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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21世纪了，还得被男明星教导“温良恭俭让”？
贝蒂·弗里丹 活字文化
前几日，演员郭涛在他所写的《父亲的力量：爸爸，请这样爱我》一书中对女性极不尊重的言论，让郭涛翻车。
明星人设再一次崩了，网友疯狂在豆瓣上“一星”抗议：“怎么能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完全不觉得自己写的有问题。”男权癌大作”“还是叫《爹味的力量》比较好，副标题叫——爹味男星教您如何手把手当好父权代言人之女德篇。”
虽然在群情激奋下郭涛在微博公开致歉，但其姿态完全是迫于舆论压力为保住公众形象的无奈之举，堂而皇之、沾沾自喜地写出打女人细节的男人，很难寄希望于他能够反思自身根深蒂固的男权思维。
而郭涛的妻子则写道：“我们俩恋爱谈了两年多，郭涛曾对别人说，我最让他心疼的一点就是我在那么年轻时就愿意给他生孩子。这点他绝对没想到，他夸我是集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之大成。”由此可知，郭涛衡量女性的标准，是一种现代女性已无法理解的“女德”，是被美化为“传统”的“糟粕”。
《女性的奥秘》是一本讲述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中产家庭主妇们空虚生活的纪实作品。从《女性的奥秘》到70年代日本的《妻子们的思秋期》再到去年韩国的金智英，绝望主妇的故事从欧美蔓延至东亚。而反观我们，作为公众人物的中产男性振振有词地将“妇德”写到育儿书里，并且他的妻子对此表现出不加质疑地赞同与驯服。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女性的奥秘》中的篇章：“‘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之外，我还有所企求。’对妇女们发自内心的这种呼声，我们再也不能漠然不顾了。”
本文摘自贝蒂·弗里丹所著《女性的奥秘》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这一问题埋在美国妇女的心底，无人提及，已经有许多年了。这是美国妇女在20世纪中叶所经受的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每一位居住在城郊的已婚女子都在单枪匹马地与之搏斗。当她整理床铺时，当她去商店买日常用品时，当她选配沙发套子时，当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花生酱夹心面包时，当她开着汽车去接送童子军的小家伙们时，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专家们告诫妇女说，她们的本分就是要努力成为贤妻良母。在这些专家描写妇女、或专为妇女写下的所有专栏作品、专著和文章的万语千言中，关于上述那种渴求，却连一个字也没有，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不止十五年了。妇女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传统的呼声和弗洛伊德复杂理论的说教，说她们只该在自身具有的女性特征内荣耀一番，舍此不能别有企求。专家们告诉她们如何去获取一位男子并与之保持关系，如何哺育小孩、训练他们大小便，如何对付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青年人的逆反行为，如何买一部洗碗机，烤面包，烧美味蜗牛，自己动手建造一个游泳池；还告诉她们怎样的穿着举止看起来更具有女性的特征，怎样使婚礼更加激动人心，如何使丈夫不至于过早去世，使儿子不至于干出违法的事情来。
妇女们被教会去怜悯那些神经不健全的、不具有女性特征的、并不幸福愉快的某些女人，这些女人想当诗人，或是当物理学家，或是当总统。归女们懂得，真正具有女性特征的女子就不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受高等教育、享受政治权利——即老式的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独立自主和成功的机会。
有些四五十岁的女人至今还心怀隐痛地记得她们是如何放弃那些梦想的，而大多数比她们更年轻的女人甚至连想都不去想那些东西了。专家们的千言万语都在热情赞扬她们的女性特征，赞扬她们顺应时代，赞扬她们愈来愈成熟。她们要做的一切，就是从当小姑娘起直到找丈夫生孩子，应当毕生做出奉献。
