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例外时刻”

文 /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从传统视角来看，重要的经济问题一般是长期问题，因为时间可以抹平绝大多数问题，只有那些随着时间流逝仍然没有消除的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可是，人们往往更关心短期问题。深谙大众心理的凯恩斯曾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现代社会节奏飞快，股票价格每日涨跌，很多人都不能遏制当下的焦虑，希望了解经济的短期波动。

短期的经济波动，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悖论。在大多数时候，短期波动意义不大，因为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每年都有无数家餐饮企业倒闭，也有无数家新开。消费者经常会遭遇“我喜欢的餐厅关门了”的情况，但不大会有找不到餐馆吃饭的问题。这就是正常的经济波动，意义不大。只有极少的“例外时刻”，当整个经济结构遭遇巨大冲击，有关短期经济的分析才显得有意义。

新冠肺炎病毒图示。（图片来自Unsplash @cdc）

当下，我们无疑就处于这样的“例外时刻”。而问题在于，在“例外时刻”中，各种传统的经济结构都出现了动摇，不确定性被迅速放大，过去的经验准则大多失灵，谁也不知道自己正处于经济巨幅变动中的哪个阶段。每天我们都能获得大量新的信息，不断推翻之前的认识。3月，疫情开始在美国暴发，美股在短期内多次暴跌，连续出现熔断，很多人都担心美国由股市暴跌引发经济危机，只有少数中国经济学家坚定地从基本面看美国经济。到了4月，美股已经稳定下来，并且有不错的涨幅，“熔断”这个短期现象就很少有人继续关注了。这种短期狂热现象在“例外时刻”中非常普遍，但是其中很多现象不见得那么重要。当然，谁也不知道，在未来的几天或者十几天里，全球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冲击。“例外时刻”的经济分析只能立足于当下，作者与读者的信息和认知同样受限。读者需要建立起时间概念，不断用最新的信息来修正之前的判断。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在延烧，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疫情数据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站在当下，我们很难判断目前处于疫情的哪个阶段。

美国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其也是全球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无人能预估美国最终会有多少人感染。要知道，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不过损失了300多人，在阿富汗战争中仅损失了100多人。而新冠肺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使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6,000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次疫情对于美国都是一次伤筋动骨的打击。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医疗条件、基础设施和富裕程度远不如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为悲惨。印度被认为是疫情下一阶段在全世界蔓延程度的一个关键性节点。印度有13亿以上的人口，其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赤贫，极度缺乏医疗卫生条件，也缺乏支持隔离生活的经济能力。在发展中国家，疫情扩散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截至4月26日4:00（CEST），美国累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60,772人，疫情已致44,05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截图）

这还只是第一波冲击，直接冲击的是每个国家的医疗能力。公共卫生、医疗体系这些概念，最初都是因为大规模传染病而建立起来的。在历史上，连绵不绝的鼠疫、天花、麻风病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人类社会，每次都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经过无数次的惨痛教训，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的必要性。

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都自信已建立起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得起考验。共卫生只是医疗系统中最基础的部分，政府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全民医疗的成本和公平问题。但是在这次出人意料的疫情面前，所有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都不堪一击。病毒传染性太强，相当比例的人群受到感染、涌入医院，医疗资源遭到挤兑，不要说呼吸机或负压隔离病房，就连成本低廉的口罩也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短缺。各种令人心酸的人道惨剧不断在各国上演。很多人找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案例来证明，一百年过去了，但全世界的防疫水平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

在疫情趋缓甚至消退以后，需要评估新冠病毒对于我们的威胁程度。如果像过去一样不做防护，那么我们可能会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下；如果像“例外时刻”一样，长期坚持高强度的防疫，那么卫生医疗体系将不堪重负，其所引致的成本也远非民众所能承受。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可被接受的平衡点，这种选择注定是痛苦的。

医疗市场本就是经济研究中最令人困惑的市场。各国的医疗体系都存在大量令人担忧的隐患，且都在持续不断地改革中，而这次疫情则暴露了更多问题。底层民众缺乏防护，又不得不出门劳动谋生，所以感染风险要高于上层人士。与此同时，底层民众更难获得有效治疗，死亡风险也更高。这些问题在“后疫情时代”必然会被再一次提出。目前距离疫苗投入使用、全面防疫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有国家的医疗体系必须都被置于新冠肺炎病毒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这将是一次艰难的改革。

在经历铺天盖地的疫情冲击后，很多人都意识到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在疫情暴发阶段，很多国家迟迟不愿意采取封锁措施，即使封锁也是“半推半就”，不愿意一下子把所有消费场所都关闭。这些决策背后，原本就是疫情风险与经济损失之间的权衡。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如此剧烈、几乎使经济彻底“停摆”的冲击。过去的经济冲击往往是局部的、针对个别产业的，而这次却是无差别冲击。除了网络上的虚拟服务受影响较小外，全世界的经济活动几乎都陷入停滞。中国已处于疫情消退阶段，正在复工，可以中国为例，回过头来看经济在短期受到的影响。

