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观察︱疫情封锁与货币跳水之下：黎巴嫩的“反银行示威”

4月28日周二晚上，黎巴嫩黎波里出现爆发针对银行的抗议，抗议者用烧油瓶往银行与政府部门丢掷。在过去几周黎巴嫩暂缓的抗议活动因为疫情的趋缓再度出现在街上，抗议经济困顿与物价飙涨等，在黎波里维持秩序的军方甚至不幸打死一名抗议者 Fawaz Al-Seman，引起更多人不满，甚至传出由富人承租的多架私人客机从贝鲁特飞往海外。

今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让黎巴嫩在三月中开始进入全国居家封锁状态，至今已经两个月据统计每个月黎巴嫩损失25亿美元，不仅令沉重的黎巴嫩经济雪上加霜，以及货币急遽贬值导致物价飙涨，更令许多民众遭遇无法工作又面对物价上涨的双重困境，愤而在疫情看似稍缓时不顾禁令走上街头。不过，过去一周的抗议也是去年年底以来整个黎巴嫩抗议政府失能的延续，那一波抗议在黎巴嫩被称为“10月17日抗议”（October 17），表征开始抗议的第一天。它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令总理哈里里引咎辞职，并由无党派的教育部长迪亚布在今年一月组成技术官僚内阁。疫情爆发后，抗议暂时止息，而黎巴嫩镑暴跌，已从过往的1500比1美元，贬值到4800比1，成了这次抗议的关键导火线。黎巴嫩央行过往为了稳定汇率，长期将黎巴嫩镑定在 1500:1，如今失守如斯，可见财政状况的严峻。汇率急遽贬值意味着民生物价的飙涨。4月30日，黎巴嫩议会宣布通过决议案，将采取最后手段：寻求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贷款。

尽管这次抗议的起因是货币因素，但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黎巴嫩的政经结构，恐非技术官僚可以处理的。

债台高筑与入不敷出

首先摊开黎巴嫩的财政与经济结构，政府收入主要来源是外贸与旅游业，政府税收能力低下。出口竞争力低，80%的物资仰赖进口，高度仰赖外国援助和举债。根据统计数据，2017年黎巴嫩的入超约170亿美元。黎巴嫩的850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比例极高，是其GDP的150%。显示长年入不敷出，举债度日。

在这个体质不良的经济体，黎巴嫩政府采取了最不该采取的货币制度：固定汇率制（PEG），并在这次抗议之中成了众矢之的。1997年开始，黎巴嫩央行（Banque du Liban）就通过持续注资来维持官定的1500:1美元汇率。这样的制度要求央行手持大量美元来稳定汇率，这需要经济形势能够吸引资金或者有外国投资。然而黎巴嫩的外汇存底在去年就因经济形势不佳开始下滑，去年中落到剩300亿美元，今年初预估只剩110亿美元左右，甚至有分析师指出，如果考量到央行积欠商业银行的美元，外汇存底恐怕早已是负值。加上今年一月起爆发的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重挫，黎巴嫩更难以幸免于难。汇率下跌是这几天抗议的主因，各方包括总理本人都指责央行透明度不佳，央行行长 Salameh 则辩称抨击政治人物未能善尽责任进行改革，而央行长年必须当冤大头给政府提供资金，并声明汇率下滑错不在央行。

然而央行行长的话只对了一半，这套 PEG 制度有赖于一个正向循环的运作：央行订定固定汇率稳定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与存款吸收美金，政府再把这些资金投入到能源补贴与基础建设来稳定社会跟促进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再回头吸引外国投资。另外一方面，政府利用高利率发行大量公债给地方银行，吸收地方银行的美元与存款。在2009金融风暴以前，复苏的黎巴嫩经济以及狂飙的房地产让央行手上现金满满。加上黎巴嫩有大批中上阶层旅居海外（主要是法国），以及当时全球金融市场有大量的资金流动，固定汇率制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中上阶层的金融利益，以及得以资助政府各种建设投资。还有一个支撑 PEG 的来源是，黎巴嫩的黑市有大量不透明的资金，来自中东其他国家，包括富裕的海湾国家、美国以及伊朗。这些金钱与经济无关，而是关于政治，而这些大笔资金的流动经过黎巴嫩，给黎巴嫩金融体系带来不必要的膨胀。

这些钱并没有适度地投资到基础建设与改善经济处境，而是被高度无效率的能源补贴、贪腐以及房地产所吸收。政府的高利率公债也排挤掉了原本可以投资在经济活动中的资金。而且，由于政府需要吸收大笔存款资金，地方银行跟经济根本不可能产生如此大量的资金。最后，这一切的前提都在于经济正向发展，一旦全球经济下滑，黎巴嫩政府与央行便陷入左支右辍的境地。加上80%物资仰赖进口，央行稍稍无力维持 PEG，都会很快反映在民生物价上面。

