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很胀，企业很渴：如何破解武汉企业纾困资金难以投放困局

近期，笔者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通过电话采访和座谈形式调研了武汉178家民营企业，主要了解武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2020年4月8日，武汉全面复工，企业面临的困境与停工停产期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前期的员工到岗难问题、物流成本高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目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订单大幅萎缩、由于对湖北的地域歧视导致外地业务无法开展、用工成本负担大、租金优惠落实难、企业应收账款数额大等。但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

参与笔者访谈或座谈的企业，事实上都是武汉市民营企业中规模较大、较知名的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但是绝大部分企业都反映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而在3月20日，笔者与武汉某区政协合作发放的调研问卷显示，176家企业中140家都没有从银行获得任何信贷优惠，只有21家企业获得了信用展期，8家企业获得了续贷，4家企业获得了利息减免，2家企业获得了新增贷款，1家企业获得了政府专项贷款。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笔者仍然觉得也有意外之处。武汉市政府目前已经拿出了600亿的企业纾困资金，为什么在采访和调研的民营企业中几乎绝大部分还在抱怨难以融资呢？带着疑惑，笔者试图从银行的角度来找找原因，毕竟兼听则明。为此，笔者采访了武汉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湖北两个地级市的大型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发现了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银企对接名单将很多企业排除在外，导致名单外的企业难以与银行对接。国家、湖北省和武汉市甚至武汉市各区都出台了若干批次的银企对接名单，其中优惠幅度最大的是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防疫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地方版的防疫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名单内的企业，不仅可以获得专项贷款，而且贷款利率很低，政府还能贴息一半。武汉市也出台了600亿企业纾困资金银企对接名单，贷款利率也有政府贴息。

然而，防疫重点保障企业名单是2月份制定，当时的工作重点是保障防疫工作。但是，目前疫情基本结束，企业名单却并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发生调整，导致不在名单中的企业无法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而后期湖北省、武汉市出台的名单中，又将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排除在外。银行在寻找潜在客户时，基本都是在名单上搜索，这就导致名单反而限制了银企对接。

第二，绝大部分商业银行仍然以风险控制为首要任务，导致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在对银行从业人员的采访中，一线的信贷员也有颇多苦衷。一位信贷员告诉笔者，有部分在政府银企对接名单上的企业对名单产生错觉，认为只要进入名单即可以获得贷款。很多企业要求银行提供信用贷（无抵押品），还有一些企业明明有抵押品也不愿意抵押。银行帮忙无抵押品的企业去对接担保公司，企业却不愿意出担保费。

不能说商业银行的信贷员不努力给企业放贷，某大型商业银行营业部的经理一周联系客户50余家，最后无一家企业最终授信成功。营业部经理也非常着急，毕竟银行对给中小企业放贷也有业绩考核，但是考虑到授信标准降低会导致未来的不良率飙升，信贷人员还是非常谨慎。在笔者对武汉市大型商业银行的采访过程中，感受到绝大部分商业银行仍然严格坚守本行的授信政策，看重企业未来现金流的稳定，对于新客户、不熟悉的企业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很严格。

第三，为了完成上级的贷款考核指标，各大银行都追着大企业、老客户放贷，中小企业、从未接触的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银行为了完成信贷投放指标同时规避风险，往往是找大企业和老客户追加贷款。由于贷款利率优惠幅度大，大企业、好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非常低，且渠道多样。一些大型企业不仅可以获得银行的低息贷款，还通过发债获取资金，发债的利息仅1.8%，远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说，大型企业目前的现金流非常充裕。

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银行从未接触的企业来说，贷款难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目前央行出台的政策都是窗口指导性政策，并没有硬性约束、考核指标和惩罚措施。商业银行作为独立核算的盈利性机构，上级机构确实也不能强行要求其不顾不良率、降低授信标准进行贷款投放，导致企业贷款出现了冰火两重天。

第四，目前有政府担保的贷款项目，银行则显示出比较大的合作热情。在对一家地级市农业银行的采访过程中，颇让笔者惊讶的是，他们的贷款发放情况似乎与武汉市受采访的几家商业银行截然不同，营业部新增了很多新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仔细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这些客户都有农保担的兜底。只要企业能够拿到湖北省农业信贷担保和地方政府的背书，银行放款几乎没有障碍。

