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终战？——纳粹德国一次次“投降”背后的历史之争

2020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五周年，然而这一纪念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战争终结的时刻，缅怀尸山血海般巨大牺牲换来的胜利瞬间，却也暗含着历史记忆差异的难解谜团。本应举世公认、共同庆祝的二战欧洲战场结束纪念日期，由于政军派系、战时外交与意识形态矛盾的诸多掣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阵营存在着鲜明的分歧。1945年“5月7日”、“5月8日”、“5月9日”不同的胜利日认定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进程，也是不同历史认知与意识形态认同的博弈。

单方面受降？第三帝国“军事投降”背后的盟国军政之争

早在1942年1月1日颁布的《联合国家宣言》中，26个反法西斯盟国便庄严明誓必相互合作，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和和约。依据这一改变了战争进程与后世历史的文件，德国投降最终势必以各大盟国同时接受德国投降的形式实现。基于这一精神，美英苏三大盟国伴随着1943年战场的转折性胜利，开始筹划共同应对德国投降。1943年10月20日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三国的外交部长——赫尔（Cordell Hull），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与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决议建立欧洲咨询委员会应对德国终战问题，同时决定在德黑兰组织会议，以向三国政府提供进一步决策建议。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期间，鉴于各自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不同，三大国决定暂不形成决议，这就使欧洲咨询委员会实际上要全权负责对德受降的筹划与协调。1944年1月14日，欧洲咨询委员会正式在伦敦兰开斯特宫建立筹划战后受降及占领事宜。这样一来，一个由盟国高层外交官员组成，由德黑兰会议等一系列国际重大会议授权的对德受降决策体系便建立了起来。

到1945年时，随着盟军向德国境内推进，第三帝国的败亡指日可待。欧洲咨询委员会成员开始要求加速受降决策与占领筹划，以尽快建立对德国的管制。与此同时，在1945年3月19日盟军通过雷玛根大桥渡过莱茵河后，希特勒表示：若战争结局是失败，德国也要毁灭，“不如由我们自己把一切统统破坏为好”。鉴于此，欧洲咨询委员会英国代表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认为，德国将全盘崩溃，恐难以进行正式投降。他甚至提议在德国投降前就起草一份盟军声明宣告受降，接手权力以防骚乱。如若这一计划通过，二战结局将会出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场面：战胜国抢先在战败国停止抵抗前单方面“受降”并展开占领管制。

然而这一计划遭到了盟国军方与领导层的抵制。一方面，对于此时已深入德境的盟军部队而言，外交官们基于大国一致与会议谈判形成的文件无助于军事占领的实际展开，因此对于预定的受降方案与提前受降的动议无动于衷。斯时盟军最高指挥部民事负责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占领德国时期的副手、亦即未来的美占区总督路西乌斯·克莱将军（Lucius Clay）便在1945年4月明确表示华盛顿的决策者显然没有预料到他在欧洲看到的实际情况。甚至在5月7日当天他对陆军部民事局的报告中，仍坚称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受降计划充满“不合时宜的学究气”，从未“脚踏实地”研究过。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军方对于外交层面繁琐计划的不满，以及沿用已有办法受降的意愿——早在1943年9月，艾森豪威尔便以与巴多利奥元帅在马耳他岛英国战舰纳尔逊号上签署《意大利投降协议详细条款》的形式，用军事意味较浓的受降方式结束了对意作战。军方的排斥得到了盟国高层的默许。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方案也是被美苏两国领导层所忌惮的，因为这意味着盟国将在战争还未结束的情况下承担额外负担，并不符合美苏当时的对德政策和各自利益。盟国提前单方面受降的动议胎死腹中，但也为之后的受降争议埋下了伏笔。

5月7日：“军事投降”

1945年4月30日，在苏军攻克柏林的炮火中，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Führerbunker）中自杀身亡，柏林政权的残余纳粹分子把政府各部分一分为二，从南北两个方向撤退，携带的卷宗档案雪片一般沿铁路线飞扬，实际上失去了治理能力。依照希特勒《政治遗嘱》中做出的指示，卡尔·邓尼茨元帅（Karl Dönitz）接任成为帝国总统（Reichspräsident）。1945年5月7日，经邓尼茨授权，德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Alfred Jodl，1890-1946）赴法国东北部盟军最高指挥部驻地兰斯（Reims）向盟国投降。5月7日凌晨1时41分约德尔到达兰斯，签署了将于5月8日23点01分开始生效的《军事投降书》。然而在签字仪式出现了诡异一幕，与德军大将约德尔对坐签字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法军副参谋长弗朗索瓦·赛维茨（François Sevez），苏军少将伊万·苏斯洛帕罗夫（Ivan Suslaparov）等一干副手及低衔将官。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及法方的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De Latte de Tassigny）等主要指挥官虽到场见证，却作壁上观，并未签字。

高级军官的谨慎，源于这次德军的“突然投降”带来的法理问题。对于已经长期就外交层面进行谋划的欧洲咨询委员会而言，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在这次德国军队的投降程序中，缺失了“盟国间地位平等”这一要素：当时，苏军最高指挥官或其代表并不在兰斯，且当地负责接受德军投降的盟军组织形式是仿照之前在意大利受降的临时站点仓促设置的。5月7日的兰斯降书只是一份针对西方盟国的军事文件而已，并不涉及欧洲咨询委员会所重视的盟国受降及随之而来的盟国平等合作关系与对德占领合法性问题。换而言之，由于作为德军代表的约德尔来到西线兰斯受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没有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受降程序及盟国管制、合作占领方案来接受德军投降。也就是说，当时法理上尚无一个合法的德国政府前来移交德国最高权力，也没有一个盟国正式受降机构能够加以接受。