伦敦亚非学院（SOAS）经济学教授Costas Lapavitsas就指出黎巴嫩是世界上最金融化的国家之一，意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体量超过工业部门，而国家政策容易倾向为了金融服务。黎巴嫩落后的经济体为了支撑固定汇率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换取黎巴嫩资金出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方便。2009年后开始出于多种原因，包括金融危机、区域政治不稳定、黎巴嫩政府也没有去改变这项政策不稳定等因素，持续以过往的方式寅吃卯粮，不断削弱央行维持固定汇率的能力，而到了2019年无以为继，2020年蔓延全球的疫情，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这套运作公式失灵，央行的手持外币已经到了危急水准，无法确保PEG固定汇率。这几年，黎巴嫩政府债务更是节节攀升，2012年之后，国家债务占 GDP的130% ，2020年更逼近170%（相较之下中国为 15%），这个债务水平在全球来看算偏高，而且都是以外债为主，使得违约所承担的风险相当高。黎巴嫩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一直以来也不佳，在莫迪评级中近20 年没有上过 A ，标普（S&P）更在今年二月将黎巴嫩从ＣC降到CCC。上个月，黎巴嫩政府首次债务违约12亿美元的Eurobond债务（四月尚有七亿美元与六月有六亿美元待偿清）。迫使黎巴嫩政府寻求债务重组。预估黎巴嫩在未来五年内需要100-150亿美元的资金。

黎巴嫩债务之所以如此之高，一部分原因是对能源的补贴，包括电力、水与汽油。其中电力更是令黎巴嫩人怨声载道，在有每年投入大量补贴情况之下，从1975年内战以来黎巴嫩尚需每天停电数个小时。黎巴嫩的发电主要来自于火力发电、柴油发电机与外国购买，每年需花费 10-15亿美元，接近一年债务的四分之一。不环保又贵又没效率、收费不齐、世界银行曾提出投资110亿美元在黎巴嫩的基础设施，但条件是黎巴嫩采取改革。去年前总理哈里里推出了一项电力改革计划，包括提升发电量与传送效率，但显然实施缓不济急。

另外，区域局势也是导致黎巴嫩债务攀升的原因之一，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大量难民涌入黎巴嫩，给予黎巴嫩经济与社会机构带来严峻的挑战，黎巴嫩国内人口只有区区七百万，却收容了一百多万难民，尽管有各个国际组织协助，仍是对黎巴嫩政府一项长期挑战。

适得其反的筹钱计划

为了平衡债务，黎巴嫩政府想出了几个办法，但显然更失民心。首先引爆去年抗议导火线的，乃是政府计划对 Whatsapp 课征每日0.2美元的通讯税，Whatsapp是黎巴嫩人常用的通讯软件。即便这0.2美元真的让政府开征，算上黎巴嫩465万的手机使用人口，相当于一天93万美元，一个月近三千万美元，杯水车薪，但对于生活捉襟见肘的黎巴嫩人，这恐怕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去年开始就传出学校教师拖欠薪水的情形，银行一度暂停提供美元兑换。

第二是外汇管制，由于政府无法控制住汇率，官方为了保障一定程度的民生经济，给予特定进口商优惠汇率。然而由于黎巴嫩生活物资 80% 依赖进口，未能取得政府汇率的进口物品无疑得提高价格。这是紧急情况下治标不治本又不得已的作法。

第三是寻求外国政府的协助。长期以来黎巴嫩吸引的资金有两者，海湾国家的房地产投资以及海外黎巴嫩人（粗估有一千多万人，比国内还多）汇款回国内的资金。然而经济前景不佳、信用评级下调、以及黎巴嫩国内的贪腐情况都令海外投资却步，更加上今年一月初开始的新冠疫情，更让全球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尽管伊朗曾一度表示会提供必要协助，但伊朗国内经济情况也不看好，恐怕帮不上什么忙，更不要说特朗普政府一直威逼利诱黎巴嫩银行断开与真主党的业务，甚至直接制裁有往来的银行，伊朗根本不太可能成为黎巴嫩的救命稻草。

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源：教派政治

去年抗议“反建制”声浪强烈，要求彻底改革政治制度。黎巴嫩的教派政治体制已经被诟病许久，该制度将整个政府从内阁到议员都甚至军队以教派比例分配。总统一定是马龙基督教派，总理是逊尼派，议会议长是什叶派。除这三个主要教派以外，黎巴嫩还有数十个少数教派。这个制度的好处是让所有人满意也所有人都不满意，但弊病也多也很明显，无法适才所用，有能力的人往往因为教派因素无法担任合适的职位。所有人都更倾向于为自己的教派谋福利而非国家整体。这就导致黎巴嫩政府效率低下，提供服务极为有限，而且施政往往寸步难行。例如2015-2016年之间的垃圾处理问题抗议，就显示了黎巴嫩政府连处理垃圾这样的基础民生问题都处理不好。而至今黎巴嫩连一条铁路都盖不出来，来往城市之间的是极为破旧的韩国面包车，也可以透露出政治问题的盘根错节。