截至本世纪50年代末，美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下降到 20岁，而且还在继续下降，降到了十几岁。有1400万个女孩子在17岁时就订婚了。读大学的女子与男子相比，其比例从1920年的47%下降到1958年的35%。一个世纪以前，女人们要奋斗才可能进大学，而当今的姑娘念大学却是为了找丈夫。到50年代中期，有60%的大学女生中途辍学去结婚，或是她们害怕过多的教育将会成为结婚的障碍。大学专为“已婚学生”建了宿舍，但那些学生几乎全是当丈夫的，为妻子们则专门设立了一种新的学位——“Ph.T”。（“Ph.T”是Putting Husband Through（让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这是作者仿Ph.D（哲学博士学位）讲的一句玩笑话。——译注）
随之，出现了美国姑娘在高中时就结婚的情况。妇女杂志就这种早婚现象的令人不快的统计数据发出一阵哀叹，并呼吁在高中开设婚姻课程，设立婚姻顾问。念初中的女孩子在十二三岁就有了男朋友。厂商为十岁的小姑娘生产出装有用泡沫橡胶做的假胸乳罩。1960年秋季《纽约时报》所载的一则童装广告宣称：“它也可以吸引男人”。
到50年代末，美国的人口出生率超过了印度。人们要求被改称做“计划生育”的控制生育运动寻求一种方法，使那些已被告知第三胎或第四胎将是死婴或残婴的妇女仍然可以将这个婴儿生下来。统计学家们对大学里婴儿出生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尤其感到震惊。过去只要两个小孩，现在生了四 个、五个、六个。过去想要干一番事业的妇女现在是把生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所以，1950年在号召美国妇女返回家庭这一运动的凯歌声中，《生活》杂志简直是兴高采烈了。
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当一个女人发现她不能够哺育自己的婴儿时，立即精神崩溃。在另外的医院里，因患癌症而垂死的一些女人拒绝服用经研究证明可能挽救其生命的药物，原因是据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会使人失去女性特征。在报纸杂志上，在药店广告上，一个比真人还大的美貌而空虚的女人头像向人们宣称：“如果我只有一次生命，就让我当金发美人吧。”在美国全国，每十个妇女中就有三个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色。她们不吃普通食物而吃减肥食品，以期使身材变得如同苗条的年青模特儿一般。上百货公司购物的顾客们说， 从1939年以来，美国妇女的身材已经变小了三四个号码。一 位顾客说：“现在是女人合不上衣服，而不是衣服合不上女人了。”
室内装饰人员设计出带有镶嵌壁画和富有新意的绘画的厨房，因为厨房再次成为妇女生活的中心。家庭缝纫成了一 项百万美元的工业。除非上街买东西、开车接送孩子或随丈夫参加社交活动，许多妇女不再离家外出了。美国姑娘们直到长大成人，都没有在家庭之外干过活。
在50年代后期，一种社会学的现象一下子引起人们注意：那时有1/3的美国妇女在工作，但其中大部分已经不算年轻，而在事业上有所追求的只是极少数。她们干些售货或当秘书的零活，以使丈夫或孩子完成学业，或为偿付抵押借款添上一笔。或者，她们是些要供家养口的寡妇。参加职业工作的妇女越来越少。在几乎每一个美国城市，看护、教学和社会服务等工作缺乏人手，已经引起了一场危机。
考虑到在宇宙空间竞赛上苏联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科学家们注意到，美国最丰富的、未经开发的智力资源就是妇女。但是女孩子们不学物理学，物理学“不具有女性特征”。一位姑娘拒绝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研究奖学金，而去一家不动产办事处找活儿干。她说，她所追求的，也正是其他所有美国姑娘所追求的——结婚，生四个孩子，生活在环境幽雅的郊区的一幢舒适的住宅里。
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这就是年轻的美国妇女梦想的形象，而且据说也是全世界妇女嫉妒的形象。美国式的家庭主妇一科学和方便省力的家用设备使她免除了她的祖母生孩子时所冒的风险、得过的疾病和服过的药物。她健康、美丽、受过教育，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庭。她寻求到了真正的女性的满足。作为主妇和母亲，她在男人的世界里，被作为男人完善而平等的伴侣而受到尊重。她可以随意选购汽车、衣服和家用设备，去她想去的超级市场，女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她应有尽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中，这种追求女性完善的奧秘成了当时美国文化中一种为人珍爱、自生自长、恒久存在的核心。