5月8日-9日：“正式受降”

事实上，在派出约德尔签署投降书之外，邓尼茨还任命冯·克罗西克（Johann Ludwig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1887-1977）为帝国临时政府首脑（Geschäftsführende Reichsregierung，其政府也被称为弗伦斯堡政府[Flensbourg]) 同西方盟国进行谈判。然而，盟国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仓促成立的民事政府的合法性，并且在5月23日将其成员（大约300多人）全部逮捕。于是之前放任军方排斥欧洲咨询委员会受降方案的盟国领导层出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法律问题：即便德国军队在5月7日业已签署投降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德国已经投降，因为唯一的“民事政府”刚刚因为盟军的逮捕而陷于瘫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内部革命造成德国战败的“刀刺在背”传说(Dolchstoßlegende) 在德国国内甚嚣尘上并且帮助了纳粹党的夺权。这一谣言宣称是德国民事政府面对协约国屈服了，德国军队并没有投降。而这一次，盟国不愿再留给德国人类似的口实来进行报复。再者，苏联的支持对于盟国未来的合作占领至关重要。针对5月7日签署的降书，斯大林当天便向西方盟国发出抗议，表示：“德国军队今天在兰斯签署了预备性的无条件投降书。然而,这场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不是由西方盟国,而是靠苏联人民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做投降仪式的预演。”

在“刀刺在背”重演的威胁与苏联压力下，盟国决定采取欧洲咨询委员会的预案作为修正措施，以正式受降获取德国最高权力并实现盟国合作。第二份受降文件旋即于1945年5月8日在柏林市郊的卡尔斯霍斯特公开签署，苏联方面最高指挥官朱可夫元帅（Gueorgui Jukov）携手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David Eisenhower），蒙哥马利元帅（Bernard Law Montgomery）和让·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参与了此次受降仪式，以体现四大盟国的团结一致。至此对德正式受降仪式正式结束，但也正因盟国采用了欧洲咨询委员会所制定的对德受降与管制预案，旨在宣示盟国接管德国政权展开合作占领的法理文件此时尚在预备之中，这使得“受降”与“胜利”这两个看似一体的词汇在正式书面材料上区分了开来。

6月5日：“胜利宣言”

虽然通过5月8日正式受降完成了欧洲咨询委员会制定的受降程序，但是这次仪式本质上是对于5月7日军事受降带来的影响的紧急修正。对于旨在筹划战后对德改造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必须以四国一致且详尽审慎的文本彰显盟国战胜所带来的占领管制合法性，消灭德国后世“复仇”的历史借口。由此，在5月8日受降后，盟国方面马不停蹄地继续准备一份特殊文件，以便将德国最高权力转交到取代弗伦斯堡政府的新管制机构手中。1945年6月5日，四国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蒙哥马利元帅，朱可夫元帅和让·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再次聚首，在柏林宣布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成立并签署了《有关战胜德国的共同宣言》（Declaration Regarding the Defeat of Germany）：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从此承担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司令部和任何州、市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所有的一切权力。为上述目的而承担这些权力，并不构成对德国的并吞。”

该宣言不仅是之前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对德受降方案的产物，更是对之前一系列军事受降程序的补充。先前于5月7日及8日签署的降书第4条内容都指明：“该军事受降法案不损害任何业已施加的总受降机构，并将为之所取代：其或代表联合国，且适用于德国及德国武装力量整体”。这意味着《6月5日宣言》是德国投降问题方面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文件，同时也标志着盟国对德占领改造的正式开始。

要注意的是，随着《6月5日宣言》及其附件的签署，欧洲咨询委员会有关德国处理问题的提案才真正被盟军指挥官们接受，有关处理德国战后问题的军政争议自此才烟消云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战时特性使得盟军最高指挥部于5月7日在兰斯擅自接受了德军的投降。但是，盟国的占领措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更是一项关系到国际政治的长远难题。《6月5日宣言》正是盟国最终用来解决这一困境的工具。根据这一宣言及其附属文件，四位指挥官摇身一变，从军事指挥官变为代表本国意志的“盟国代表”组成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开始了后世的对德占领改造事业。

反观今朝，与战时盟国在对德国法西斯受降方面不惜繁琐，全力追求一致的努力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当今各国对于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纪念日的选择逐渐产生了鲜明分野。欧美国家战后制定5月8日为二战纪念日，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尤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西方史学界与社会纪念仪式逐渐趋向于将终战日期向5月7日前移。而在苏东阵营，由于5月8日柏林投降书是在深夜签订的，而柏林所处的东一区时区夏令时与莫斯科所处的东三区存在一小时时差，因此签订降书时苏联已是莫斯科时间5月9日。加之东德建立后转而与莫斯科同步时区，导致“5月9日胜利日”在苏东国家得以传播。至今俄罗斯仍在5月9日进行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如果说欧洲战场“5月9日说”是从时区出发的合理同步，那么过于强调“5月7日说”无疑是渲染放大差异，否认盟国合作击败法西斯的篡改历史之举。而盟国各方真正致力于共同宣布战胜法西斯德国，开始对德占领管制的6月5日，反而在公众视野中渐渐淡化。

在历史长河之中，有关全人类共同克服战祸的共同记忆与公祭缅怀，终归将以一个共同的日期加以标志。2010年，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14日批准将9月2日设定为新二结束纪念日——二战结束日。2020年4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联邦法律，根据日本最终签署投降书时莫斯科具体时间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改为9月3日，以与中国等二战远东战场反法西斯国家的纪念仪式同步。眼下有关二战战胜日的争议可能仍将继续，但对于共同历史记忆的认同与缅怀，势必是人类命运共同前进的必然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