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隐喻｜《面纱》：不确定的世界，不确定的毛姆

【引言】

1978年，遭受癌症折磨的苏珊·桑塔格完成了《疾病的隐喻》，疾病的切肤体验和日常遭际，让她获得了一种观察角度，对文学传统中的疾病话语予以审视和剖析。50年后的中国，一场浩漫的传染疾病不期而至，而痛苦漫长的拉锯仿佛一场正在上演的沉浸式悲喜剧，每个人都必须置身其中，不得不直面复杂的社会问题，品尝幽微的人生况味。这赋予我们一种热切，去重新审视不同阶段的各种文学作品中的瘟疫表达，而来自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也会给文学解读带入一种不同以往的角度。

1919年8月，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开始了计划已久的远东之旅。他先是从利物浦出发到达美国与朋友汇合，随后从美国的西海岸乘船前往香港。

到达中国内地时，已是1919年的秋冬。毛姆水陆并行，沿途历经内陆的山城，寥落的农村，到访了远东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充满悠远情调的皇城北京，最后他在充满殖民风情的香港待了三个月。1920年4月，毛姆经日本、苏伊士运河返回英国。

四个月的中国之旅，给毛姆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冲击。他在行程中收集的中国素材，将在未来的四年中陆续成就为三部作品：一部散文体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一部剧本《苏伊士之东》，和一篇长篇小说《面纱》。

其中小说《面纱》的酝酿时间最长，1924年才陆续开始在杂志上连载。1925年3月以书的形式出版。《面纱》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迅速跻身于畅销书之列。盛名之下，烦恼也随之而来，屡屡有人以书中情节前来碰瓷。原本书中的主人公并不是姓费恩，而是莱恩，但就刚巧有对与书中主人公重名的夫妇告毛姆诽谤，最后以作者答应修改名字并赔付250英镑才得以息事宁人。不仅如此，由于书中与女主人公通奸的人物设定是香港助理布政司，结果香港政府也提出诉讼，要求作者更换故事地点。出版商紧急召回图书，结果发现早已售空。

可见，无论是当时，还是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毛姆的小说都堪称世界级的畅销书。但于此同时，对于毛姆小说艺术价值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评价便是“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自然，是否“最前列”根本无足轻重，“二流作家”四个字已足够诛心。

毛姆究竟是一流大师还是二流作家，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作为“瘟疫的隐喻”系列书评，我们仍将聚焦于《面纱》这部小说中的瘟疫表达。但是毛姆的写作技巧依然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它部分地解释了为何毛姆被评论者目为二流作家，同时这种稳定、老套、一目了然的文风与毛姆作品中所包含的不稳定的精神内核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反差。

一目了然的毛姆

《面纱》描述了一对怨偶的故事。女主人公凯蒂的设定是一个漂亮、轻佻、头脑空虚的女孩，从小就被母亲教育要嫁一个金龟婿，却一直高不成低不就。为了避免因婚姻不顺而被母亲和妹妹瞧不起，凯蒂冲动之下嫁给了寡言少语、害羞内敛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并随他来到了香港。

凯蒂很快就发现，这桩草率的婚姻是个错误。瓦尔特是个典型的闷葫芦，既不英俊也不风趣，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社交兴趣。总之，瓦尔特几乎就是凯蒂理想丈夫的反面。为了寻找一种补偿，她成为了高大、帅气、仕途光明的查理·唐生的秘密情人。

小说的前三分之一，就以凯蒂与查理·唐生的偷情启幕，结束于凯蒂与瓦尔特的摊牌。小说的一开始颇有几分修罗场的设定，凯蒂与情夫在自家卧室偷情，结果发现房门的把手竟在转动。这个人是谁？是不是瓦尔特？作者一面让凯蒂饱受煎熬，一面将上文所说的故事背景向读者和盘托出。

读毛姆的小说总是给人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他的全知叙事几乎可说是诚实到知无不言，我们根本不必担心遭受“零度叙事”、“不可靠的叙事者”之类的小说技法的折磨。相反，毛姆事无巨细一手操办了编剧、导演、灯光、道具、音响师等一系列工作，就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毫无阻碍地走进人物内心。

以下这段是偷情事发后，凯蒂与瓦尔特的第一次见面。凯蒂在看到瓦尔特第一眼时，就知道自己和情人已经暴露，但瓦尔特并没有说破，于是两个人装作若无其事地看书读报：

“他们不声不响地坐了一个小时。她不再装着读了，把小说撂到腿上，凝视着书页上空白的地方。这个时候她不想弄出一点响动。他还是纹丝不动，摆着舒舒服服的姿势，瞪大眼睛盯住插画看个没完。然而，貌似平静中似乎潜藏着危险。凯蒂觉得他就像一只蓄势待发的猛兽。”

