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诗人已逝，诗人不朽！

诗人杨牧一个月前在台北悄然病逝，相关报道大多聚焦于他在新诗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甚至称许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却很少提及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他编著过一本非常别致的《陆机文赋校释》（洪范书店，1985年），就很能彰显其独特的研究旨趣和深湛的专业造诣。之所以说“非常别致”，是因为此书乃以陈世骧的《文赋》英译本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和徐复观的《陆机文赋疏释初稿》（载1980年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第九十七期）为基础，在将两者逐段胪列对照之后，再附以本人的校议评释。徐复观是现代港台新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杨牧早年就读于东海大学时的任课教师；陈世骧则是繁衍生息蔚为大观的“抒情传统”论的倡导者，又是杨牧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授。据杨牧在该书《自序》中所述，自己研读《文赋》，“最初是获得陈世骧先生的启发”，“徐复观先生既作《陆机文赋疏释初稿》，乃恳切命我取之与陈先生译本详细比较”，可知这迹近僭越之举完全是出于尊奉师命。尽管当他正式着手此项工作时，陈、徐两位已先后辞世，似乎不必再心存顾虑，然而要居间对治学宗旨多有异趋，撰著形式更是大相径庭的师长加以考较调停，毋庸赘言仍是一件劳神费心而不免左右为难的麻烦事。

徐复观与陈世骧早年曾围绕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过往还商讨，双方意见虽然不尽相同，却因此惺惺相惜而互相推重。杨牧在《柏克莱——怀念陈世骧先生》（收入《杨牧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5年）一文中就回忆道：“每当我在文学的题目里写信向徐先生问疑时，他总在回答以后附加一句：‘如果陈先生的解释与我不同，宜从陈先生。’我追随徐先生读书多年，深知他品评学术人物的标准和脾气，能受他推崇如此的，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人。”徐复观此刻对杨牧再度委以重任，想必是希望能继续从亡友那里得到切磋取鉴的机会，与此同时应该也考虑到杨牧多年来随侍问学，对陈世骧和自己的学思历程多有真切感受，在覆核参验之际当能切中肯綮，不致有空泛肤廓之弊。正如杨牧此后在《动乱风云，人文激荡——敬悼徐复观先生》（连载于1982年6月6日、7日 《中国时报》）中所推想的那样，“徐先生写《文赋疏释》真是为了试探我离开师门十五年以后所锻炼的学养”。而《陆机文赋校释》的最终问世，也充分证明杨牧确实不负厚望，对他们蕴藉未发的微言深意多有深入的体察、补充和演绎。

陈世骧将古奥艰深的《文赋》翻译成文从字顺的现代英语，既要关注文意的准确传达，又需顾及文化的分歧差异，还刻意采用韵文的形式以便展现原作的声韵之美，自诩“唯有以诗之韵文翻译，才可能充分掌握并欣赏这篇作品的灼见、语言和理路”（《以光明对抗黑暗：〈文赋〉英译叙文》，吴潜诚译，载1990年《中外文学》第十八卷第八期）。要对这篇精心结撰的译文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议，中英文兼擅且熟悉译者行文风格的杨牧毫无疑问是当行出色的不二人选。对陈氏译笔的精审雅致，他时常不由自主发出由衷赞叹，谓其“出入中西文学传统，斟酌比较，殚精极思，始获得内外辞意的平衡”，“运用英文之兰心匠手，锦绣缜密，不辞典雅，于此可见一斑”。这些推挹称赏都建立在逐字逐句的详细校覆之上，所以绝非敷衍塞责而对老师故作谀词。如《文赋》曾用两个很形象的比喻“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来描述行文布局时的不同情状，陈世骧将其译作“He makes barren twigs put forth luxuriant foliage as they sway,/or by endless waves he traces to the remote fountainhead”。杨牧细心地指出，在古人观念中“沿与泝相反”，“沿波只能入海，不能讨源。故译文改读沿为泝，逆流而上；译文于‘因枝沿波’二句率意渲染，虽添改字句，不失其旨”，提醒读者关注译文的随机应变和摇曳多姿。陆机在下文又以“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来彰显创作中迟速难易的差别，陈世骧的译文作“No matter if the work be accomplished in one flash on the page,/or is the result of the most deliberate pen”。杨牧先是分析原文在遣词造语时的微妙变化，“陆机用‘操觚’‘含毫’等实际表情的文字（graphic language），而放弃前文种种的暗喻（metaphorical conceits）”，接着指出译文也随之变通调整，“陈先生译‘含毫而邈然’又将实际表情的文字推向诠析性的转文（interpretative rendition），想必是中西书写文具差别太大，若直译笔毫腐朽，英文读者无从领会，岂仅邈然而已。译事之难，可见一斑”，对翻译中处理“归化”疑难的甘苦得失深有感触，也引导读者沉潜往复，从容欣赏译文风格的不拘一格。

