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社会｜被忽视的抗疫模范生：印度喀拉拉邦的经验

印度的喀拉拉邦以其民主选举上台的“红色地方政权”而闻名——分裂后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执政三十年之久。在这里随处可见马克思、列宁、切格瓦拉的图腾。​疫情爆发后，因大量在外的留学生返回，喀拉拉邦一度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新冠肺炎的“震中”，然而仅仅一个月，它的曲线便被“拉平”。喀拉拉邦究竟做对了什么？

西方媒体和知识界在比对东亚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抗疫模式时，往往把东亚的成功经验归功于威权主义和数字监控系统，然而“喀拉拉模式”却有力地挑战了这一论述。印度的智能手机普及率还不超过1/3，凭借人际追踪、社会支持系统、基层医疗网络和健全的医保，这个“红色地方政权”成为了“抗疫模范生”。

20世纪末，阿拉伯海岸的印度喀拉拉邦名不见经传，与印度其它邦以及同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它的多项社会发展指数却让人侧目，学界称其为“喀拉拉模式”。20年后，“喀拉拉模式”再次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推特上，包含#keralamodel标签的内容日均新增几百条，每天都有上百万人阅读。

这次，是因为喀拉拉邦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亮眼表现。

四月起，印度的新冠增长曲线逐渐陡峭，截至4月25日，已经突破了2.5万例。其中，疫情最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下称“马邦”）已经报告了6817例。一个月前，喀拉拉邦的确诊病例与马邦齐头并进（分别为118和122例），都是印度的“重灾区”，但如今，它的增长曲线已经趋向平缓，四月份的日均新增病例数只有个位数，而马邦的病例数则翻了22倍多。

喀拉拉邦是印度最早出现新冠病例的邦，有上百名留学生在中国学医；它每年吸引上百万外国游客，还有六分之一的人口侨居海外，防疫形势不容乐观。一月底从武汉返印的三位留学生，在二月份相继出院，喀拉拉邦的病例清零。但三月初，欧洲和中东成为疫情新“震中”，与海外联系紧密的喀拉拉邦首先受到冲击。3月8日，一个从意大利返回喀拉拉邦的三口之家确诊，他们逃脱了机场的检查，一周内将病毒传播到了另外6个人；同时，中东的马拉亚利劳工大规模返乡，让邦内的确诊病例在20天内突破200例，散布在邦内全部14个地区。

喀拉拉邦迅速反应，接连使出了一系列教科书式的招数：严格追踪切断传染链、大规模检测追踪社区传播、分级诊疗优化配置资源，辅以人性化的社会支持系统，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本地人传人（超过一半的病例为海外输入），抗击新冠成果初显。截至4月25日，喀拉拉邦累计报告了458例确诊病例，确诊数已经下降到了全印的第13位。并且，喀拉拉邦累计已有73.6%的患者治愈出院，活跃病例曲线在四月初到达高峰后，开始稳定下降，仅有116人还在接受治疗。

一个月从“震中”到“压平曲线”，喀拉拉邦做对了什么？

返乡留学生与最初的行动

喀拉拉邦盛产护士。在印度各地的医院和诊所中，很容易遇到来自喀拉拉邦的护士，甚至出口到了美国和欧洲。这起源于英国殖民时期，喀拉拉邦众多的基督教人口受训成为了英属印度的第一批护士，久而久之，医护也就成了很多马拉亚利人向往的职业。

喀拉拉邦的医学留学生也遍布世界各地。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见过不少来自南亚的留学生，印度学生九成以上都学医。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印度西海岸的喀拉拉邦。

据印度媒体报道，在华留学的印度学生超过5万。武汉作为教育重镇，仅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就有上千名来自印度的医学生。这批在武汉学习的留学生，在新冠肺炎爆发后，成为喀拉拉邦政府首先关注的对象。喀拉拉邦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希拉贾（K K Shilaja）说，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后，他们就关注到了疫情，尤其是在武汉学习的喀拉拉学生。