作者无处不在的悉心指点让读者们非常清楚，这对夫妻在装模作样，而且他们俩谁都不好过。他们假装对不自然视而不见，就像他们处理自己不自然的婚姻关系。现在，凯蒂已经沉不住气了。而瓦尔特是暂时占据上风的那一个，但他显然在努力压抑愤怒，同时在不动声色中酝酿报复。主人公们的小小心思在读者面前一目了然。

对人物了如指掌固然方便，却也不免觉得毛姆的帮忙有点用力过猛。首先，凯蒂本就不是一个聪慧、高明的女子，但在毛姆的安排下，她变得敏锐、老练，以至于绝不会错读丈夫的情绪波动；而以瓦尔特明察秋毫的才智，居然多年来对妻子的外遇一无所知。其次，这一个场景中，紧张得快要昏过去的女主人公忍受着巨大的恐惧等待丈夫的审问；而隐藏怒火的丈夫盯着一页插画整整一个小时。为了突显两人的冲突和胶着，毛姆显然将这一戏剧性的时刻做了漫画式的放大，只是瓦尔特这头“猛兽”的“蓄势待发”在长达一个小时的等待中，变得不切实际。

显然，毛姆小说的风格技巧并不突出。他的人物缺乏属于自己的声音，人物的思想、语言，都统一经过毛姆的口径裁剪输出，且只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标：清晰、没有歧义的完成叙事。这一特征使得毛姆的小说总不那么精致，甚至被许多的评论者目为二流之属。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毛姆本人对语言之间的不确定性、人际交往之间的微妙拉锯并不感兴趣，他的兴趣被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更宏大的东西所吸引——世界观的不确定性，人生的不确定性。

瘟疫的惩罚

瓦尔特给了凯蒂两个选择，选项一：只要唐生愿意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并与凯蒂结婚，他就愿意给凯蒂自由；否则，凯蒂不得不接受选项二：随他去一个瘟疫肆虐的内陆小城——湄潭府工作，在那里瘟疫正像园丁挖掘土豆一样把人们的生命一个个地带走。

毛姆在小说的前言中提到，小说灵感之一来自于但丁《神曲·炼狱篇》中的一个故事：皮娅是锡耶纳的一位贵妇，她的丈夫怀疑她红杏出墙，但慑于她家族的背景，不敢动手置她于死地，就把她投入了位于马雷马的城堡，以期让她在城堡里的有毒蒸汽中死去。

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两个故事中，瘟疫起到了的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惩戒。皮娅的丈夫和瓦尔特都企图通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去惩罚、训诫犯有通奸罪的妻子。而且一开始，他们都笃定的认为，上帝的审判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然而，我们稍加阅读就会发现，瓦尔特与皮娅的丈夫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的法律、宗教、道德上对通奸行为的指控在《面纱》中其实并不重要。瓦尔特和凯蒂两人的争论似乎常常跳脱于宗教伦理和世俗道德之外，他们斤斤计较的是爱与被爱，讨伐的焦点是世界观、价值观的肤浅与高下。瓦尔特之所以笃定而冷血地认定凯蒂应该去疫区送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占据着价值观的高地，同时对凯蒂、唐生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腐朽、庸俗、无药可救。瓦尔特以为瘟疫肆虐的东方异乡，生活的粗粝、无常、恐怖的真相，终将把凯蒂的虚荣、浮夸、势利荡涤干净。

从某种意义上，凯蒂重复着自己母亲的道路。凯蒂与母亲一样，嫁给了一个与自己从性格到价值观上完全不同的男性。凯蒂的母亲靠给丈夫不断施压、靠培养女儿高嫁，让自己进入上流阶层，同时在家庭权力的争夺中把持着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年轻的凯蒂显然幼稚得多，她并不选择（或根本无力）改变瓦尔特，她保持自身价值观的方式是去拥有一个符合价值理想的男性。

凯蒂一定程度上颠倒了因果，她将母亲教给她用以进入上流社会手段——调情，当作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本身，将上流社会用于自我包装的附庸风雅当作了高尚的精神食粮。因此，瓦尔特给凯蒂的第一个选择——与唐生结婚，最终证明这只能是一场无情嘲讽——唐生根本无意卷入一场桃色丑闻。凯蒂与唐生的露水情缘中不可能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就像一个人无法拎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离开地面，凯蒂也不可能从一种对生活的戏仿中生出真正的精神力量，在对物质、虚荣的追求中生长出的爱，并不能带她脱离物质与虚荣的泥沼。

