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②

新政对成都的社会结构以及有形机构造成的冲击，在第四章中有详细的审视，该章还对几个领域内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做了说明。例如，国家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经济生产能力和“街道清洁”，承担起了更大的社会福利责任。周善培和其他的官员们开始在城里协调开展经济发展项目，例如：新建了供照明用的发电厂和电话系统。在此过程中，他们改变了城市的外观景象，建起了新的建筑，铺设了新的街道。他们还将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城市具有的特色引进到了成都，例如：公园、商业场和公共戏院。不过，在成都，新政的最初焦点是坚决地放在对制度和社会的改革上，而不是在城市的有形改变上。周善培还努力改善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鼓励戏院为女性设立专有的座位区，还制订计划，让成都那肮脏而不合法的红灯区升级为雅致的“有合法执照的街区”，就像东京那样。正是在这一点上，周善培遭到了来自成都精英阶层最为强烈的反对；他们完全否决了他的允许妇女和男人共享戏院的计划，而且提出抗议，强烈反对卖淫合法化的打算。然而，周善培通常总是能够成功地集合精英人士来支持他的计划；他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善于利用他与城市中一些有影响人物的密切关系来达到于他有利的目的。新成立的商会便是明证，他和商会一起合作促进了他的发展计划。

由于周善培擅施手腕，他的许多改革举措，在下一步的新政改革的主要措施被引入到成都之前，都已经稳固地建立了起来（见第五章）。在世纪交替之际，许多中国人终于相信中国能够强大起来，只要它的国民能够成为公民：在政治进程中由全体国民来参与和决定国家以及地方政府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到1906年他们已经说服清政府允许成立地方议会，在公共事务上起到作用。当会聚于成都的省议会、市议会和县议会于1909年开始寻求参与事务时，他们不管不顾地将周善培的创制完全弃置于一边。可即便政府已经愿意让他们在管理上扮演角色，他们却发现自己对于像成都的警察局这样已经相当成熟的机构，难于插足。鉴于此，省政府试图限制议会的权力，让他们只处于一个从属的位置，起顾问的作用。总的来说，政府对待成都的市议会和县议会的做法，还是成功了，虽说这些议会在省城之外还是经常表现得十分活跃。至于省议会在涉及全省的问题上，例如计划将四川与华东连接起来的那条铁路的所有权这个事情，则向政府发起了挑战。当清政府于1911年宣布计划将这条铁路的建设权和管理权都授予外国人以换取一笔贷款时，成都发出了可怕的怒吼，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第五章以一段对于成都1911年革命的讨论为结束，其中提到了警察和其他的新政机构以及观念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清王朝的崩溃在成都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急剧的转折点。民国时期的政治分裂降低了成都作为省城地位的重要性。成都周围几乎不断发生的战争，1911—1935年间四川的战祸，将成都与这个省的腹地分隔开来，时不时地也将成都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切断开来。成都缺少一位人们熟悉的铁腕总督，处于不断的内战中，这些内战只是带来了一连串军阀的控制，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就是如何去抵挡他们的敌手。在这期间，这座城市是如何运转，进行自我管理的呢？第六章和第七章对此进行了一番探讨。第六章还指出了一些清朝机构，包括警察队伍在内，在此期间虽然幸存了下来，却由于支撑它们的资金来源被转移到了四川正在扩大的军队手中，而开始了缓慢地衰落。地方议会被遣散，又几次被召集，但是却从来没有对地方事务行使过多少权力。更为有影响的人士来自两个群体，他们共同填补了由于成都军阀对城市事务的冷漠所造成的管理真空，他们就是“袍哥”组织和被称为“五老七贤”的杰出人士。

“袍哥”是成都对地下兄弟组织或是秘密会社网络成员的称呼。这个网络在晚清时期已经遍布整个四川省。这些群体在1911年的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一个明显而又残酷的角色，一时之间他们的首领成了公众的英雄，受到了成都报纸和新政府的一片赞扬。秘密会社不久便再次遭到了禁止，但他们继续在成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很大比例的男性市民加入了兄弟会组织，他们的首领成为社会上具有权威不可小觑的人物，他们裁定纠纷，操控市场。有钱的人家小心翼翼地维持和他们的良好关系，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来保护他们免遭绑架和其他的威胁。而“五老七贤”在成都的社会中占据了完全不同的位置。他们是成都最为杰出的学者，在旧有的清朝体制中获得过功名，是受人尊敬的老师。即便是军阀也不得不对他们尊敬三分。这些长者和贤人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和道德修养，深信当军阀们对地方利益践踏得太过分时，他们有责任来为社会各界说话。在为城市进行居间调解时，他们常常要和外国传教团体联合起来。外国传教团体对于军阀也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是力图去说服成都的军阀支持它为成都市造福所制订的计划。