这套教派政治体制加上1990年战后的金融化与房地产泡沫，大笔的热钱、国家预算与公共建设也以“教派”的考量来做分配，优先统治精英的利益，甚至连国际NGO在黎巴嫩运作都难逃这样独特的地方政治。许多民众感受到那些本当是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却往往被当作教派恩惠来施予。黎巴嫩的地景清楚地刻画着这样的教派分配，首都黎巴嫩市中心接近欧洲都市水准，到了南部充满真主党的身影，而在这次攻击银行的黎波里，则是典型阿拉伯城镇的杂乱与缺乏建设。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报告，黎巴嫩的贪污腐败指数排名全球第137/180名。错综复杂的人际网路（加上教派）以及普遍的贪腐等，不仅让黎巴嫩经商环境不佳，外国政府机构也不敢任意援助黎巴嫩。

教派政治在黎巴嫩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令今年初组成的技术官僚内阁显得极为不易，要知道2011-2018由于各教派乔不拢，导致黎巴嫩议会九年以来没有改选。去年为了弭平抗议声浪，前总理哈里里引咎下台，由无党无派的前教育部长迪亚布（Hassan Diab）接任，在今年一月组成了黎巴嫩难得的技术官僚内阁，政党色彩淡，不少学术界出身，甚至有着黎巴嫩有史以来最高女性内阁成员比例，迪亚布获得了真主党与总统奥恩（Michel Auon）的支持。

如同世界各地的技术官僚命运一样，黎巴嫩的技术官僚内阁也无法摆脱政治的干扰。去职的哈里里近日就抨击政府如果未能拯救经济，应该下台，并且与周二晚上攻击银行的抗议者划清界限。有人会怀疑这些抗议者与哈里里阵营有所联系，因为哈里里个人是去年抗议最大的输家，而且最开始攻击银行的城市是北部的黎坡里（Tripoli），是哈里里逊尼派支持者占多数的票仓。示威者通过攻击银行等暴力手段来给新政府制造混乱，破坏政府的威信。不过，去年底以及目前的抗议大多数情况都是和平的，把攻击银行的行为不能被与大多数抗议者划上等号。

哈里里能担任逊尼派未来运动（Al-Mustaqbal）的领导人，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父亲老哈里里（Rafic Hariri）的缘故，老哈里里担任过两次总理（1992-98, 2000-04），以个人财富和在海湾国家做建筑事业的人脉关系、私有化、寻租、压低薪资、摧毁老街区等方式，一手把内战后满目疮痍的贝鲁特重新打造成新式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不幸他在2004年遭到暗杀。老哈里里开启了黎巴嫩战后金融化，并且在过程中加强了教派侍从政治与创造了一批金融精英，这一切构成了今日黎巴嫩今日经济体制无以为继的原因。

尾声

新内阁上任短短三个月，面临最大的挑战除了处理财政危机，另一个大挑战是新冠疫情的爆发。黎巴嫩第一起案例出现在2月21日，目前确诊人数为 729 人，死亡 24 人，远低于南边以色列的一万六千人和北边土耳其的十二万人，沙特的两万四千人。迪亚布内阁很早就采取措施应对，包括关闭非必要场所、宵禁、鼓励民众在家等，受到黎巴嫩医护人员普遍的赞扬。但仍有人担心指出卫生部门的计划不明确，信息不充分、医疗系统承载力、检测能力仍不足以及疫情未到高峰等隐忧。

如今黎巴嫩已经正式向IMF提出贷款申请，但往往一个国家走到IMF这步意味着走投无路。寻求IMF协助意味着黎巴嫩政府并没有破釜沈舟要改变黎巴嫩畸形的金融化体制，而是透过修修补补，斩断中下阶层赖以为生的补贴来持续这套模式。以一个小国而言，最应该做的是发展本土产业与投资本土基础建设，通过平衡外贸与发展本地经济来促成一个健康的经济体。这些其实需要黎巴嫩放弃固定汇率制、除去贝鲁特市中心的房地产泡沫，截断富裕阶层来来去去的资金。以及必要的话，放弃教派各自谋私的政治制度。

黎巴嫩要摆脱由这整个金融与经济危机恐怕不容易，其问题盘根错节。低效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落后的基础设施、大批旅居海外的富裕阶层、效命金融利益的固定汇率制、共生在西式精英旁的教派政治、中东金钱政治暗流的节点，这些都让黎巴嫩更像是区域政治、国际金融市场以及本土“离地”精英的人质。今日新内阁寻求IMF协助将不会是黎巴嫩危机的终点，而是这套体制苟延残喘的一个延续，以及新一轮危机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