这与喀拉拉邦对抗传染病的经验紧密相关，2018年，死亡率高达40-75%的尼帕病毒（NIpah）在喀拉拉爆发，正是在希拉贾的领导下成功控制了疫情，最终造成17人死亡。此后，传染病的追踪和控制演练，成了喀拉拉邦卫生体系的一项额外培训项目。喀拉拉邦还在各大医院都设立了隔离病房，以应对下一次瘟疫来袭。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封城。在武汉大学医学院读书的四、五十名喀拉拉邦学生，决定在封城前离开武汉。一名学生从武汉乘高铁到昆明，当晚又从昆明飞抵加尔各答，第二天，她转机飞到喀拉拉邦的科钦机场，从那里回到了特里丘尔（Thrissur，喀拉拉邦中部城市）的家。当地的卫生官员对她进行了密切关注。两天后，她出现了低烧和喉咙发炎的症状，入院后被检测为新冠病毒阳性。

接下来的三天，又有另外两名她的同学也确诊。这三例病例出现后，喀拉拉邦宣布新冠疫情为“紧急事件”，这意味着对所有受影响地区来的旅客进行紧密监控，在地区一级的医院设立隔离病房，开设24小时求助热线等。

五天之后，因为从武汉返回的其他学生中没有其他确诊病例，被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也没有出现症状，喀拉拉邦解除了紧急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喀拉拉邦放松了警戒。希拉贾强调，喀拉拉邦将继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严格执行已有的防控措施。自2月10日起，乘坐来自意大利、伊朗、日韩等地区航班来的乘客都必须居家隔离，这比中央政府的类似举措早了20多天。据媒体报道，曾有多名外国人因未完成隔离期，而被禁止乘机。在联邦卫生部建议隔离患者和密切接触者14天的基础上，喀拉拉邦还将隔离期延长到了28天。

截至2月11日，印度共有1.15万人在居家隔离，其中喀拉拉邦就占了30%。随着旅行限制的逐步提升，隔离观察的人数逐渐减少，但直到3月9日出现第四例新增病例前，喀拉拉邦卫生服务局（Directorate of Health Services）的网站每天都会持续更新受观察的人数。

曼妮莎也是封城当天从武汉离开的，她从广州飞回到印度，回到喀拉拉邦的家之后，当地的卫生官员和她取得了联系，要求她在家里隔离。曼妮莎告诉我，隔离期是两个14天，她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但还是一直和家人分开住，谨慎为好。

喀拉拉邦的1号病例，也在出院后高度评价了她所接受的治疗。她告诉《印度教徒报》，希拉贾曾打电话给她和她的母亲，为她们打气，整个邦也很好地控制住了二次传播。这让她更加有了信心，打算在完成学业后回到喀拉拉邦从医。

人际网络追踪模型

喀拉拉邦阻击疫情的第一道关卡，就是通过严格追踪患者轨迹、隔离接触者，来最大限度是切断本地传播。

1月29日，一个三口之家从意大利回到喀拉拉，在机场，他们逃脱了健康体征检查，并乘坐出租车回到了200公里之外的家。很快，他们出现了新冠的症状，但并没有迅速就医。回到喀拉拉邦一周后，他们三人才被检测为阳性，还传染给了家里的两位老人。他们是在三位留学生治愈后，喀拉拉邦的第一批新增案例。

当天晚上，他们所在帕塔纳姆蒂特塔县（Pathanamthitta）的县长诺亚（PB Nooh）和邦卫生秘书、医生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他们确定了患者轨迹追踪计划：通过询问患者，将他们从到达喀拉拉邦开始、到住进隔离病房为止的轨迹画出，监测他们接触过的所有人，并隔离出现症状者。这是喀拉拉邦在尼帕疫情时采用过的模式，也在一月份出现留学生病例时采用过。

但这次，他们遇到了新难题：病人不愿配合。因为未及时向当局报告，病人正面临着很大的社会压力。诺亚决定自己动手，他召集了警察、护理人员和志愿者共50人，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根据现有的碎片化信息，加上患者手机GPS定位记录和机场、商店等地的监控录像，调查病人确诊前一周的行动轨迹。