对于将城市管理运动带入成都，基督教青年会起到了部分的作用，这个运动是第二波改革的巨浪，也是我们第七章的主题。这个运动是20世纪早期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城市改革的一个分支。城市改革运动在美国催生出了街坊文教馆，在英国是花园城市运动，还有一系列在城市设计和管理方面的其他创新。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偶然看到了这些创新，便将其带回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学里提出了城市管理纲要，为推广现代城市的新理念而成立了专业的协会。在这方面，清朝的新政设想出了一个有序的社会，以服务于现代化的国家，这个新运动强调在设计规划时要有科学的合理性，有时候甚至可以无视国家主义的情感，尽管通常这两者被认为是可以一致的。和新政改革不相同的是，城市管理运动认为城市的问题与乡村问题不相同，特别着重城市的改革。在成都，与新政将重点放在机构改进上形成对比的是，这第二波改革浪潮强调加强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对城市的形态再造。1920年代，为现代城市的每一个部分都起草了设计蓝图，每一份计划的起草都由一位与之相对口的专家来主持。这些策划者们在 上海干得格外起劲，他们也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吸引到了支持者。

这个运动在成都的拥护者是杨森（1884—1977），他是一位军事指挥官，他于1923年打入成都，占领了这座城市，仅仅一年半之后便被赶了出来。然而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成都被猛烈地“现代化”了。杨森，一个在四川的内战中身经百战的老兵，希望作为一名城市管理者来建立自己的声望，结果是他抓住城市管理运动的哲学宗旨，促进了一些项目的实行。杨森特别迷恋现代交通系统建设，将成都的许多街道拆毁、拓宽、推平。他对于由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以及其他城市管理运动的拥护者，就一系列基础结构和社会的创制提出的建议，也提供了支持。然而，与周善培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的处事方式疏远了许多人，也阻碍了他的目的的达成。在杨森离开成都之后，要不是在“五老七贤”的帮助下，他的一些改革悄无声息地以温和一些的方式得以恢复，他对这个城市造成的影响也许真的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老人尽其所能地将1920年代完成的工程上所带有的反传统的“科学性”和“理性”的风味去除，在他们的干预下，成都的城市管理运动最终以晚清城市改革的风格得以复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

本书最后一章反映成都在1895—1937年的城市管理，1937年，成都成了难民为逃避日本人对华东地区的占领而避难的中心。这些年里，在城市改革的历史上，成都曾经有过饱满的一笔。在清政府时期它曾经被认为是这个帝国内最为“进步”的城市之一。此后就迎来了相对败落的时期，在1920年代的改革引进了许多当时正在中国沿海城市进行的基础结构的创新。然而，这座城市在民国时期，它的城市建筑师、设计师的雄心抱负，在地方上的抗拒、政治的不稳定和资金缺乏的共同作用下，遭受挫折。在他们看来，四川作为抗日的中心，这个新位置的声望，将会给他们提供另一个机会，来促进他们重新设计和发展这座城市的计划，但是1930年代末蜂拥进成都的来自华东地区的政府机关和学院、研究院的逃难者，却对这些计划甚少感兴趣。对于从东部地区来的人，成都只是一个从战争的蹂躏中逃脱出来的临时避难天堂。他们于灰心丧气中，对它那充满了田园风味的落后和保守十分欣赏，甚至陶醉其中。外来者自以为是地主张，说是战前已被城市管理当局进行过重建的城市的某些部分，对于四川本地人来说太过洋气，使得这些城市的设计者、建筑者十分担忧。成都的战时经历大大地消减了它的早期城市改革者们留下来的遗存。无论如何，成都的外貌、文化和管理在1895—1937年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到了1980年代的新城市建设时期还可以看到开始于晚清时期的城市改革的积极作为留下来的影子。

新政就这样给中国的省城留下了一笔有持久影响的遗产，当年改革的实行付出了多么大的力量！在成都，周善培在支持他的改革的社会群体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了新机构。对于政治，他是内行的实践者，他熟悉中国传统的治国之术。他在这样一个体制内，为了达到增强国力，并使之长治久安的这个传统目的，他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他的成就被革命的动荡不安给摧毁了，改革运动从此衰败了下来。然而，最终来说，周善培的成就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基础。后来的改革由军阀杨森开始，由专业的城市规划者继续。这些设计者们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中，城市的管理在它自身的权利中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活动，而且它与国际风潮相联系，成为它的一个分支。当此之时，变革和动荡已经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在此情况之下，1901—1911年的改革已经被成都那些为当代寻求管理和统治模式的保守主义人士看成是他们怀念过去的一个思乡之物了。从成都的改革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出中国城市的官员和成都的市民怎样对城市管理产生出信任的感情，并想要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和如何去做，才能够完成对城市管理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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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

社科类重磅作品。读过《袍哥》的人，都会来看这本书。

关于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莹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4-1

定价：78.00元

装帧：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