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天津运河区域民俗变迁

明清天津运河区域民俗变迁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公里。它始发于春秋，形成于隋唐，畅通于明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诞生之源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大运河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条主动脉。

大运河最早的两段是邗沟和鸿沟，邗沟由吴王夫差开凿，沟通了长江与淮河，用以讨伐齐、晋；鸿沟由魏惠王开凿，引黄河水灌溉终入颖水。南北大运河的总体开凿则是隋炀帝的举措，逐步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的“之”字形水道，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显示出其重大的经济、文化价值，成为唐以后内陆运输的黄金干流。虽运河之名自元代才被广为使用，但在传统社会中，“运”本身即为南北之意。

天津段大运河开凿于元代。包括天津至北京通州的北运河和天津至山东临清的南运河的一部分，约350里，分为武清段、北辰段、市区段、静海段，总称天津段。

  明朝定都北京后，罢海运走漕运，大运河成为政治经济的脉搏。运河沿岸，特别是天津地区，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封建市场也逐渐完善起来，各地形成了市场网络体系。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也同样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特别是在各漕帮、商帮势力消长的过程中，在他们与当地社会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中，运河区域社会的变化也在悄然进行。

这种经济上的变化，直接带来的效果就是文化的重塑，这是一个 “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全新的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运河将那些原本不属于这一地域的信仰与当地社会结合起来逐渐嬗变。民俗的变化最具代表，深刻揭示了历史变迁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内涵与作用。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考证一下：

第一，天津运河民俗的起源是漕运文化。秦汉时期，政府每年通过济水、黄河、渭河由山东、河南、天津转运大批粮食供应京师，于是有了漕运制度。元代庞大的漕运（南粮北运）促进了直沽（天津）的繁荣发展，直沽因而被马可•波罗誉为“天城”。明清两代，大运河畅通，每年数百万担粮食转运，漕粮交兑与粮仓的设立，使得天津人口数量增加，其中有以卫所兵吏与粮仓管理人员为主的常住人口，也有运送粮食的粮户、运丁等流动人口，还有从乡村涌向岸边的纤夫、脚夫、从事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人口，所有这些，不仅改变了老天津的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漕运文化也逐渐形成，运河民俗逐步丰富起来。

运河民俗的支撑是商业文化。南北运河在三岔河口汇合，这里是天津最早的居民点，是天津城市的源头，天津也因此被称为“大运河载来的城市”。大运河将天津与沿岸城镇紧紧连在一起，各地的商人商帮纷纷到来，商业网络渐趋完善，商业文化逐步形成。金龙四大王崇拜、天妃信仰以及关羽信仰等三种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中的形成与传播。从杨村到静海，分布着大大小小二百余座会馆、驿所或寺庙、宫观，这些会馆从建筑格局、装饰图绘、楹联碑铭、供奉神祗到日常活动，都包含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成为明清时期商业文化的载体和见证。

运河民俗的底蕴是昌盛的文风。运河经济的发展蕴育了两岸城镇文风的昌盛，清代运河区域的书院与明代有个共同的特点：官学化，几乎所有的书院创办者或主持者，都是州县官吏。《建立会文书院碑记》所记：天津“数十年来，科第之胜，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书院居多”。 从明成化二年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400多年间，天津进士有141人，其中明朝11人，清朝130人。一科中进士最多的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天津县共6人同捷南宫。

运河民俗的本质是包容。天津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因为开放才建城，因为开放才发展。

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逐渐形成，天津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南北文化水乳交融的承接点和中转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外地人到天津无论是经商、工作、长期定居还是短暂的工作关系和旅行，都感觉到天津人不排外。这种特点在城市发展中尤为明显。譬如近代洋务运动中，第一个军事学堂，第一所现代大学、第一个幼儿园等等，都是在这里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