千千万万个女人生活在由美国郊区主妇的美丽图画塑造的这种形象之中：在落地窗前吻别丈夫，在学校门口让孩子们下汽车，微笑着看孩子们在清洁光亮的厨房地板上拖动新买的电动打蜡机。她们自己烤面包，做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让她们的新洗衣机和脱水器一天到晚转个不停。她们每周换两次床单，而不是只换一次，去成人教育机构参加小地毯编织训练班，对她们可怜的母亲梦想干一番事业终究一无所成而心生怜悯。她们的惟一梦想就是当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她们惟一的奋斗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她们从来不去想家庭之外的世界上与女性无关的各种问题；她们希望由男人去做重大的决定。她们为自己作为女人的这种地位感到光荣，在调査表上颇为骄傲地填写上：“职业：家庭主妇”。
15年来，为妇女写下的文章，妇女们在她们的丈夫坐在房间的另一边大谈商店、政治、化粪池等等的时候进行的互相对话，都是与她们的孩子有关的问题，或是如何使她们的丈夫愉快，或是如何改进孩子们就读的学校，或是如何干厨房活儿、做沙发套子。没有人争辩究竟女人是比男人低下呢，还是比男人优越，她们只是跟男人不同而已。妇女的“解放”和“事业”之类的字眼听起来使人感到陌生而且不自在，人们已经多年不讲这种话了。一位名叫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法国妇女写了一本标题是《第二性》的书，有一位美国批评家评论道，很明显，她“不懂得生活是什么”，还有，她谈的是法国妇女。在美国，所谓“妇女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一个女人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遇到了问题， 她知道，准是她的婚姻或是她本人有些地方出了差错，她认为其他的妇女对自己的生活是心满意足的。如果她在给厨房地板打蜡的时候感受不到这是对女性满足的神秘追求，那么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妇女呢？她羞于承认自己的不满足感，于是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还有多少妇女也怀有同样的感受。如果她试图讲给她的丈夫听，她的丈夫会不理解她在说些什么。就连她自己也不会真正理解。
15年来，美国妇女感到要谈这个问题，比谈论性的问题还要更难于启齿。就连精神分析学家都未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名称。当一个女子像许多妇女做过的那样，去求助于精神病医生时，她会说：“我简直没法开口。”或者“我准是得了神经病，毫无办法。”一位在郊区工作的精神病医生不安地说：“我搞不清楚现在的妇女出了什么毛 病。”“我只知道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来找我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妇女，而她们的问题又不是性方面的问题然而，大多数有这个问题的妇女又没有去求助于精神分析学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们老是这样自言自语不存在任何问题。”
“16年的学业是对今后当妻子做母亲做实际的准备”
但是在1959年4月的一个上午，在距纽约15英里远的一个市郊开发区，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跟另外四位母亲在一 起喝咖啡，我听见她以一种平静而绝望的语气谈起了“这个问题”。而另外几位心里也都明白，她不是在谈关于她的丈夫，或是她的小孩，或她家里的问题。突然间，她们意识到她们都有这个相同的问题，这个无名的问题。她们开始吞吞吐吐地谈了起来。后来，她们开车去托儿所把小孩接回家睡午觉，随之，她们中的两位竟放声哭了起来，只是看到自己并不孤立，才感到一阵宽慰。
我逐渐意识到，在美国，有无数妇女都有这个无名的问题。作为一个杂志撰稿人，我经常要采访妇女，跟她们谈她们孩子的问题，谈关于她们的婚姻，谈她们的住房，或是她们周围所处的人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看出另外一个问题的令人警觉的迹象。在郊区的平房建筑区和长岛的错层式建筑区，在新泽西州和韦斯特切斯特县，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小城镇的殖民地时期的住宅里，在孟菲斯的院落里，在郊区和市区的公寓里，在中西部地区的起居室里，到处我都看到了同样的迹象。有时，我不是作为一个记者，而是作为一个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也感受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正在纽约州罗克兰县抚育我自己的三个小孩。在大学的宿舍里，在半私立的产院里，在家长一教师联谊会的会议上，在妇女选举人协会的午餐聚会上，在郊区的鸡尾酒会上，在等待火车到来的车站运货小车上，从在斯克拉福偶尔听到的谈话中的只言片语中，到处我都听到了这一问题的回声。在孩子们上学时的宁静的下午，或是在丈夫干晚班活时的宁静的夜晚，我听到另外的妇女讲出一些试探性的话，这些话早在我理解其社会和心理含义之前，首先作为一个女人，我就已经理解到了。
