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声｜疫时重庆：码头、江边和山中

记忆中的重庆是一个吵杂、湿滑、阴郁的山城，墙垣路面长满青苔，这是一座空间上极富肌理感的城市。如今，这座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已经非常现代，那个老旧的重庆被隐藏在摩登高楼后面。

我最初的想法是用便携录音设备记录下我成长的一些地方，收录一份私人声音记忆档案，它同时也是重庆这座城市的音景。然而刚开始第二天就遭遇了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一座原本喧嚣的大都市戛然停顿，陷入寂静与不安。 

实地采音

1月20日上午，我来到一个叫步月村的地方，在一栋废弃楼房里录音。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是重庆市印染厂的厂区职工宿舍，如今这里被高楼围困，绝大多数居民已经搬离，余下的地方成为老鼠和赤贫者留守的角落。

这是我童年长大的地方，如今彻底成为空楼，但一直没有被拆除。所有的窗户和门板都已被卸掉，地上堆满了垃圾。回到空楼，我好像野猫一样进来“觅食”。我把录音机架在窗台上，听附近林子里鸟儿叽叽喳喳欢叫着，不时有飞机从头顶掠过。

重庆步月村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并提供

傍晚时候，我来到黄桷坪交通茶馆。这是一家著名的老茶馆，在老四川美术学院旁，保留着上世纪80年代老重庆的模样：昏昏暗暗，市井感、爆浆感极强。这里保留着老重庆的生活方式：一群人聚在一起摆龙门阵（闲谈）、吹牛、打牌、下棋、嗑瓜子……十分生动的市井生活。

我在老茶馆里无所事事地游荡着，点了一杯苦丁茶坐下，开启录音笔。很快，一位老茶哥坐过来跟我摆龙门阵，随性而友好。

重庆黄桷坪交通茶馆 

1月21日，新闻里说武汉新型冠状肺炎正在全国蔓延。我还是照常上街，没有明显异样。 

1月23日，街上的人明显少了很多，地铁站也空荡荡的。这天，新闻里宣布武汉封城。

重庆嘉陵江畔

石门大桥下，嘉陵江畔，我家一位表弟曾经在这里意外落水，再也没有回来。我把录音笔架在石墩上，遇见一位游冬泳的老哥，他每天都来这里游泳，岸上有一位看他游泳的大妈，还有一个在江边捞泥鳅的男人。

放眼望去，空旷的江边就我们四个人。一艘观光游轮从远处缓缓驶来，鸣笛警示江中的冬泳者。冬泳的老哥上岸说，船上都没两个人，大家都害怕“那个病毒”……那响彻江面的低沉的游轮轰鸣声和警笛声，在耳中久未散去。而我们，也在这警示声中，迎来了鼠年春节。

重庆嘉陵江畔的冬泳者

下午，我来到朝天门码头。九岁那年，我从这里搭乘轮船去往上海，在长江上漂了五天五夜。如今这里只保留部分观光游轮，沿着长江、嘉陵江欣赏重庆美景。为了招揽生意，船上整天播放广告。船只的发动机声、水浪声和空洞的音乐此起彼伏。一艘载着屈指可数的几名观光客的游轮渐渐驶离了码头。

附近，不时有一些务工者带着家人来到码头旁的桥洞下欣赏重庆江景，然后回家过年。他们在桥洞下放声呼唤，声音在桥洞里回响，算作对这座城市的告别。

重庆朝天门码头

由于疫情突然暴发，让我从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怀旧情绪和童年追忆突然进入到对疫情的焦虑中，每天时刻关注着数据变化，关注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情绪变化也非常明显，一场不可预见的危机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个春节太不寻常，我竭力说服家人取消了春节期间所有走亲访友甚至参加朋友婚礼的活动。对老一辈人而言，这实在有些难以启齿。 