结果让所有人心惊：这家人去过银行、邮局、烘培店、珠宝店和几家餐馆，都是人流密集的场所。他们还去过警察局，处理一些文书手续。48小时之后，这家人的详细活动轨迹被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政府发出信息，要求与患者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的人拨打热线，工作人员在接到电话后，会对他们的情况进行初次评估，依此来建议对方居家隔离，或送往医院检测。很快，居家隔离的人数就上升到了1200人。

为了监测这些居家隔离的人，诺亚在办公室里设置了呼叫中心，招收了60多名本地的医学生和卫生官员，让他们每天打电话给这些人。如果有人违反居家隔离规定，他也已经准备好了通知警察和村委会来采取行动。这个追踪模型此后推广到了喀拉拉邦的其他地区，还输出到了其他邦。三月中旬，卡纳塔克邦在出现6例确诊病例后，向喀拉拉邦取了经，开始在本邦采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追踪模式虽然同样使用手机定位、公共摄像头等方法，但在智能手机用户刚刚超过了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印度，接触者追踪仍然主要依靠人际网络，电子科技手段仅为辅助。

疫情发生后，印度国家信息中心推出了Aarogya Setu应用（意为“健康之桥”），莫迪在公众演讲中亲自推销，我还收到了好几封要我下载的邮件和短信，印度引入东亚式电子追踪手段的意图昭然——应用中最新添加了“e-pass”功能，相当于印度版的健康码，便于在逐步解封后派上用场。

目前，Aarogya Setu的下载量超过了7500万，是全世界下载量最大的接触者追踪应用（中国的健康码所使用的支付宝不完全属于这一类别）。但这个数字和印度13.5亿的人口数比起来还太小，目前政府仍然没有将其作为强制。

这样看来，喀拉拉邦这种人际为主、技术为辅的追踪模式在印度的可行性更高。

基层医疗保健网络

但不容忽视的是，喀拉拉邦追踪模型的社会土壤非常独特：它面积小、人口少，本地的马拉亚利人被语言和文化牢牢联结；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基层自治组织以来，近30年的权力去中心化运动，让马拉亚利人切实地参与到了社会治理中——正因为此，调动民众参与、主动上报潜在与确诊患者的行踪接触，才成为了可能。

据《新印度快报》报道，在卡萨拉戈德县（Kasaragod，喀拉拉邦北部城市），当地防疫办公室曾接到一位父亲的电话，称从阿联酋返回的儿子不遵守居家隔离规则，要求把他带走集中隔离。这和有力的基层自治组织动员分不开。以卡萨拉戈德县为例，县卫生服务局在每一个村的初级保健中心（PHCs）都培训了一支追踪队伍，让他们来承担具体的接触者追踪职责。喀拉拉邦有941个村级自治组织（Grama Panchayats），829个初级保健中心。

潘查亚特（Panchayat）作为印度的乡村自治组织，在所有邦都存在，但在印共（CPI [M]）长期执政的喀拉拉邦，这种基层自治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独此一家的，具体表现为资源和行政权力的切实转移：喀拉拉邦是唯一一个将村级保健中心（Sub-centres）和PHCs的控制权转移给自治组织、并且给自治组织分配了三分之一医保预算的邦。

这意味着，每一个村和社区都有自己的基层医疗保健网络，来识别本地的医疗需求、组织志愿者网络和评估医保项目。在新冠时期，这个现成的基层网络就成为了“前线哨兵”。卡萨拉戈德县曾出现过一名未知传染源的确诊患者，最后正是通过20多位与该病患亲戚相联系的社区医保工作者，追踪人员才将传染源锁定。

在这个追踪和监控网络里，另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志愿者。在喀拉拉，有超过三万名的ASHA工作者（认证的卫生社工）奔走在乡村一线。ASHA也是全国性工程，2005年由联邦卫生部发起设立，是印度全国农村医疗计划（NRHM）的一部分，主要做法是培训当地妇女，角色类似于中国曾经的“赤脚医生”，在乡村承担健康普及、监测村民健康，推动鼓励医院分娩、新生儿免疫、计划生育等职能。

