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疫·连线丨疫情下的教育困境：一个喀麦隆普通家庭琐记

3月6日，中午时分，喀麦隆报告第一例境外输入确诊新冠病例。那天我在法语学院考试，下楼时还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准备一场戏剧表演，放学的学生背着书包跑进了图书馆。剧场里音乐声响起，但我还是打算赶紧回家。大街上，有些孩子头顶着糖果向我兜售，100郎（折合人民币大约一块多）可以买到四颗薄荷味的曼妥思。学生一如往常，在路上嬉戏打闹。虽然新冠疫情那时已经在全球蔓延，喀麦隆民众已有所了解，但他们似乎并不担忧。

孩子们

我从去年8月来到喀麦隆，在首都雅温得一所普通小学教中文。在喀麦隆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前，学校里的老师曾经和我谈论过中国的疫情，还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过新冠病毒会出现在这片炎热的土地上，老师们也从没有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讲新冠病毒的有关情况。

喀麦隆中小学一般下午3点就放学了。领居的孩子学校离得比较近，一般4点左右就回到家了。他们家有6个孩子，三个读小学，两个读中学，还有一个刚刚学会走路。小女儿一般比较早到家，一边照顾最小的孩子，一边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进屋叠好；大女儿则在厨房帮妈妈干活。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大孩子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弟妹总是轻松一些，父母每天挣得不多，平时任由孩子玩耍打闹，极少像中国家长那般督促孩子学习。

直到3月17日，喀麦隆确诊10例患者，政府宣布自3月18日起关闭国内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场所，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及高校等。对于这一决定，学校、家长、学生各方显然都有些措手不及。平日里只有周末清晨才会来到我屋后玩耍的领居家孩子，18日天刚刚亮，他们便在我屋后玩起了捉迷藏。

“那天，老师说明天没有课，大家不用来学校了。但是他没有说是因为新冠疫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大家放学以后就像往常一样各自回家了。”13岁的女孩MOLI漫不经心地说。受疫情影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喀麦隆全境有超过720万名学生受到影响，其中包括超过430万名接受初中等教育的儿童。

11岁的MOIMRT坐在沙发上看喀麦隆广播电视公司（CRTV）的课程，他这个学年末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喀麦隆教育部在CRTV上为要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提供课程，但其他年级的学生则无法顾及。MOIMRT把电视上的题目抄下来，他见我也饶有兴趣地看着电视，“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发信息到下面那个号码。”“然后呢？会有老师给你解决吗？”“啊，没有了，只是这样。”

一个多小时后，他便跑出去玩了，我问他：“你上完课了？都懂了吗？”他耸耸肩，笑笑不说话。没有课程的MOLI也跟着弟弟听课，“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你有很多地方都听不懂。”她说完便起身去挑水了。

有一天，我和孩子们坐在学校里用水泥做的“地球”上，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是COVID-19（新冠病毒）吗？”。8岁的ISMA没有听清，问姐姐COVID-quoi（什么）？姐姐补充着说COVID-19。随后大家都沉默了。4岁的男孩指着我的口罩说就是CACHE-NEZ（他们所说的口罩），其他孩子也跟着说“是的，是的，CACHE-NEZ就是COVID-19。” 我转过头问MOLI，她说她也不知道，那就是一种病吧。

我想起了邻居爸爸昨天花了大半个小时努力向我解释着：“你看国家之间挑起了战争；一些国家到另一些国家掠夺资源。这样是不是不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安拉让病毒来到我们身边，就是想通过这个疾病让我们团结起来。这一切都是安拉的安排。”

快要日落了，我领着孩子们回家。进门前，我问：“MOLI，昨天你爸爸和我说的是安拉把病毒带到世界上来的，你认为呢？”

“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就是因为世界上有人做了坏事，所以才会有病毒。”

街头上，政府设置了一些供行人洗手的水桶，在公共场所贴上宣传普及新冠肺炎知识的海报，广播电台里每天都在讲新冠疫情，但许多喀麦隆人对疫情有着自己的理解。在学校里，老师也没有向学生介绍新冠肺炎，孩子们只是隐约地了解一点。

教育与生计，城市与乡村

喀麦隆基础教育部长已经宣布6月1日学校开始上课。我看到这条消息后告诉了MOLI，她说：“是的，我知道，如果爸爸有钱交学费我就去上学。他今天中午的时候出去了，但是没有卖掉任何一双鞋。现在的生活太难了，东西都变贵了，以前500郎可以买很多番茄，现在都变少了；大米也贵了一些，以前是400郎一公斤，现在是500郎。”