很快，我发现药店里的口罩、酒精、消毒液已经买不到，连超市里的免洗洗手液也买不到了，人们甚至开始囤积食物……

整个城市显得有些消沉和诡异，在家闷了几天，我尝试出门寻找一些有生机的声音。

重庆平顶山公园

1月28日，我再次来到平顶山公园散步，站在路边看大叔们打乒乓球，他们一边大声讨论新冠肺炎对生活的影响，一边专注打球，心情舒畅。他们说，现在公交车全都开着窗户，坐在里面冷飕飕的，像以前的老公共汽车，但是也很享受，因为车里几乎没人，成了专列。那些遛鸟的聚在一起，庆幸这个病毒对鸟没有影响，不然这些可爱的鸟儿可要遭殃了。

一位穿着有模有样的阿姨在五虎岭平台上练习太极，动作漂亮极了。一旁路过的大叔拎着手提音响跟着音乐高高兴兴地哼着曲调。还有那些十分较劲打羽毛球的人……这里的老人们正在身体力行让生活乐观和有希望。

这天，全国确诊近5000例。重庆已经130多例，一周前才只有9例。 

1月29日，全国公共交通陆续关闭，出于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决定提前返回云南，现在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取消之前订的动车票，改订第二天一大早的航班，我跟家人说，如果现在不回，可能就回不了。迅速收拾好行李，父母准备了丰盛的告别晚餐，吃到夜里十点多，却接到航空公司电话，航班取消。紧接着，网约车司机也电话通知取消明早的订单。

怎么办？难道要在重庆打“持久战”？我和小孩们这简单的一身行李根本应付不了漫长的异地生活，更何况后面的情况非常不明朗。再试试动车？幸运的是，赶在高铁关闭之前，我回到了云南。回云南第二天，两地高铁就暂停了，心里暗自庆幸。在空荡荡的重庆西站候车厅，我录下了当时的情况，广播里反复提醒乘客注意防范新冠肺炎。

重庆西站

个人随想 

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从一月下旬进入公众视野，到全国各地启动公共卫生应急一级响应，再到全球爆发乃至一些发达国家几乎沦陷。我们在过去三四个月内，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节点性的危机，如今这场危机尚未过去。

这让我们可能重新反思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以前的一些问题意识、价值判断不足以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已经被暴露在巨大的危机中，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某种误判，耽误了早期应对的时间，然后又陷入了混乱的争吵。显然，这首先是来自人性的东西——傲慢。

我个人的创作研究领域之一是上世纪欧洲情境主义国际和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他们沿着日常生活批判的路径来反思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日常生活：工作、家庭和闲暇时光。情境主义者们意识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资本主义所操控和异化，主张通过游戏和节日来赋予生活更多诗意的瞬间，通过想象力来重获主体意识。这一点在后景观时代，在大数据国家治理下的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情境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饿不死却害怕无聊致死的时代，这一幻象一直延续到这次大流行才被彻底打破。为了大家的健康，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保持社交距离，接受隔离，接受无聊。所有人都被打回原形——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人类普遍的窘迫。我们个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和整个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重庆石门大桥

在这窘迫的焦虑中，重新去把握真实的日常生活，记录这特殊时期的情绪和思考；面对他人的需要，展现出一些信心，可能都是非常紧要的事情。这样一场历史性断裂，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改变，但生活仍在继续。于我而言，记录疫情时期的声音，正是让自己专注于日常生活发生改变的时刻，以声音的形式把这非常时期的日常时刻保存下来，供将来回忆，也算是克服无聊吧。

我的个人创作主要以观念艺术、行为艺术为主，加上策展工作的缘故，常在各地游走。最近两三年，我做了大量的实地录音。一方面因为我喜欢长时间行走，在行走中感受城市的肌理空间，观察不同人群如何打发各自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那些被遗忘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许在图像轰炸无处不在的今天，眼睛已经过于疲惫和麻木，耳朵却从未真正打开。我发现声音里的世界原来比视觉的世界更陌生、更具体，或者说，更富想象空间，这让我对生活场景里的声音产生好奇和敏感。

因此，我尝试通过实地录音，让一些个人经历或者趣味，和一些属于地方气质的音景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份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那座城市的，留给未来的声音日记档案。

（作者罗菲系艺术家、策展人。本文基于CM城市创新实验室的“地方”项目延伸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