这个无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妇女在试图表达这个问题时使用的是什么词句呢？有时一个女人会说：“我不知道怎么的，我感到空虚……不充实。”或者她会说：“我觉得似乎我本来就不存在。”有时她会用镇静剂将这种感情统统抹去。有时她认为问题出在丈夫身上或出在孩子身上，不然就认为她真正需要的是把住房再装饰一番，或者搬家去跟好一些的邻居相处，或者再找个男人，或者再生个孩子。有时她带着一种她说不清的症状上医生那儿去：“是一种疲乏的感觉……我对孩子们大发脾气，自己都觉得害怕……我觉得像在毫无根据地哭叫，（克利夫兰的一位医生称之为“家庭主妇综合症”) 有一位妇女给我讲起在她们的手掌和手臂上冒出来的水疱直淌血。“我管它叫家庭主妇病。”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家庭医生这样说，“近来我在生四个、五个、六个小孩的年轻妇女身上经常看到这种状况，她们把自己浸泡在洗碗槽里。这一症状既不是由洗涤剂引起，也不能用可的松治愈。”
有时某个妇女会告诉我，这种感情变得非常强烈，她会跑出房间，朝街的尽头走去。要么她就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哭个不停。或者她的孩子给她讲笑话，她却没有笑，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听。我也跟那些数年来经常坐在精神分析学家的沙发椅上探求如何才能“适应女性的身份”、如何才能搬掉障碍“做贤妻良母”的妇女们谈过话。她们说话时那种绝望的语气和眼睛里的眼神，跟那些断言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的妇女所具有的语气和眼神是完全一样的，尽管那些妇女也确有一种奇怪的绝望感。
一位19岁就离开大学去结婚，而今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对我说：
女人可能做的事情我都干过——消遣、园艺、腌菜、制罐装食品，跟邻居和陸相处，参加一些协会，在家长一教师联谊会上送茶水，这些事儿我都能够干，而且我也喜欢干这些，但是这并不能给你留下什么可供思考的东西——关于“你究竟是什么人”的某种感觉。我在事业上从来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我的全部希望就是结婚生四个孩子。我爱小家伙、爱鲍勃，也爱这个家庭。不存在什么你说得出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绝望。我开始感到自己连个性都没有，我只不过是个专为别人摆碗碟、送食物、理床铺的人，一个当你需要点什么东西时供使唤的人。但是，究竟我是什么人呢？
一位穿蓝工装裤的23岁的母亲说：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感到非常不满足，我身体健康，有可爱的孩子和舒适的新家，钱也满够用。我的丈夫是个电子工程师，前途远大。他就没有一点儿不满足感。他说或许我需要休假，我们就上纽约去度周末吧。但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老有一种想法，无论什么事我们都应当一起干。我不能够坐下来独个儿读一本书。孩子们在午睡，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自己支配，可我只是在房间里走动走动，等他们醒来。要到我知道人们都上哪儿去了时，我才能动一动步。这好像你一直就是一个小姑娘，总有些人、有些东西在照看你的生活：你的父母亲或是学院，或是爱上了谁，或是生孩子，或是搬进新家。然后你在一个早上醒来，发现眼前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企求盼望的东西。
长岛开发区的一位年轻妻子说：
看起来我好像是睡眠过多，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这样疲倦；这套住房不像我工作时我们住的那套只供冷水的套间那样难于打扫，孩子们成天都在学校，也不是因为工作，我只是觉得好像不是活在这世上一样。