瓦尔特为何会死

在许多评论和影视改编中，人们普遍认为是瓦尔特对于疫区灾民的英勇救治震撼了凯蒂，让她转而将视野投向外部世界，从而寻求自身的真正价值。但小说通过一位中立人物韦丁顿来提醒读者，瓦尔特选择来到瘟疫肆虐的湄潭府不是出于对人类的博爱，不是出于对濒死的中国人的同情，也不是研究他的细菌。那么他到底因为什么来这到这里？

我们不是毛姆，恐怕很难复原瓦尔特来到疫区的全部初衷。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是想让凯蒂死于瘟疫，但这同时也带有一种自毁的倾向。前者是在惩罚凯蒂不可救药的价值观，后者则是惩罚自己曾经无理性地为了爱凯蒂而作出的自我贬低和价值让步。

可为什么当凯蒂适应了疫区生活，逐渐寻找到个人价值时，瓦尔特的状态却发生了反转？他不但对自己的存在与未来犹豫茫然，还一手策划了自己的死亡？为什么毛姆要安排好人瓦尔特死于瘟疫？

在一开始的瓦尔特看来，瘟疫不过是对堕落者的惩罚，然而他毕竟不是降下天罚的神祗，也无法置身于瘟疫之外。最终摧枯拉朽的一场瘟疫将生命的荒诞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展示出来。它动摇的是所有既有的价值和秩序，无论是凯蒂的还是瓦尔特的。

秩序的崩塌给凯蒂以机会去思考生存的本质。小说描写凯蒂在一次外出时，第一次见到一具死于瘟疫的尸体，之后她在生活中还会不断地回想起这个倒在墙边死去的乞丐。他两腿挺直，胳膊向头顶的方向伸着，好像到死都在乞讨某种东西，在生命无常终结之后仍能保持灵魂的安宁。于是，乞求灵魂的安宁成为了一句不断回响的魔咒，如果生命荒诞而随机，生命转瞬而逝，那什么是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选择怎样过一生才能让人在死之前获得无悔和安宁？

凯蒂以为她的救赎是博爱与宽容，于是她来到法国修道院与修女们一起救助孤儿。但修道院长却告诉她，她所要寻找的安宁，“在工作中是找不到的，它也不在欢乐中，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这所修道院中，它仅仅存在于人的灵魂里”。这样的劝解同样适用于瓦尔特，他的英勇奉献和无私救治同样无法让他躁动的灵魂获得安宁。就在他坚持以裁判者的姿态单方面判处凯蒂死刑之时，他就已经失去了灵魂安宁的可能。就像他一开始就不可能在对凯蒂的卑微妥协中收获爱情，他也不可能在对另一种生活的声讨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毛姆的有趣之处就在此逐渐显现出来。一直到瓦尔特的死，我们才知道原来瓦尔特所笃信的道德价值，从来不是绝对的真理，上帝的审判也从未出手，甚至从未站在瓦尔特这一边。凯蒂的世界观固然庸俗肤浅，但强硬自信如瓦尔特，在荒唐、无常的世事面前甚至更加脆弱。

如果说毛姆的叙事准确、清晰，从不使人迷惑，那毛姆用故事编织出的世界就要复杂得多。他让主人公（和读者）自以为走向一览无余的坦途，却转眼在下一个路口颠覆人们既往的认知。凯蒂笃定地认为唐生爱她，但她失败了；瓦尔特笃定地认为，庸俗的凯蒂会被瘟疫摧毁，但是凯蒂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回到香港的凯蒂以为自己新生了，却仍然不可遏制地被查理·唐生所诱惑；当读者以为瓦尔特的死是一种沉沦，但它实际却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无论是对凯蒂还是瓦尔特。这一系列永不停息的变数正是毛姆的吸引人之处。

在毛姆的文学作品中，故事的作用不是怡情，不是审美，而是载道。他希望人不要固守在自己的局限中，他要让他笔下的人物坚定地沿着自己的大道走下去，即便那是再不可思议的道路，即使是再迷茫的前程。毛姆的教义始终想告诉我们，一个人灵魂的完善，不是通过行善，不是通过牺牲，甚至不是通过爱；一个人的真正出路或许只有通过不断的行走，在坎坷、无常和试错中不断认识自己，不断向前摸索。在毛姆这里，主人公没有救世的包袱，他们所拥有的不是救世的道德，而是生命的道德。只要人不消亡，他就注定要走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之道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