据陈世骧在译本问世数年后自述，“我的翻译多拜早岁记忆《文赋》之思想与声韵所赐，也以成年后的文学经验与研究为凭藉”（《以光明对抗黑暗：〈文赋〉英译叙文》），足见他并不满足于铢两悉称、亦步亦趋地传达原作意旨，更努力尝试融注个人的文学体验和研究心得。作为陈世骧“最得意的门生”，杨牧在求学期间“同他的恩师有四年多差不多天天见面”（夏志清：《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收入《文学的前途》，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嗣后多年也一直请益讨教不辍，对其治学的整体格局和重心所在深悉熟知。译文中夹带的那些细微隐秘的“私货”，若非他潜心爬梳抉剔，读者或许就此失之眉睫。如陆机曾以“耽思傍讯”来描摹作家构思伊始时的特殊状态，陈世骧将其译作“Perpetual thought itself gropes in time and space”，居然节外生枝平添了原文中所没有的内容。杨牧对此就特别强调，“译文于‘耽思傍讯’一句渲染为深长之思维在时空中探索，是为陈先生文学理论的发挥，在广大空间之外附诸绵亘的时间”，随即又补充道，“陈先生论古典文学，屡次探讨时间的意义，这方面的关注已经构成他的文学观之骨干，其实践论见于《时间与律度在中国诗之示意作用》，起源论见于《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而最重要的综合考辨则见于《论时：屈赋发微》（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这里提到的前两篇中文论文均已收入杨牧搜集整理的《陈世骧文存》（志文出版社，1972年），以供“年轻一代的有心人细细玩味前辈治学的风范”（杨牧：《〈陈世骧文存〉编辑报告》）；第三篇英文论文更是陈氏辞世前一年倾尽全力之作，“故意着笔于荦荦大端，所涉意广”（陈世骧1970年12月26日致杨联陞，引自杨联陞：《陈世骧文存序》），稍后也另有中译本发表（古添洪译，连载于1977年《幼狮月刊》第四十五卷第二、三期）。读者若能依此指示按图索骥，对译者借题发挥的苦心孤诣就不难产生同情之理解。陆机在后文还提到“其为物也多姿”，感慨文章体貌的变化多端。杨牧点明译文中“composition”一语乃“承前文‘物无一量’而来，指文章之为物”，进而提醒读者需对此特加留意，“陈先生以此体会为根据，曾撰专文《姿与Gesture》”，“以比较文学的观点详论文学之本质，发生，结构等问题，可以参阅”。这篇副标题为“中西文艺批评研究点滴”的论文同样已收入《陈世骧文存》，详细辨析了《文赋》中所说的“姿”与现代英美文艺批评里的新术语gesture之间的异曲同工，其根本宗旨在于“一面把西洋理论以中国观点看，辉映之下，可更增加些理趣。一面对中国的历来文艺思想，发掘一下，指出值得注意的地方，对照西洋方法与精神推求”。读者如能取资参证，自能增进对其治学祈向的深入了解，恰可弥补译文因格于体例而无法详述所导致的缺憾。

