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劳动︱法国“部分失业”机制：“保护人国家”的回归？

因新冠疫情导致的卫生危机，已经迅速演变成为一场经济危机。继中国公布第一季度GDP下降6.8%之后，4月底，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美国第一季度经济下滑4.8%，法国同期暴跌5.8%，德国经济部预计全年萎缩6.3%，而整个欧元区第一季度下滑3.8%，创下199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各主要经济体的表现，并不出乎业界观察人士的意料，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和采取的防控措施严厉程度成反比：禁足力度越大、停摆范围越广的地方，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势必越差。但较晚受到波及（因此防控也较晚）的国家，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庆幸，因为这种冲击可能反映在第二季度的数字中。至于防控力度的强弱，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疫情严重程度，以及各国领导人对“长痛”和“短痛”的权衡与抉择。

就法国而言，自3月17日全国进入禁足隔离状态之后，社会运转很大程度陷于停摆，经济活动较正常水平下降了35%，私营行业经济活动则下降了50%。到5月11日解除隔离之后，复工预计也只能逐步展开。而在此期间，为最大程度缓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尤其是减轻对普通雇员的伤害，政府运用“部分失业”机制，以财政极端失衡的风险来“保就业”和“拼经济”，并被认为是福利国家模式在危机下的极端体现。

对此，向来与政府唱反调的法国工会也表示认同，并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保护人国家”（État protecteur）的强势回归。

从“部分失业”到“保护人国家”，这种纾困措施能否持续？它的正当性究竟在哪里？而所谓“回归”，又有哪些历史意蕴？

“部分失业”：福利国家的危机缓冲

与习惯于GDP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不同，对于法国来说，如果经济生活中有哪个数字最重要的话，失业率有很大机会排在GDP前面。因为影响GDP的因素相当复杂，而且意义主要集中在宏观面，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失业率升降却可能会让自己感受到切肤之痛。

在这方面，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字具有高度权威性——即便有时让政府难堪，但至少保证了经济运行情况的公开透明，并成为监督施政的可靠参照。前总统奥朗德曾经将失业率曲线能否调头向下，作为是否投入竞选连任的主要指标，但天不遂人意，直到最后一刻，INSEE都没有公布符合他期望的数字，因此在几经试探之后，奥朗德黯然放弃竞选，其中失业率数字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将“保就业”作为重点。而其中最重要的缓冲机制便是“部分失业”（chomâge partiel），亦即企业的经营活动如果因疫情停摆、且无力支付薪酬的话，经申报后，政府支付正常情况下员工缴纳社保前毛收入的70%，或者净收入的84%，如果是最低工资标准的话则全额支付。作为参照，2020年法国最低工资净收入为1219欧元，约合人民币9343元。

由于全国性居家隔离令导致经济生活急剧失速，在一个半月之内，“部分失业”数量爆炸性增长。法国劳工部长佩尼戈表示，到五月初，法国已经有1170万雇员处于“部分失业”，涉及私营部门半数以上员工，涉及的企业数达到约90万家，相当于近七成企业都已经告急。其中餐饮酒店行业和建筑工程行业几乎“全军覆没”，九成以上企业申请“部分失业”。按照佩尼戈此前的说法，法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局面”。

一些中文媒体在报道相关消息时，错误地理解为“法国半数私营企业员工被解雇”。但事实上，这与“部分失业”制度的设计初衷恰恰背道而驰。法国政府之所以出手救助，条件正是企业承诺不解雇、不裁员，保留工作岗位，避免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动荡。简单来说，“部分失业”的意思就是：虽然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但政府会出手救急，保住你的饭碗，只不过到手的钱，相比此前要打个八折。

“部分失业”会带来天价的财政窟窿。仅以疫情冲击持续三个月来制定预案，法国为“部分失业”制度承担的总成本约为250亿欧元，其中三分之二由政府承担，三分之一由失业金发放机构“全国工商业雇员联合会”（Unedic）来承担。这相当于以每天1.3亿欧元（约合10亿人民币）的速度“烧钱”。

而且，“部分失业”并不随着5月11日解封而同步变动，因为解封并不能自动导致企业运行状况得到改善，因此可以预见的是，5月11日如期解封后，部分失业措施仍然将持续下去。