在喀麦隆首都生活了八个多月，我结识的当地朋友几乎都是“外地人”，这在许多非洲城市都很普遍。大家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到了城市，但往往是单枪匹马或者亲戚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

喀国疫情发生以来，由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极少，城市里的社会支持难以为继，原有的社会问题被放大，如公共服务不足、居住条件过于拥挤、生活与教育成本高。许多人选择退回到乡下，寻求传统社会里家族互助网络的帮助。与中国大部分为在城里扎根而打拼的人不同，在非洲，许多人只是为了那一份工作，最后还是想着回到乡下去。

邻居爸爸向我抱怨在城里的学费太贵，几个孩子每年要交35万的学费（折合人民币约四千元）。他平日里他拿着鞋子走街串巷地卖，一天总能卖出一两双鞋，赚的钱勉强够一家人花。但由于疫情，城里很多人回到乡下，加上政府提倡大家留在家里，路上的人比以前少了很多，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卖出一双了。在城里，一家人的开销比乡下多出四五倍。在乡下，他们可以种菜、养羊，亲人间互相帮助，乡下的学校学费没有城里的贵，可以节省很多。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回到乡下，把孩子送到乡村学校，等经济好一点了，我们再回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城乡两个社会都具有强烈的韧劲，在面临危机时，各自发挥着优势。此时的城市与乡村就像两块巨大的海绵，疫情下城市人口流回到乡村，乡村迅速“吸收”；当疫情有所好转，人口回流到城市，城市迅速“吸收”。

教育困境下的社会

从喀麦隆发现第一例病例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截至4月30日，喀麦隆累计确诊1832例，在非洲位列第五，目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但就在4月16日，喀麦隆当局宣布6月1日重新开放学校，中小学恢复学业，并制定了新的学年计划，以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然而，许多父母和老师都对此表示担忧。有的老师认为，课室里聚集了大量的学生，而且学校里无法供水，连基本的卫生条件都无法满足，政府不应该让学生和老师冒险。

此外，考虑到6月已经进入喀麦隆大雨季，一些地区受气候影响会对复学产生较大阻碍。尤其是在极北省，6月大雨季将会带来暴雨和洪水，平日里的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更不用说恢复学校的正常运作。当地的老师表示6月复学并没有考虑到各个地区的情况。

去年9月开学时，喀麦隆大雨季的威力已经减弱，但只要下起大雨，屋顶便哐哐作响。无论我在课室里“喊”得多大声，依然敌不过雨滴与铁皮房顶的碰撞声。我只好停下来苦笑，因为学生们吵闹的声音也被雨声掩盖，只能看到他们在互相打闹，而世界仿佛只剩下雨声。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如自然条件恶劣、生计中断等，无形中加剧了复课的困难。

疫情之下，所有学校关闭，喀麦隆基础教育系统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虽然CRTV面向全国学生进行授课，但每个学校教学进度不一，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加上设备、网络等外在条件限制，学校无法提供符合不同层次学生水平的课程以满足需求。以手机流量为例，一个月30G的流量需要10000郎（折合人民币110元），这无论是对于学生或者老师来说都是一笔巨额费用，加上喀麦隆仅有20%-25%的教师有能力使用互联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网络教学课程的可行性极低。

全国封校状态下，教育重心从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转移，但受到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线上课程无法有效开展等原因影响，喀国教育差距无形中在不断扩大。在我的邻居家里，常常是姐姐在自学的同时还在教弟弟。但孩子们已经很满足了，在乡下，时常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在城里，这一切都会好一些。然而有些家庭的孩子则能够获得较高质量的线上教学，如SANDRINE（我在法语学校认识的一位老师，也任教于一所国际学校）的儿子能在家接受不错的家庭教育。在自我隔离期间，SANDRINE会为儿子准备适合他的教程，同时也会通过ZOOM、WHATSAPP等软件给国际学校的学生上课。

随着非洲地区对疫情管控越来越严，无数人的生计来源被直接切断，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底层普通家庭的可用资金所剩无几。很多非洲普通家庭面临的更大问题往往是还有没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

非洲国家的教育有效性与公平性问题由来已久，而疫情之下采取远程教育的方式，这使得问题进一步被放大，并将其暴露得更为彻底。新冠肺炎在非洲的暴发与蔓延对教育机会保障、教育资源分配、教学成效等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当前非洲国家教育系统倍受家庭差异、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如何合理保障疫情期间教育的公平性与有效性，成为了一个迫切而又棘手的问题。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生，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