《陈世骧文存》

对徐复观所作的诸多注疏诠释，杨牧也旁搜远绍而务求确解。为了精密贴切地表达自己的意旨，徐氏往往不愿蹈袭成规而别铸新词。对《文赋》在小序中所说的“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他就注明“此两句言常由才士之作品，而可以得到他写此作品时心理活动的历程，亦即所谓‘追体验’”，所谓“追体验”就是典型的例证。如果不熟悉其特殊的用语习惯，难免会茫然不知所云。杨牧对此详作考察，提示说“‘追体验’之理论基础不详；惟徐先生曾在《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中使用过这个术语”，接着不惮其烦引述文中的相关片段，阐明其内涵是指“读者与作者，在立体世界中的距离，不断地在缩小，最后可能站在与作者相同的水平，相同的情境，以创作此诗时的心来读它”，以供读者参酌。此文收入徐氏所撰《中国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65年），正文前另有题记，略述其撰述因缘，源于1963年应邀在东海大学中文系所做的一场学术报告。杨牧当时正在东海就读，与徐复观过从频密，想必也曾至现场亲聆謦咳。而自此以后，“追体验”便成为徐复观极为看重的治学方法，在不少论著中都有所述及。在《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学生书局，1981年）的《自序》里，他还对此有过提纲挈领式的总结，直言考察文学、艺术除了运用一般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外，“还要以‘追体验’来进入形象的世界，进入感情的世界，以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经过杨牧这番悉心追索，读者对这个语焉未详的术语便能略窥一斑。

徐复观在注疏中还有一些兴之所至却点到即止的评论，如在分析“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时，他断定这是指“纲领性的片言，必使其居于一篇中紧要之地，乃可发挥警策全篇的作用”，由此批评“陆氏在这里说得很有点近于含混”，遂结合相关理论研讨和创作实践，旁征博引予以详尽阐说。可在最后总结时，他突然提到“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有更多的发展研究”，带过一笔之后便戛然而止。这段疏释的要旨又见于他此前所撰的《中国文学欣赏的一个基点》（收入《中国文学论集》），但其中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供追寻覆按的线索。杨牧于此仍然丝毫不敢怠慢，尽管坦言徐氏所云“不知何指”，还是勉力体会揣摩，认为“也许这其中包括了艾略特（T. S. Eliot）之论‘相关客体’（objective correlatives），姑附此存疑”。杨牧曾嘲讽过“我们有许多看不懂艾略特原文又拼命崇拜艾略特的批评家”（《纪念朱桥》，收入《杨牧自选集》），他本人对这位二十世纪英语世界里最重要的诗人和批评家当然不会陌生，早年还曾尝试“写了一首近两百行的‘挽歌’，大量使用李义山诗谜的技巧，拿来和艾略特等现代西方诗人的意象互相交织”（《动乱风云，人文激荡——敬悼徐复观先生》），并得到过徐复观的欣赏和推荐。“相关客体”说出自艾略特评论莎剧的名篇《哈姆雷特》，主张“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据王恩衷译文，收入陆建德主编：《艾略特文集·传统与个人才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尽管他在推测时态度极为审慎，并未遽作断语，但对读者寻绎徐氏的意旨恐怕还是不无启发的。

陈、徐两位对《文赋》的理解其实多有出入，杨牧在比勘参证的过程中也都坦率直陈，毫无避忌。如围绕“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两句，他便对两家意见详作辨析，认为“译文以两句合读，保存了原文的多义性”，“注疏间接从亭林之说，并不可取”，“译文于繁琐中扣紧了原意，注疏则逸出轨道”，甚至“不免越考越远”，“引起吾人理解的障碍”，陈译显然优于徐疏。针对后文“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他又对双方理解有过翔实考较，指出“陈先生未译‘亮’字，而以‘轻易’解‘累寡’；徐先生引《文心雕龙·附会》篇‘无棼丝之乱’，更较接近文义及李善注‘累’之意，陆机拙涩之原文亦得以朗显”，徐疏无疑更胜一筹。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他并不做简单的是非评判，而是追根溯源，努力推寻某一方致误的缘由所在，故措词虽有时不免严峻，但还是秉持公心而绝无偏私，完全能够以理服人。

