庙宇是供奉唐朝诗人杜甫和三国时期的军事战略家诸葛亮的（即青羊宫、杜甫草堂、武侯祠——编者注），那里有许多摆放着竹椅的室外茶室。东门外渡口边的码头上，停泊着一些要往下游重庆去的船只，那里立着一座雷神庙，和它相邻的是高耸的望江楼。楼下种了一大片竹林，附近还有一口薛涛井。薛涛也是一位唐朝诗人，据说她制作一种特别精美的纸张时用到了这口井中的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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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

社科类重磅作品。读过《袍哥》的人，都会来看这本书。

关于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莹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4-1

定价：78.00元

装帧：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