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丨“剧变”时代：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文 /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每个人、每个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机——有的是急剧性危机，有的是渐进式危机，有的来自外部，有的源于自身。在应对与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有的人积累经验，获得成长，有的人却一蹶不振，跌至谷底，国家亦是如此。

那么，在剧变时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成为危机的主导者而非被动承受者呢？什么因素是成功度过危机所必备的呢？

出于这些困惑，世界知名生物学家、脍炙人口的通识大作《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费时六年，基于自己丰富的全球旅居经验，撰写了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以探究个人与国家应对危机的必备特质。

剧变
[美] 贾雷德·戴蒙德 / 著
曾楚媛 /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0-04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此书的主题值得每个人与每个国家思考。

如何处理个人危机？在心理治疗实践经验基础上，戴蒙德提炼了12项核心因素。

1. 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2. 愿意承担责任

3. 划清界限，明确问题

4. 向外界需求物质及情感支持

5. 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办法

6. 自我的力量

7. 诚实的自我评估

8. 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经验

9. 耐心

10. 灵活的个性

11. 个人核心价值观

12. 不受约束

国家危机及其应对比个人危机要复杂得多，但逻辑无出其二。概言之，与之相对应的影响国家应对危机结果的是如下12项因素。

1.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

2. 愿意承担责任

3. 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

4. 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5.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6. 国家认同

7. 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8.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9.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10.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11. 国家核心价值观

12. 不受地缘政治的约束

基于“选择性变革”的这12项因素，是芬兰、德国、日本等国家走出危机的经验，也是智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深陷危机数十年的教训总结。应该说，不同国家在上述因素中的客观基础和主观表现大为不同，这也导致他们走向不同的发展结果。

客观而言，国家的地缘位置是天然的，由此各国所受的“眷顾”也各不相同。比如，美国是上帝的宠儿，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其享受着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便利交通、地大物博、不受外部威胁等优越条件；而德国和芬兰等欧洲国家，一直处于地缘上的“极度脆弱”之中，这种地缘政治深刻地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政策方向。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传统安全意义下降，诸如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和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加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在地缘政治方面不受约束的国家受到极大挑战，而这也是美国在冷战后遭受重大危机——比如“9·11”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自大萧条时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挑战——的安全环境变化所在。

除少量的客观因素之外，国家应对危机的决定性因素绝大部分都是主观的。从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到愿意承担责任、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应对危机的经验学习、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等，都是国家应对危机时政治领导力的体现。领导力的差异，成为不同国家能否走出危机、突破困境的核心因素。虽然这种领导力因素受到不同国家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约束，但最为关键的是其是否拥有杰出的、具有远见的卓越领导人。

这也是《剧变》一书在结尾部分提出的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抑或国家的危机应对与领导人没有直接关系？上述12项因素中至少有10项与国家的领导力相关，甚至直接由领导人决定——换言之，国家应对危机的客观因素所占比重少而又少。那么，领导人的哪些特质是可以塑造、改变、提升国家应对危机的“软力量”呢？

第一，战略眼光。国家面临危机——无论是外部冲击还是内部渐变而形成的危机挑战——时，都需要领导人具备独特而敏锐的战略眼光，这包括应对危机的决心及面对挑战产生压力时的紧迫感。

如果缺乏决心，领导人只关心眼前的短浅之利，对于危机的意识不能提前预案，那么将造成“温水煮青蛙”的后果。从美国当前面临的政治极化、经济教育投入和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危机来看，美国近些年的政治对立和对峙凸显，彰显了其政治家缺乏应对国家危机及制订正确方案的战略眼光。

战略眼光包括处理危机所需要的特定耐心及定力。有些国家是在较长时期内解决危机的，比如日本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从佩里叩关到明治维新，日本花了十多年时间进行内部的政治与思想统一。在大国战略竞争与权力竞争中，崛起国的战略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美国在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过程中，战略耐心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从而防止了其过早地将利益全球化、走向战略冒进的危险之地。战略眼光还体现为国家的危机变革是“选择性的”，即到底选择哪种方式、以哪种意识形态作为走出危机的信条。战略眼光直接来源于政治家自身的素养及其良好的政治文化支持，也就是说，仅有优秀的政治家是不够的，还需一个好的团队及政治文化氛围。

第二，认知开放性。面对危机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领导人保持对于不同意见、不同方案，甚至是反对意见的开放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特定情境下，领导人及其团队文化中很容易产生“追求过度的一致性”的风险。正如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Erving Janis）在名著《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中提出的，肯尼迪政府上任伊始，在猪湾事件的决策过程中，由于新任团队的高度一致性的决策导向，漏洞百出的决策无人进行质疑，因而造成了美国外交上的一次重大惨败。

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
 [美] 欧文·L. 贾尼斯 / 著
张清敏、孙天旭、王姝奇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05 

认知开放性还表现为虚心接受自身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度过危机及时总结自身经验与借鉴他山之石。作为反例，日本没有及时吸取在第一次面对西方文明时的成功经验，在20世纪初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而德国吸取了一战与二战的教训，成功地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改善了与世界的关系，为其成为当今欧盟的核心主导国奠定了基础。澳大利亚也是受到教训甚多，虽然其没有遭受外部直接冲击的剧变，但长期依附于英国的身份认同难以改变，为其在二战中的惨败及其国际地位遭受打击埋下了伏笔。总之，面对千变万化的危机情境，国家的认知开放性是其应对万变之不变的圭臬。