由于考察视角各有侧重，陈、徐两位的某些分歧，小到字句训释，大至篇章主旨，一时也很难判定孰是孰非，杨牧对此多持包容弥合的态度。如陆机将“伫中区以玄览”视为激发创作冲动的缘由之一，陈氏译文作“Erect in the Central Realm the poet views the expanse of the whole universe”；徐氏疏解则根据唐人李善注而再做引申，认为“伫中区”包含两层意蕴，“一是站在时代活动的中心来玄览此一时代”，“也可作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来玄览自身所处的时代”。杨氏对此评判说，“疏守中国传统所限定于文学的固定位置，载道，反映时代，并且直接迅速地参与历史社会；译则扩大文学超然的精神以及无限的潜在本质”，“疏译合观，去文学发动的真理不远”，认为两者所言虽殊，但也并行不悖。《文赋》还以相当长的篇幅缕述创作中出现的各种弊病，杨牧首先揭示陈、徐两位在理解上的歧异，“陈先生认为此强调作者执笔时遭遇五弊之所自来，徐先生则指出是不同文体（如隐逸诗、玄言诗、情诗）之利害所由”；随后推求双方立论的依据，“陈先生所见乃是一作者写作过程中的犹疑去留，甘苦自觉的经验；徐先生以士衡为放眼文苑检讨翰林的批评家”；最后再予以折衷调和，“前者偏重理论经验，后者强调实际观摩。以《文赋》自序度之，二说均可成立”，可见两说并不龃龉矛盾，实可相辅相成。读者若也能兼收博采而融会贯通，对这篇被前人誉为“博洽玄微，周详委曲”（邹思明：《文选尤》）的赋作，势必会有更丰富更深永的领会。

对陈、徐两位的意见都不甚认可时，杨牧也时常直抒己见并另树新意，大有当仁不让的气势。如《文赋》自“诗缘情而绮靡”以下罗列过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最后一项“说炜晔而谲诳”颇遭后世非议。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里认为，“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强调“说”体立意应该正当确切，除了欺骗敌人以外，对主上必须披肝沥胆，讲求忠诚信实。他由此对《文赋》的界定大惑不解，质疑“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今人许文雨在《文论讲疏》（正中书局，1948年）里率先指出，“刘勰独持忠信以肝胆献主之义反驳陆说，不知陆氏乃述战国纵横家游说之旨也”，认为陆机是以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词作为立论的张本。徐复观的注疏即承袭此说，以为“陆机此言，系以《战国策》纵横之士的游说为背景”。陈世骧的译文则作“The Argument（shuo）with glowing words and cunning parables persuades”，按照杨牧的理解体会，“陈先生译文于字面上强调纵横家游说之旨，间接为陆机回答刘勰的疑问”，意见和徐氏并无不同。不过刘勰在《论说》篇上文已提及“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对其发展源流绝非懵然无知，各家的批评回应似乎并不足以令人信服。杨牧对此则有更深入详悉的考辨，认为刘勰的责难“并不合文学表现和归旨的道理；表现技巧炜晔而谲诳，归旨仍然可以忠信为本；前者为文章的外在结构和面貌，归旨为文章‘完成的内容’（achieved content）所决定”。陆机所谓的“谲诳”本着眼于表现技巧，刘勰却以归趋主旨视之，才产生这样的误解。杨牧还以《诗经》中描写男女欢爱的作品为例作进一步引申发挥，指出这类作品“在表现技巧上大胆露骨，归旨也公然强调男女野合的逸乐，但因为辞藻和意理结合得密切整齐，其‘完成的内容’乃升高了诗的艺术层次，注入诗艺的精神世界，甚至可以超越作品本身所流露的肉体的逸乐，提供一种崇高的教诲作用或喜悦（aut prodesse aut delectare）”。杨牧对《诗经》深造有得，在《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五章《结论》里曾有总结陈词：“一个研究古代诗歌的现代学者可以不用注意诗歌技巧而去体验古代诗人的经验感受，但他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体验古人的诗歌——‘已经完成的内容’。”同样将“诗歌技巧”与“完成的内容”明确区分开来，与《校释》所论恰可相互印证。这些分析阐发不仅有助于揭示陆机、刘勰意见相左的症结所在，对于理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复杂矛盾现象也同样深具启示。