近年来，湖北省整合了地市的国资担保公司，成立了担保公司和再担保公司，还有农业厅下属的农保担公司，都可以为中小企业、涉农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一旦企业违约，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承担40%，地级市承担30%，银行承担20%，企业所在区县政府承担10%。这种担保形式商业银行还是比较乐于接受。不过，这里也存在与银行贷款相同的问题，担保公司仍然偏好一些大企业。

结合企业和银行反映的情况，笔者认为，政府试图通过商业银行投放中小企业贷款本身从体制、机制上就存在很多矛盾，难以落实下去也是意料之中。一些专家提出应该放松对银行不良率的容忍度，放松对呆账坏账的终身追责。但是，这些政策始终绕不开银行是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规避风险是他们天然的选择。在危机时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承担风险，银行让渡利润。寄希望于银行主动帮助企业承担违约风险是不可能的，但是要银行让渡部分利润而不是提高风险，则是完全可行的。

针对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了巨额企业纾困资金，一方面中小企业还是融资难的问题，笔者建议：

第一，多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而不是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投放贷款和提供担保。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企业纾困资金应该更多地注入到政策性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担保平台而不是商业银行，如中小微企业担保平台、农保担平台，定向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帮助企业解决没有抵押物或抵押不足的问题，消除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后顾之忧。

第二，商业银行主要通过让利的方法，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如果要商业银行在提高不良率和降低利润率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相信银行宁可降低利润也不愿意牺牲不良率。因此，商业银行应该主要通过降息、信贷展期和续贷等方式，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承担起社会责任。

第三，提高抵押品的抵押率。很多企业反映，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提供抵押品的原因之一是抵押率过低，一套房产明明评审报告估价是1000万，抵押率却不到七成，只能找银行贷款700万。如果可以提高抵押率，例如房产的抵押率增加到九成，那么企业可以多增加不少的信贷资金。

第四，除了必要的医疗、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名单之外，建议取消所有的银企对接名单。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本来就是市场行为，在名单上的企业没有资质同样不能得到贷款，不会因为名单而改变。但是，贷款名单的出现却将一些企业排除在外，使得他们获得贷款的难度不降反增。而且，对于企业的贷款优惠利率也不应该以是否在名单为判断标准，而应该以是否为中小微企业为判断标准。对于规模越小的企业，应该给予更大的贷款利率优惠。特别是对于武汉市而言，如果一定要制定名单，笔者认为在疫情期间参与了为医护人员和住院隔离人员提供住宿、食宿、物流等各项服务的企业应该列入名单。这些企业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投入到抗疫中，政府也应该回馈这些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给他们提供信用担保，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第五，银行可以考虑给予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企业更长的贷款延期偿还期。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企业停工停产3个月以上，有一些企业甚至到4月底还未复工复产。企业在疫情发生前获得的信贷资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还需要支付利息。而大部分企业在复工后生产经营也远远没有恢复。很多企业反映，目前银行的贷款延期政策的时间窗口是6月底，对于企业恢复元气而言显然是不足的。针对湖北特别是武汉的特殊情况，银行是否可以考虑无条件延长湖北地区特别是武汉地区企业的贷款还款期限，将更多的流动性注入到企业中。

第六，充分发挥产业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的作用。由于缺乏规范的财务系统、合格的抵押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现有授信审批和风控体系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难以跨越授信门槛。但是随着大数据的出现，例如蚂蚁金服、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新兴互联网银行充分利用大数据为中小企业客户画像，精准识别客户，建立贷款评分模型，利用大数据风控技术对授信业务进行系统审批，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近年来的供应链金融，以整个供应链信用评估替代对中小企业的单一评估，也可以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水平，为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提供有效信息。这些都为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政府可以考虑向互联网金融和供应链金融中注入流动性，充分利用它们的信息优势，只要有效监管，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虽然很多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网商银行并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但是身份不一样不意味着他们不可以成为国之利器，很多发达国家的银行都是私营企业，同样在金融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想充分利用数字金融的力量帮助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相信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可以出台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

（作者罗知为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