第三，责任心。责任心是评价个人人格特质的重要维度之一，责任心强的人是靠谱的，敢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在看待自己、认识危机、改善关系、走向未来的危机处理过程中，首要的前提就是对于危机情境及自身的责任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国家而言，一方面领导人要认识到自身在危机变革中的责任，这种责任担当不是自身的自私利益，比如政治生命、家族利益等，而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责任伦理；另一方面，责任意识是实现国家和解的必要条件。德国的责任意识在二战后得到充分展现，在教育、历史反思方面，德国态度坦诚、不遮不掩，实现了与受害国的历史和解；而日本则因自身原因尚未实现与亚洲邻国的和解，这也是日本无法在亚洲担当领导国地位的缘由之一。

第四，自我定位。人贵有自知之明，国家亦是如此。高估自身的实力，带来的往往是灾难，而不是正确的方向。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因没有正确认知到自身与欧美及亚洲邻国之间实力的总体差距，走向了一条盲目自信的军国主义扩张道路。而在学术界一直备受争议的“芬兰化”现象——由于国力弱小又不愿受制于人，芬兰尽管与苏联有举国战争之惨痛历史记忆，但二战后还是平衡了历史仇恨与现实利益，尽力保持与苏联的和平关系，这为芬兰赢得了发展的时机——则恰恰说明，只有客观评估自我实力，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之相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几近一帆风顺的发展历程，为美国的自信及优越感奠定了基础，这种“迷之自信”带来的负面后果则体现为，对于当今的潜在危机形不成举国共识，在疫情应对中，政府的大意显露无遗。

第五，国家构建。国家认同、核心价值观，以及对于国家所面临的根本危机所必备的共识，都是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国家松散表明在这些方面缺乏系统而有力的团结与领导。比如，澳大利亚、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走出国家危机所费颇多时日以及代价，就与其国家构建中的不足息息相关。必须看到的是，国家认同、核心价值观以及危机共识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来完成的。基于语言、教育、文化的公民危机意识培养，是杰出政治家进行国家构建与认同塑造的任务，在此，政治家应抛弃基于自私政治利益的对抗，以国家发展大利为本。

对于个人、国家以及全球社会而言，危机常常被用来形容关键性的威胁、困难、风险和变革节点，如不能成功处理，其负面效应自不用多言。然而，危机既可以摧毁一个国家，也可以锤炼一个国家，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与精英的作为，而除了上文讨论的最为核心的政治领导力之外，在此还有必要强调关于危机的几个重要认识。

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
 阎学通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9 

第一，危机是辩证的，危机也意味着机遇。正如人们长期生活在“舒适区”内，就难以客观看待自己的缺点，也不会去主动把握机遇、提升自己，很容易在突发的外部与内部冲击中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成为“巨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危机中，学会如何应对挫折与失败，让自己变得强大，也没有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危机意味着惯常的生活状态、发展模式、国家治理等存在弊病，这些不足与问题在强大的外在危机下暴露无遗。此刻，需要迅速的自我反思与反应能力，以及前文所述的诸多政治领导力发挥作用。从对危机形成共识，到责任认定、清醒的自我评估以及加强战略应对能力，都表明危机是对“生存与发展能力”的考验。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全球危机也是如此，这是对各国的非常态应急反应、战略储备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极大考验。

第二，危机意识是一项重要的认知技能。国家发展如果过于一帆风顺，就有可能陷入盲目自信、缺乏危机意识的状态中。一战、二战以来的成功，以及冷战期间在与苏联的战略竞争中获胜，让美国成为孤独的胜利者，加之较好的政治、经济创新体制驱动，使其一直稳坐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正如戴蒙德在《剧变》一书中所忧心忡忡剖析的，美国自身的潜在危机也在日益积累，从政治秩序美德的丧失，到社会资本问题的暴露，无不说明美国自身发展存在问题。但是，美国并未对此形成危机意识。特朗普政府的策略是通过强调来自国外的威胁，将矛盾和问题转移，以获取自身的政治私利，这其实并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危机意识建立在强大而客观的自我评估之上，但是人和国家的普遍弱点都是，很难从客观层面上认识自己，因而难以自觉形成一种潜在的危机意识。

第三，危机的性质与议题是在不断演化的。虽然戴蒙德在书中反复论说，无论自身应对危机的经验还是从他国借鉴的经验，都非常重要，但是必须要看到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变革加速对人们的生活及互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拓宽了国家所面临危机的议题与性质。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大多国家来说，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国家生存的挑战，但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并不在传统的国家生存与安全竞争危机之下，这一点从美国的股市表现就可见一斑。在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国家能够独自幸免于危机，但国家的自私利益本性，使其在危机应对时又很难形成充分而有效的合作，这给全球性危机的应对带来了新的困难。

人是可塑、可教化的，国家也是如此。危机及其应对，是人和国家成长的必经之路。面临同样的危机，应对结果却大相径庭，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回归到人和国家的“主观能动性”。政治领导力是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核心特质，戴蒙德在《剧变》中讨论的七个案例，为政治领导力提供了细致的因素辨析。练好内功，才能在危机辨析及应对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来说，都是适用的。大道化于简，如果以当下疫情所造成的急性外部危机作为一个案例观察，我相信最后的结果将印证上述判断。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