陈世骧在翻译中不时融注个人的文学体验和研究心得，耳濡目染且承其衣钵的杨牧也同样如此。在诠释“暨音声之迭代”一句时，他认为“迭代之音声则不但悦耳，也控制了根本的气势”，随即宕开一笔，颇有些突兀地说起，“反观七十年来的新诗运动，纵使规律化之呼声不断，以其实际精神求之，无非是对于天籁自然的再认与追求，主张依恃natural candence写作，虽不必以口语为准，但于音声迭代及荡宕之间，用心不可谓不苦”，更近而要求“今日习现代诗而关切音声偕调的作者，宜多读齐梁以前的文学，揣摩体会，或能得之”。杨牧从中学时代即开始发表新诗，二十岁时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水之湄》（明华书局，1960年），此后相继又有《花季》（明华书局，1963年）《灯船》（文星书店，1966年）《非渡集》（仙人掌出版社，1969年）《传说》（志文出版社，1971年）《瓶中稿》（志文出版社，1975年）《北斗行》（洪范书店，1978年）《禁忌的游戏》（洪范书店，1980年）《海岸七叠》（洪范书店，1980年）等多部诗集问世。所以这番议论看似离题万里，不着边际，其实和他多年来的新诗创作经验息息相关，大有现身说法、夫子自道的意味。

杨牧赴美后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系，在陈世骧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数年间“除了跟他读《诗》、《骚》、《文心雕龙》、唐诗以外，并在他的鼓励和批准下继续研究中世纪英国文学”，“互相印证两种文化背景和美学标准下的产物，追求先民在启齿发言刹那间，必然流露的共通性”（杨牧：《柏克莱——怀念陈世骧先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on，就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批评方法，依托套语（formulas）理论来分析《诗经》。经历了这样的专业训练和学术积累，对他继续研读《文赋》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校释》最初发表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编印的《文史哲》第三十二期上，前言里就明确宣称要“斟酌中西文学批评的重要观念”。在具体评释中有时还只是略引端绪而未遑深究，如讨论“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时，他提到“陆机以春秋二季概例四时的永恒迭代，为中国古典修辞学特征”，“与英诗之标示夏冬交流适为相反”；在阐说“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时，他认为这是说“情志鲜明，则物象自动地，有秩序地互为援引而呈现，犹英诗解析法之所谓imagistic development”，这些发现显然与他对英诗创作及批评的熟悉密不可分。有时他更是触类旁通而下笔不休，在评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一段时，就和西方的“灵感”观念相互比较，洋洋洒洒有过大段讨论。首先指出“英文灵感一词之意义源远流长，可以推回到古希腊的典籍”，并强调“西方诗人往往在作品开端祈求神灵天使扶持感动，如荷马，但丁，和米尔顿之史诗”，接着如数家珍般列举历代诗论予以印证，“如弼德（Bede）之记芥蒙（Caedmon）发言为诗，薄伽修（Boccaccio）之论诗之起源，乃至于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才子，如席德尼（Sir Philip Sydney）《诗辩》（Defence of Poetry），培根（Sir Francis Bacon）《进学》（Advancement of Learning），江森（Ben Jonson）《发微》（Discoveries）等都强调诗人有待灵感之策动”，最后又介绍“十九世纪以降之心理学家则主张灵感是诗人内心劳碌营求的结果”，只不过“言之凿凿，事实上并未能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几乎就是一篇要言不烦的“灵感”观念史。其行文间又穿插着对徐复观意见的回应，显得尤为生动波俏。徐氏认为若能从生理、心理、学力等方面三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陆氏所提出的问题”。杨牧对此则大唱反调，“我们知道即使勠力如此，天机灵感之神秘性仍然存在，问题并未解决”。即便充分肯定老师的设想“闇合西方心理学者之尝试”，可在他看来，最终大概还是“在彼如何，在此亦然”，竟然谑而不虐拿老师开起了玩笑。