根据印度政府2011年的评估，细密的ASHA社工网络，让85%的喀拉拉居民可享受到初级保健服务。印度媒体The News Minute报道过一个喀拉拉邦ASHA工作者的一天：51岁的阿曼那已经做了12年的ASHA工作者。她负责784户村民的初级保健，新冠时期，除了关注老年人、孕妇和慢性病患者，监测居家隔离的人、为村民提供新冠防护知识成了她的重要工作。

她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工作，步行着挨家挨户拜访，她为一位78岁的老人送去降压药，帮一位孕妇预约疫苗注射，还去拜访上周发烧的一个小孩，确保他已经康复。阿曼那还要去拜访那些正在那要求进行居家隔离的人。在那里，她要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情绪状态以及食物等必需品是否充足。她还要关注其他村民是否出现新冠症状，叮嘱他们居家隔离。到下午四点半，她共拜访了33户村民。

慷慨医保投入的回报

基层自治组织作为前哨之外，长期执政的共产党还为喀拉拉邦抗击疫情打造了有力后盾——先进的医疗体系，这让它有条件进行大规模检测，在治疗上也更游刃有余。

目前，喀拉拉邦有14个公立实验室和2个私立实验室进行新冠测试，与泰米尔纳德邦并列，是印度每百万人实验室数量最多的邦。截至4月25日，喀拉拉邦共检测了2.24万个样本，检测量在全印领先，每百万人的检测量为643.7人。

它的检测范围也更广。4月4日，喀拉拉邦采购的R-PCR（快速聚合酶链反应）试剂到货，开始对热点地区症状不明显的人进行集中检测，以监测社区传播。两天后，它又在埃尔讷古勒姆县（Ernakulam）公立医学院设立了两个步入式取样亭，以便在防护设备稀缺的情况下，更安全、快速地取样检测。这个取样亭，是喀拉拉邦借鉴韩式取样设备的本地创造，现在也已经推广到了其他邦。

喀拉拉邦也调动了私立医院，为分级诊疗做准备。在埃尔讷古勒姆县（Ernakulam，喀拉拉邦中部城市），所有私立医院和非政府机构的医护人员，都被要求投入到新冠预防工作中去。这让它能够把医疗资源的准备做到社区级别，在六个村设立了隔离设施，并指定了9个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以及一个治疗重症的公立医院。

3月28日，喀拉拉邦卫生部发布的指南中，把这种分级明确化：输入人员的隔离设施、收治轻到中度患者的新冠一线治疗中心、以及治疗重症的新冠医院。

在疫情最严重的卡萨拉戈德，喀拉拉邦政府在十天之内成立了一家新冠医院，并从首府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调动医疗队北上支援。卡萨拉戈德位于喀拉拉邦与卡纳塔克邦边境，医疗设施在喀拉拉邦内较为落后，常年依靠邻邦的大城市曼加罗尔提供医疗服务。边境封锁之后，卡萨拉戈德的医疗服务出现挑战。再加上它有大量在中东工作的跨国劳工，早期一个隐瞒行踪的走私人员，将病毒传播给了数人。在它报告了全邦一半以上的病例后，喀拉拉邦政府派人到卡萨拉戈德，对全县实行宵禁，居民严格居家隔离，由警察上门运送必需品，还采用了无人机和定位来监控居家隔离，同时进行全县的抽样普检。

这都得益于喀拉拉邦在过去三十年共产党执政期间，对医疗保健等民众福利的慷慨投资。喀拉拉邦的医疗保健支出占了它GDP的5.4％，几乎是印度平均水平的三倍。喀拉拉邦的初级保健中心（PHC）质量也处在印度顶尖水平。2018年，喀拉拉邦还将500个初级保健中心升级改造成了社区保健中心（CHC），延长服务时间，并配备更多的医护人员。

2019年夏天，我在喀拉拉邦首府科钦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小住，发起了39度的高烧。第二天傍晚，烧还没退，我就出门拦了一辆突突车，让司机把我带去最近的诊所。到了我才发现，那是附近镇上的初级保健中心，夜里有急诊，人还不少。大概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有护士询问了我的基本信息，给我量了体温，医生说给我打一针退烧药，让我第二天再去做血检，看是不是疟疾。打了针之后，我问护士多少钱，她说免费，我才意识到，这是免费的公立医疗。

