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空间︱纽约“封锁”：把车道开放给市民散步晒太阳

在纽约，“封锁”的目的却并不是禁止人们通行、阻断病毒的传播——政府禁止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是为了将道路“开放”给市民，好让他们在疫情肆虐期间仍能安全地进行户外活动。

纽约街道上写有“保持社交距离”的警示牌。新华社 图

4月27日，纽约市政府宣布计划封锁全城总计161公里的马路，禁止车辆通行，用于市民在疫情期间能有足够的空间在路上保持“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

当日，纽约市总计COVID-19确诊病例达156100人，死亡11708人，另有5228人疑似因COVID-19致死。

根据目前公布的封路计划和之前政府对相关政策的讨论，纽约会在全城各个区域选择多段公共道路设置路障禁止机动车穿行，且或将调配警力用以确保司机们遵守规定。封路期间，行人和自行车可在原机动车道上行走或运动，相当于增加了城里“步行街”的数量。纽约计划在五月内完成对总计64公里的各段道路进行封锁，并将最终目标定在161公里——纽约全市封锁道路的总长度加起来相当于从上海到杭州的距离。具体哪些道路会被封锁将在接下来陆续公布。

“封路”这个词早在疫情最初在中国出现以来，就一直在各个城市、各个地区被报导。但在纽约，“封锁”的目的却并不是禁止人们通行、阻断病毒的传播——政府禁止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是为了将道路“开放”给市民，好让他们在疫情肆虐期间仍能安全地进行户外活动。

作为一名在纽约的中国人，从一月就开始关注国内疫情。现在纽约已成为了全球疫情的风暴中心，每天呆在家里望着窗外，看着在马路上玩耍和活动筋骨的男女老少，会不自觉地想问：作为政府，纽约为什么一边号召市民要尽量呆在家中，一边又要提供城市空间让大家在户外活动呢？作为个人，我到底应不应该在疫情期间外出晒太阳呢？个人的行为又将如何与他人、集体的行为来调和呢？

纽约市民在公园休憩。新华社 图

牛津大学哲学教授Alison Hills在《卫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分析该现象，题为《“能否在公园晒太阳”现在已是一个伦理问题》。Hills指出，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个人选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对该矛盾的不同理解会支持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多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并对“疫情期间能否在公园晒太阳”这个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

第一种观点以密尔（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在自由主义、效益主义的世界观中，伦理道德的终极目的是要追求最大的幸福。在疫情期间，远离他人、不染病是最基础的幸福；在此同时，如果其他人都呆在家中，而你自己可以出门晒太阳不影响他人，那么你就是在已有的基础幸福上又增加了额外的幸福。用博弈论的逻辑来说，如此晒太阳让你更好的同时，并未让其他人更差，因此晒太阳是正当的行为。

第二种观点以康德（Immanuel Kant）为代表。康德认为最重要的伦理问题并不是“我是否可以这么做”，而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那么会怎样”——在他看来，正当的行为应是符合普世规范的。疫情期间每个人都出门晒太阳显然不是社会可以承担的，所以这时候出门的人，其实是或有意或无意地指望其他人能尽量呆在家中；晒太阳的人将自己特殊对待，这样从道德上来说有失公平。伦理道德在这种框架下并不只是利益得失的问题，而是公平与尊重的问题。

第三种观点以马克思（Karl Marx）为代表。个人的选择得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而社会背景往往并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居家隔离是非常不同的体验。坚持隔离本就不容易，但对于那些房子小、缺少阳台花园、多人共同居住和有孩子的人来说，一直呆在家里会是更加艰难的挑战。事实上，居家隔离加剧了社会中已有的种种不平等。对于疫情期间外出者的评价，不应脱离对他实际情况的理解。

不同的社会面对疫情会制定出不同的措施。在同一个社会中，随着疫情的发展，政府和民众的举动也会发生改变，映射了Hills在《卫报》评论文章中所总结出的不同世界观。

纽约布鲁克林 作者拍摄
在美国，当各个州的政府陆续出台罕见的限制措施后，四月间各地相继出现了针对政府的集体抗议活动。抗议者举着牌子、高喊口号、甚至挥舞着手中的枪支，反对政府因为疫情而限制居民出行以及禁止商业运营的政策。抗议者的行为除了部分受到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宣传攻势和资金支持的影响以外，也代表了一部分人本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随着疫情的发展，自由主义对普世规则的反扑以及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较量，同时也更体现了一个基本事实——社会大多是多元的，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常常会在同一个地方共存。