《校释》最初于《文史哲》上发表时，杨牧在前言中交代，筹备过程中曾“参考唐代以降至当代人所撰各种注疏”；全文经修订正式出版之际，《自序》里又再次宣称，“多采前贤时彦之说”。除了陈世骧、徐复观以外，书中明确参考过的今人著述，约有程会昌《文论要诠》、许文雨《文论讲疏》、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钱锺书《管锥编》数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的批评，竟称“钱氏评《文赋》，极尽割裂粉碎之能事，其引据经典虽广，行文之间伦类十分可疑，即片段解析偶有可采之说，于《文赋》全篇意义之显现，并无重要发明”，甚至指摘“其言傑格撷摋，恃才使气，虽有所见，亦难逃井蛙之讥”，措词极其刻薄酷虐。若与其诸多师长对钱氏的推重仰慕相较，他的非议责难就更显得离奇出格。夏志清在《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里曾将年纪相仿且治学经历也相似的陈、钱二人相提并论，称道钱锺书“博闻强记”，“治西洋文学造诣特高”，“致力于中国旧诗的研究”，此文后来即作为杨牧编辑的《陈世骧文存》的序言之一。徐复观则托人将其《疏释初稿》转呈钱锺书，钱在回信中推许其“注则训诂精博，疏则解析明通”，还称自己“独学无友，闭门造车，而竟不孤有邻，出门合辙，又窃以自壮也”，以致徐复观在将此文修订收入《中国文学论集续篇》时，又附缀数语略述此事始末，感慨“钱先生以风骨及宏博为国内外推重，其谦冲若此。惜无缘相识，又地隔山河，不能多多请教也”。对这些评赞，杨牧肯定不会陌生，何以置若罔闻而独行其是呢？