第二天，我的烧退了，但我还是去做了血液检查，只是想看看医院里设施如何。我花了10卢比注册，然后排队去抽血。医院里基本的医疗设备都有，看上去像国内县城的二甲医院，就是人挺多，基本上要花两三个小时。医生说让我三天后去拿检查结果。但我第二天就离开了，后来，我的邮箱里收到了检查结果的电子版。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得疟疾。

人性化社会支持系统

3月中旬起，一档新闻节目创造了喀拉拉邦的收视高峰。每天下午六点，首席部长维贾扬都会准时出现在电视上，为民众做当天的信息发布。他每天讲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事无巨细：常规的内容是当天的确诊数、治愈数等宏观情况，检测样本数量及各地区隔离人员数据，政府在救济、应急方面提出的新举措。他还专门提到过移民劳工、遭受戒断反应的饮酒者、海湾地区的侨民、家务负担加重的妇女，甚至街上的流浪狗和猴子。

这正好与喀拉拉民众长期以来的“服务导向”彼此回应。在喀拉拉邦，民众的政治参与度高，且在长期左翼政府执政的背景下，民众在乎的是切实的社会福利，政府也自然要对各个群体雨露均沾。

喀拉拉邦的跨邦移民人口比例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相当，居印度前列，但它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返乡和聚集的情况。三月上旬，当地曾因举办Attukul Pongala节日聚会而饱受批评，但封城后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秩序。莫迪宣布21天的封锁前，喀拉拉邦就宣布了半封锁状态，并且推出了一项2000亿卢比（约人民币200亿元）的救济计划：为居民免费提供米、油、香料等口粮，推出社区厨房提供免费食品，提前两个月发放补助金，将学校等公共场所改造来安置移民，为他们提供食物、口罩、肥皂和消毒剂等。

目前，喀拉拉邦已经设置了1400个社区厨房，有1.8万安置营，可容纳33万移民工人和无家可归者。政府还选定了12家超市送货上门，增加了口罩和洗手液生产，并要求提高互联网速度以保障在家工作。政府还向不同工种的人提供财政援助，其中渔民为2000卢比，本地卷烟工人和彩票销售者为1000卢比。

喀拉拉邦也设置了各种热线，除了新冠求助热线外，还有心理健康服务热线，以及针对妇女儿童、移民的求助热线，有说不同语言的接线员来接听。在邦内出现了因戒断反应而自杀的情况后，喀拉拉邦也宣布在医疗场所为他们提供酒精。

通过每天直接向民众传递信息，维贾扬不仅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也赢得了民众的喜爱。“他有多体贴”（How caring is this man）的标签上了本地语言社交媒体的热搜，每天，Facebook上有40万人看他的直播。

希拉贾说，已经有六个邦找喀拉拉邦借鉴经验，喀拉拉邦也在对外输出成功的做法。它还为临近的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民众，开放了边境地区的医疗资源。但它的模式并不易复制。共产党已经喀拉拉邦在执政超过30年，政府一直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建设上持续投资。它的医疗体系是印度领先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出生免疫率都是全印度最佳。另外，它面积很小，虽人口稠密，但相对富裕——既源于热带季风带来的丰饶资源，也得益于几百外海外劳工的外汇注入。喀拉拉邦的识字率高达94%，本地媒体也非常发达，相对北方印地语带，少受社交媒体的谣言困扰。

“我们抱着最好的希望，但做了最坏的打算，”希拉贾说，疫情尚未结束，“现在增长曲线已经放缓，但我们无法按预测下周会发生什么。”目前，喀拉拉邦已经在酝酿分步解封方案。媒体预计，等5月初全国封锁结束，国际航班一旦放开，喀拉拉邦将面临第三波外来输入的考验。近三百万海湾地区的马拉亚利劳工，正翘首以盼回到家乡。

（作者简介：罗瑞垚，前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记者，自2018年9月起旅居印度，曾供职于出海科技媒体志象网，现关注南亚地区的国际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