在经济滑坡、财源吃紧的压力下，法国政府也透露出一些消极口风。佩尼戈已经表示，从六月初开始，部分失业员工所获得的收入比例可能会有“少许下降”，也就是说，政府不会固守毛收入70%或净收入84%这条线。而至于下降多少，届时要同劳资双方谈判确认；届时政府仍将力保酒店、餐饮、文化等行业，而其他行业得到的支撑可能将逐步减少。

“部分失业”制度的大规模运用，使得法国企业和雇员暂时保持相对安稳的状态。据统计数字显示，从3月初到4月底，仅有633起小型集体解雇，这对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来说，并不算真正的危机。不过，这只能说明“部分失业”制度起到了暂时缓冲作用，并不意味着危机得以消除。相反，大规模失业的阴影始终笼罩，法国媒体和经济界也在反复警告，失业潮可能很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取决于5月11日之后法国经济的复工情况、以及管制措施放松后疫情是否出现反弹。

法国总理菲利普此前已经警告，“必须学会和病毒长期共存”，其言下之意则是，指望法国经济下半年强势反弹是不现实的，整个2020年恐怕都将处于“至暗时刻”。

同为福利国家，法美操作不同

虽然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自由意志主义）对“福利国家”颇有微词，认为这种模式赋予政府太多职能、降低社会活力、并扼杀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可能。但从社会开支比例上看，今天几乎所有的欧美经济体（美国也不例外）都是福利国家，区别只是国家介入程度的多少而已。

按照丹麦经济学家埃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的分类，福利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福利国家（国家扮演最后一道防线）；以德法为代表的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强调互助合作机制）；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模式（强调个人自主性）。

而在这次疫情危机中，仅以法美两国为例，选择救助手段的倾向性就显示出很大差异。美国并不特意强调工作岗位的稳定性，导致企业裁员短期内爆炸式增长。最近一例便是共享经济新贵“爱彼迎”（Airbnb）宣布全球裁员四分之一；自3月中旬以来，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超过2600万；但政府同时又采取了“直升机撒钱”式的现金纾困方式（其中或许不乏特朗普的现实政治考虑），符合收入标准的成年人可以得到最多1200美元的救济金；此外，针对小企业发放PPP贷款，通过贷款指定流向（如发放工资）的优惠措施来引导企业保留工作岗位。

而法国则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向操作”，除了同样向遭遇困境的32.2万家企业提供超过500亿欧元的国家担保贷款之外，政府主要寄希望于通过“部分失业”机制来减少工作岗位流失，但除了向部分特困家庭增拨补助之外，并不采取普惠式的撒钱纾困。对于法国政府而言，最重要的目标是让企业活下去、并留住工作岗位，才能谈得上其他的一切。

虽然工会方面对法国政府的纾困措施表示肯定，但毋庸讳言，法式福利国家原本就已经沉重的负担却无疑将雪上加霜。据四月中旬的推算，法国公共赤字可能将占到GDP的9%左右，公共债务占比则达到115%。而五月初，法国的社保赤字达到史无前例的500亿欧元，主要原因之一是推迟或免除了受危机冲击最重的部分行业（餐饮、酒店、旅游业）的社保分摊金和税收，另有数十亿欧元花在了购买口罩、医护人员奖金等额外支出方面。

此外，疫情触发的经济危机可能对法国下一步的结构性改革造成深远影响。自疫情暴发以来，马克龙政府已经宣布暂停所有改革进程，其中包括好不容易此前熬过社会抗议风潮的退休制度改革、以及刚刚开头的失业保险改革。但如今，这两项议程的重启看上去困难重重，在社会遭受重创之际，会本能地要求国家予以更多保护，而马克龙政府此前一系列以“松绑”和自由化为主旨的改革，在危机背景下恐怕会遭遇更大的反弹。

以失业保险改革来说，眼下今年一月和二月，法国就业市场本来形势大好，失业人数比去年第四季度进一步走低，已经有半数企业表示招人困难；但到了三月，形势急转直下，虽然有“部分失业”加持，登记求职者人数仍飙升7.1%，意味着增加了24.6万人，抹平了近一年来的几乎所有成绩。而在大规模失业的阴霾前景下，要动失业者的蛋糕，势必将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这场斜次里杀出的危机，全盘打乱了马克龙第一任期里剩余时间的议程，也为2022大选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保护人国家”的回归？