如果效法杨牧对陈世骧、徐复观所作的考较，对他本人的评释也做一番梳理覆核，就会令人惊异地发现，虽然他对钱锺书多有苛责，但或明或暗依然因袭了《管锥编》中的大量意见。有些地方明确表示参考过钱氏之论，如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唐人李善《文选注》在训释“警策”时说这是“以文喻马也”，“若策驰”，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则认为“策乃篇本编册也”，并非李善所说的鞭策。《管锥编》就此批评道，“果若俞说，‘策’为‘策书’，则‘策’即‘册’，‘警’即‘居要’之‘片言’，是‘一篇’短于一册而一册才著‘片言’也”，指出俞氏所言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洽；接着又引录相关文献以资佐证，“贾谊《过秦论》；‘振长策而御宇内。’李善注亦曰：‘以马喻也。’一世之主‘振策’犹夫一篇之主‘警策’”，可见李善之说证据确凿而足资采信；最后还申说陆机所述“警策”与后世所言“警句”有别，“警句得以有句无章，而《文赋》之‘警策’，则章句相得始彰之‘片言’耳”，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稍稍比对一下杨牧所作的相关评释：“警策为马箠之说，亦见于李善注贾谊《过秦论》（‘振长策而御宇内’，以马喻也），俞樾《癸巳存稿》斥之，并以策为册，可谓蚍蜉撼大树”，“钱氏力排曲园之谬，并分别警策与警句不同，其体会不可谓不深”，无论观点还是理据，都显然承袭自钱锺书。更有意思的是《管锥编》引述《癸巳存稿》时并未注明作者，后文也仅以“俞说”代之，而杨牧在匆忙之际未及检核，居然张冠李戴地将作者误为俞樾。有时《校释》里虽然并未明言，其实也因循蹈袭了钱锺书的意见。如针对“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两句，《管锥编》有按语称，“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与任王谷论文书》：‘六朝选体之文最不可恃，士虽多而将嚣，或进或止，不按部伍’；侯氏少年习为俪偶，过来人故知个中患弊。机赋此语正防患对症而发”。杨牧的评释则说，“‘部’虽泛指部位，更指谋篇的规则，即侯方域与任王谷论文书所批评的六朝文人‘或进或止，不按部伍’之谓部，乃是俪偶时代为文的特殊要求”，想来也参酌过钱氏之论而未能及时注明。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赋中有“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两句，历来聚讼纷纭。钱锺书批评李善注“碎义逃难，全不顺理达旨”，对此另作诠释串讲：“主意已得，陪宾衬托，安排井井，章节不紊，如猛虎一啸，则百兽帖服；‘妥帖易施’，即‘兽扰’之遮诠也。新意忽萌，一波起而万波随，一发牵而全身动，如龙腾海立，则鸥鸟惊翔；‘岨峿不安’，亦即‘鸟澜’之遮诠矣。”杨牧在评释中介绍陈氏的译文“训诂全部来自李善，顺势加以整理”，“徐先生主张‘鸟澜’从朱骏声改读为‘鱼连’”，而自己的看法和他们均有不同，这两句应该是说“一虎现形，群兽驯服，犹下文‘妥帖而易失’；一龙现形，众鸟惊飞涣散，犹‘岨峿而不安’是也”，所释即撮述钱说而成，显然也渊源有自，绝非戛戛独造。

既然屡屡借鉴倚重《管锥编》，杨牧为什么还要对钱锺书如此严词厉色，不免令人在深觉荒唐无稽之余更感到费解好奇。钱锺书在评说《文赋》时有一段不经意的议论：“迩来《文赋》，译为西语，彼土论师，亦颇征引。然迻译者蒙昧无知，遂使引用者附会无稽，一则盲人瞎马，一则阳焰空花，于此篇既无足借重，复勿堪借明也。”尽管注释中所举出的例证并非陈世骧的译本，可难保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无形之中兴许就令杨牧先入为主产生了误会。他在《动乱风云，人文激荡——敬悼徐复观先生》中就回忆道，病榻上的徐复观和自己聊起“钱锺书最近为文谈到美国有人译《文赋》为英文，而根据钱的看法，译本颇有问题，甚至英文也不佳云云”，他听闻以后的直接反应便是“无论如何我还是敢断定陈先生对于《文赋》的理解一定高过钱锺书”，“陈先生的英文比钱锺书写得典雅漂亮，可见钱之所指当非陈先生的译本”。尽管如此，大概仍不免心存芥蒂，以致他总要借机为乃师出头争胜，在评释译文时三番两次都要强调“多年后钱锺书亦持此说”，或挑明“钱锺书（《管锥编》一三八）之说近之”，以争夺发明权的最初归属。其实陈、钱两位一译一释，旨趣各异而体式不同，稍事比勘即不言自明。陈氏译本在当初流传也并不广泛，以致数年后就改头换面，易名为Lu Chi: Essays on Literature，内容也删繁就简，在美国谋求重新付梓（Portland: Anthoensen Press，1953）。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推断，钱锺书也不可能有机会披览过陈译，所以即使某些观点与其相近，也绝非故意攘善掠美，而正如钱在回复徐复观时所说的那样，只是闭门造车而出门合辙罢了。对此耿耿于怀，甚而作意气之争，似乎大可不必。