1960年，这个无名的问题像沸腾的水一样，从幸福的美国家庭主妇这种形象中迸溅而出。在电视商业广告上，漂亮的家庭主妇仍然站在泡沫四溢的洗碗槽前，容光焕发，笑容满面，而《时代》周刊所载“郊区主妇，美国的现象”的卷首报道也抗议道：“日子过得太好，谁能相信她们不幸福。”尽管几乎每一位谈到这个问题的人都在找些肤浅的理由想不予理睬，然而，美国的家庭主妇并不幸福这一事实却一下子被披露出来了——从《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到《家政》杂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陷入困境的家庭主妇”)都对此做了 报道。
这个问题被归咎于家用电器修理工没有能力（《纽约时报》），在郊区开车送孩子上学路程太远(《时代》周刊），或是家长一教师联谊会的活动太多(《红皮书》)。有人说这还是老问题——教育，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教育，这自然会使她们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感到不幸福。《纽约时报》（1960年6月28日）写道：“从弗洛伊德到电冰箱，从索福克勒斯到斯波克，这条道路已被证明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许多年轻的妇女——当然不是全部——被她们受过的教育投入到一个想入非非的世界里，但在自己家里，她们却感到窒息。她们发现她们的日常生活跟她们受过的教育根本对不上号。像被关禁闭的人一样，她们觉得像是被拋弃了。去年，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的这一问题给困扰的女子学院院长的十几篇讲话提供了材料，这些院长面对着阵阵抱怨声还坚持说，“16年的学业是对今后当妻子做母亲做实际的准备。”
“除了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
我还有所企求”
尽管如此，大多数男子和一部分妇女仍然不知道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但是，那些坦率地正视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一切治标不治本的补救措施、充满同情心的忠告、谴责和颂扬之词，都正将这个问题抹杀在子虚乌有之中。从美国妇女那里可以听到传来一阵阵苦笑声。人们羡慕她们、嫉妒她们、可怜她们，从她们身上创建某种理论，直到她们对此感到厌烦，人们又给她们提出一些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的极端办法和愚蠢选择。她们从由婚姻和育儿顾问、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学家组成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一支庞大队伍那里获取关于如何顺应家庭主妇这一地位的各种忠告。在20世纪中叶，舍此便没有其他道路可供美国妇女选择。许多人已经适应了做家庭主妇，她们要么是为这个无名的问题感到苦恼，要么是对它视而不见。要是一个妇女不听取自己内心发出的不满足的奇异呼声，她可能就不那么痛苦了。
妇女怎样才能看到自己生活范围里的全部真理呢？她怎么才能相信，在摒弃老一套的陈腐观念时，发自她内心的呼声已经包含了她生活中的真理呢？那些与我交谈过的妇女最终还是听到了她内心的呼声，看来她们正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朝着与专家意见格格不入的真理摸索前行。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今天在如此众多的美国妇女心中 躁动的这个无名问题并不是由于她们失去了女性的特征或接受了过多的教育，或者是对她们在家务上提出的各种要求。这比任何人所承认的要重要得多。这个问题是解决数年来一直折磨着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孩子、令她们的医生和教育者困惑不解的各种新老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我们的民族和一种文化的未来。这也很可能是关键所在。“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之外，我还有所企求。”对妇女们发自内心的这种呼声，我们再也不能漠然不顾了。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原标题：《都21世纪了，还得被男明星教导“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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