回到纽约最新的抗疫政策——封路。很多中国人在整个疫情期间亲身经历或是目睹了亲人朋友长期居家隔离的痛苦以及城市片区内大规模封锁对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不方便。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抗疫期间像纽约这样为市民创造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是令人感到诧异的。理解这种政策背后的道德难题，需要我们分析社会中的公共性和多元性。

纽约作为一个多元的全球大城市，本就是矛盾的综合体。它是一颗长在美国这颗自由主义大树上的果实，但它也同时是全美政治上最激进（支持劳动人权和社会进步）的大城市——这里聚集了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拥有多个豪宅的亿万富翁以及无数的穷人和弱势群体。纽约用封路的方式向市民提供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也许既是对屡禁不止、天天出门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一种妥协，也是对在这座贫富差距巨大的城市中生存的弱者们的一种关怀。

事实上，通过进一步观察纽约封路政策的具体实施细节，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座城市对自由主义和社会关怀等多种世界观的综合考虑。

早在疫情暴发的初期，纽约州长和市长就多次在每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在公园聚集的人们，并尝试通过拆掉篮球框和关闭游乐园等措施来不鼓励市民去公园。但直到五月初，纽约公园人满为患的现象仍能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人们外出活动的愿望在这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是无法被彻底禁止的，那么政府就只能想办法让外出活动的空间变得更宽敞、更安全。这次纽约封路计划的实施是从大型公园周围的道路开始，公园局是交通局的合作伙伴，将公园旁原本机动车行驶的道路改造为“步行街”。所以说，封路第一阶段的实际效果正是增大了城市中公园的面积，让公园里的人们可以保持安全距离——这其实是承认了市民哪怕是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仍有去公园散步的自由和权利。

纽约布鲁克林 作者拍摄

同时，纽约将通过在线申请和调查问卷的方式，让社区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封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来。在交通局的网站上，人们可以递交申请、提出自己认为应该被封锁的道路。该申请的设计简洁，使用门槛低，这给了更多的市民和组织发声的机会。在公园相对较少或是人行道狭窄的高密度区域，疫情大大限制了人们的活动空间，现在有了参与式决策，人们或可通过这次封路的机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资源。

但纽约“封路”的政策，说到底其实是给城市提出了另一个层面、更深刻的挑战：当疫情肆虐时，这座多元的城市能否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solidarity）去捍卫这座城市的公共性？

城市是一个每个人都能保持其差异性的地方，但城市也是各种思想和文化进行碰撞和融合的地方。在平常状态下，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给了不同的个体展现自身、观察他人并或直接或间接地互相交流的机会。在公共空间内——尤其是街道上和公园中，纽约不同的人建立起了“纽约人”这个共同的身份。

疫情的到来几乎彻底抹去了纽约所有公共场合内的实体社交和经济活动，但以“公共”为基础的价值观及行动仍然存在且是这场抗疫的关键，因为在未来，当疫情被控制之后，城市的复苏将取决于社会中的信任——这既有市民对政府的信任，也有政府对市民的信任，更有市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自由主义者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无论你的价值观是什么，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大城市的基础在于人们对公共领域和制度的基本信任。有了信任才有合作；若是信任丧失，疫情结束后整个社会将难以调动所需的大量资源来重建经济。

纽约最新的封路政策，在政府所有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经济政策中，是属于相对“轻量级”的一环，但其对城市公共性的影响以及信任的建设和维持将会至关重要。事实上，纽约决定大规模地封路，正是响应了这里市民一个多月以来的呼声——早在疫情暴发的初期，多个组织以及市议会就提出封路的倡议。那么接下来，该政策的具体实施能否持续地顺应民意并平衡各个不同地区的利益？这将继续考验市政府的能力及其和市民之间的关系。同时，当天气变得越来越好时，政府又能否相信市民会在尽量坚持多居家隔离的基础下在户外空间中保持安全的社会距离呢？市民在决定自身外出频率的同时，能否互相尊重、体谅、将个人的行为放在公共的利益下来进行考量呢？

纽约“封路”若是成功，疫情结束后人们或将因为拥有了足够且安全的户外活动空间而得以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并在整个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收获更多的公共信任；若是失败，疫情或将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并因此消磨社会中的公共信任。

在全美其他城市，如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以及奥克兰，类似的封路政策也已实施。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各个城市来说，将更多的城市空间“交到”市民手中能否帮助维持甚至加强城市中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建立在公共性之上的价值观？政府和市民能否配合？疫情期间针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政策，将这三层信任以及其挑战和机遇全都一齐暴露在了阳光下。 

（作者：罗雨翔，城市规划和经济咨询师，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