不过相形之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双方对《文赋》根本价值的判定相去极为悬殊。钱锺书欣赏《文赋》，乃在其“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乖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故以“作文”为焦点，着力于阐幽抉微。反观陈世骧、徐复观和杨牧师弟三人，却并非如此。陈世骧最初别出心裁地为自己的译本题名为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是想藉此“主张人类须释放心灵，并盈注光明，以对抗外在的黑暗”（《以光明对抗黑暗：〈文赋〉英译叙文》）。他甚至认为陆机创作《文赋》是在深陷荒谬绝境时的一种自我救赎方式，“救赎来自他对人类潜能的极限具有不可屈挠的信念，这信念即使一时受挫于眼前的俗务，在一心一意的奉献与追求中也能实现”，最终可以“证明不朽乃是人力所能企及的”。正因为他赋予《文赋》更多形而上的附加值，所以在此后尽管还有其他英译本问世，且在旁人看来“译笔实在分不出高低”（夏志清：《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可他却明确予以否认，“惟其精神和风貌，容我指出，与拙译实不相同”（《以光明对抗黑暗：〈文赋〉英译叙文》）。与陈世骧不谋而合，徐复观也并不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文赋》，而是屡屡借机陈说，“作者个人创作源泉的深浅，可以说是决定于他的心灵、脉搏，能与他所处的时代相通感的深浅的”，“断乎没有与时代隔绝而可以成为成功的作者的”，并最终升华提炼道，“中国文学传统，不孤立地看文章的功用，价值，而常系弥纶整个人生活动之所及以为言”。杨牧在考较评释之际，既着重表彰陈世骧“倡言文学为黑暗中灼燿升华之光明，其认识之深，体会之痛，不言可喻”，又竭力推许徐复观“试图提高陆机《文赋》的时代意义，将它与当时的文学风气和艺术问题连接起来，主张陆机具有落实的文学史观，而《文赋》初非一篇泛论文学原理的著作而已”，对两位恩师的心魂所系，毫无疑问是瞭然于胸且拳拳服膺的。他指摘钱锺书“片段解析偶有可采之说，于《文赋》全篇意义之显现，并无重要发明”，“断定陈先生对于《文赋》的理解一定高过钱锺书”，当即着眼于此。所以在《校释》即将完稿时，他趁势接过徐复观的话头，郑重指出“‘弥纶整个人生活动之所及以为言’其实也是西方文学传统看文章功用价值的精髓骨干”，而且纵观西方文学史的递嬗迁变，“不难看到历代都有为诗辩护之作，睿智博学之士每发慷慨反击之声，批判社会俗辈对于文学艺术之误解，并藉机重申文章的功用价值”，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文学传统里，除了陆机这篇难能可贵的《文赋》，“这种竭力的自卫可谓绝无仅有”。他为此深感痛惜遗憾，终至大声疾呼：“惟其诗人不孤立地看文章的功用价值，欲以之弥纶整个人生活动之所及，诗便不仅是为了温柔敦厚的教养一端而已；诗须拔脱浮俗，教诲时代，须为生民立命，开往继绝；诗须超越而介入，高蹈而参与。诗是赞颂，也是质问，诘难，批判的一种手段。”杨牧对陆机的推重和阐发是否确切，对钱锺书的偏见和讥嘲是否恰当，容或都可以再做进一步商榷研讨，不过他本人对诗人职责的坚守倒确实是始终不渝的，正如多年后在《诗关涉与翻译问题》（收入《隐喻与实现》，洪范书店，2001年）一文中所重申的那样，“诗人志在继承和延续，首先便须能面对他的时代文化，判别虚实，区分优劣，惟恐和他的时代产生隔阂。当然，我们也看出来真正的诗人往往是对当代文化不以为然，亟思以自己的创作针砭，矫正之”。读来掷地有声而风骨宛然，也让人不由感叹：诗人已逝，诗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