针对“部分失业”举措必要性，法国最大工会CFDT的秘书长贝尔热（Laurent Berger）表示认同，并声称，这次危机标志着“保护人国家”的强势回归。

所谓“保护人国家”，通常认为是“福利国家”的一种变体称呼，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而法国语境中提到“保护人国家”，往往让人联想到1944年领导抗战的“全国抵抗委员会”（CNR）发布的一份报告，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这份题为《幸福时光》（Les jours heureux）的报告为战后法国的社会重建确立了基本原则，尤其是奠定了社会保障、退休制度、劳资协商、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等福利国家的基础。可以说，这是1942年著名的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一个法国对应产物。

然而和通常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意蕴不同的是，如果说前者可以通过官僚制按部就班地运作的话，那么“保护人国家”则往往出现在社会剧烈变革之际，它被寄希望的，不仅仅是普通人因为生活无常而导致的烦扰，更有从重大危机中解脱出来的诉求。1944年的《幸福时光》报告，笼罩在夏尔·戴高乐的影子里。彼时他正在战胜内外对手，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共同领袖。而这份报告，也成为一个充满“救主”降临象征意味的行动。

不无巧合的是，马克龙在4月13日的电视讲话中，充满暗示地引用了“幸福时光”的说法，而更早之前，他将抗疫称之为一场“战争”，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唤醒法国的二战回忆，并鼓舞法国人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自戴高乐之后，法国还没有哪个历史时刻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此次对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过了1968年“五月风暴”和2008年金融危机），而眼下似乎也的确到了在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基础上，赋予更多的“保护人”色彩的时候。

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曾提醒说，弥漫着的军事-战争话语，其实是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它在营造一种意气风发氛围的同时，可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心智和行事方式。而以法国作为镜像来看，经历过类似历史情境的民族，可能都会下意识地调用类似的心理资源，而战争记忆和“保护人国家”的观念，也正是中法这两个继承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所共享、并且便于调用的资源。

这种乡愁并不是新鲜事物，每当面临重大挑战时，“‘保护人国家’的回归”论调本身都会回归。但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又为理解国家角色问题增添了新的挑战。如果说此前包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模式更像是一个絮絮叨叨的慈母的话，这次全球大多数政府祭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来封城、隔离、禁足，更像是一个冷峻的严父。这种角色转变，更加凸显出国家在平时绝对难以想象的极端情况下作为“秩序提供者”的正当性，这恐怕也将为国家能力建构有余、法治和责任政府不足的治理模式提供更有底气的论证依据。

从绝对意义上说，相关种种强力手段无疑是限制自由选择、侵犯权利的，但在人死如草芥的灾难性局面下，“社会共同福祉”可以为这种强硬手段背书。而一旦疫情进入下降期，“保护人国家”的强力措施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恐怕将再次浮现。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费加罗报》就曾发表一篇以“保护人国家的回归”为题的社论——“当一切都轰然倒地时，只剩下一个依靠、一个共同参照，那就是‘保护人国家’和它的过度权力。但这种公共全能者，只有在特殊情境下才是合理的……当事态重回正轨时，国家必须惦记着重新回归到它的自然位置上，即规制并调整银行，而不是直接出手操作。这是下一步工作，但最好现在就开始准备。”

在数千万人、甚至数亿人苦于疫情、呼唤“保护人国家”之际，这种“右倾”的声音虽然无法完全对号入座，但仍不啻为警世恒言。即便从欧陆式“福利国家”概念的本源来说，它也绝非与强大政府截然对立，二者完全可以融合，甚至走得更远，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就是例子，这位铁血宰相可以一边建立福利体系、维护工人利益；另一边打击社会党人，禁止工会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同时也需要警惕另一种“保护人国家”的回归、以及它的持久化。同样在德国语境中，今年四月初，疫情在最惨烈之时，德国政府宣布，向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总额高达500亿欧元的援助。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对这些“小人物”进行干预？网络上出现了这个“一句话冷笑话”——

“因为所有德国人都记得，当一个受挫折的画家决定改行时，会导致什么后果。”

对历史略有所知的人都会不无苦涩地一笑，知道它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