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在中国GDP中占比较低，影响相对较小。但为了防疫，农民不得不错过一些重要的生产时节。影响更大的是物流、交通的断绝，这些都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制造业在中国的GDP中占比40%左右，疫情暴发以后，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都被迫停工。3月份以降，各地企业都在尝试复工，有关部门也下达了很多文件，支持企业复工。但是进入4月，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复工程度与春节前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复工存在几个方面的具体困难。

2008-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变化趋势图。（图片来自《第一财经》）

第一，人员流动的困难。制造业离不开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往往来自全国各地。中国农民工的数量接近3亿，是中国工人的主体。但目前全国各地疫情状况不一，交通运输又被公认为是病毒传染风险最高的环节，所以很多地方都还不敢随意接受劳动力复工。中国制造在过去几十年里快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低、素质高。但是疫情以来，要确认一个外来劳动力身体健康、没有感染风险，可能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制造业的人力成本。

第二，供应链的困难。没有一个企业是孤岛，制造业更需要上下游企业的通力合作。在过去，中国制造业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产业链完备、物流方便、协作成本低。现代产业分工严密，只有上下游企业密切合作，才能保持高效产出。这次疫情在武汉暴发，对全国乃至全球的汽车、电子设备等产业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全球多家知名汽车制造厂商停产，就是因为一些关键零部件在武汉生产，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厂商。复工后，供应链问题仍然在考验制造业的经营者。经济是一体联动的，只要物流没有真正放开，制造业就很难彻底恢复。

第三，人员聚集的困难。只要制造业不是彻底的无人化、自动化，那么生产环境就必然会导致人群集聚，增加病毒传播风险。此外，员工还需要住宿、休息，每个环节都涉及防疫问题，这是很多企业面临的困境。不管企业主还是政府部门，都要继续在生产和防疫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

第四，也是最令人担忧的一点——需求方的冲击。毫无疑问，这次疫情影响了需求。很多人的收入都会降低，而这也会影响他们的购买力，使他们放弃那些不必要的购物计划。

中国有大量中小企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做出口。疫情虽在中国有所缓和，但在欧美各国又创新高，很多雄心勃勃、准备把逝去时光追回来的企业主突然发现，订单没了。这是致命一击。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底，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3 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7 000万户，它们仅占用中国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40.7%，却贡献了全国43%的外贸，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机会。而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武祥等人对995家中小企业所做的一份最新调研报告，60%的中小企业2020年收入预计下降20%以上，85%的企业现金流最多维持3个月，近70%的企业只能维持不到两个月，34%的企业最多可维持1个月。

接受调研的995家中小企业账上现金余额能维持企业生存的时间。（图片来自“清华、北大联合调研 995 家中小企业，如何穿越 3 个月生死火线”，文/朱武祥、刘军、魏炜，《中欧商业评论》）

中国各地都已出台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的经济政策，但从效果来看，只是杯水车薪。这次疫情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一次致命冲击，相当一部分企业会消失。虽然按照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能够在疫情后的半年至一年里存活下来、屹立不倒的企业，都是有创新能力、值得肯定的企业，但是这个过程本身过于痛苦，由中小企业倒闭所引发的失业潮对于全社会也是一个重大负担。

最后，我们还应该讨论一下已经占据中国GDP50%以上份额的服务业。疫情暴发后，电影院、剧院、运动场等场所直接关闭，相关产业遭受重创，如何恢复尚未可知。在餐饮行业，尽管很多企业马上意识到了危机，想尽办法自救，如放下身段推广外卖、与其他网络平台共享员工等，但是仍难挽回颓势。如今中国的疫情高峰已经过去，但是餐饮业远没有恢复，酒店、旅游等行业也都还没有完全放开。很多以前就餐需要排队的餐厅，重开以后冷冷清清。经历了两个月隔离生活的人们已经对聚餐产生了心理阴影，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外出就餐的消费习惯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在疫苗或令人放心的防疫手段出现之前，提振消费者信心的举措都无从说起。

所以，复工本身是重要的，也是艰难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能不是一个短期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渐趋近疫情之前的水平。中国的疫情可以说过去了，也可以说没过去，因为它的阴影就在那里，阻碍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

当我们讨论疫情后的经济活动时，不仅要关注短期，还要关注长期影响，关注对世界范围内的总体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终究是一体的。虽然近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演变，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增加了不少，但总体来说，世界经济仍然密不可分。这次的疫情无差异地降落到几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强行使各个国家、地区割裂开来，裂痕之大、之深，可谓前所未有。

在疫情面前，所有国家、地区都坚守边界，以邻为壑。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物资都短缺，但是国际援助非常有限，大家基本只能自力更生、自求多福。所以我们看到疫情一波接一波地在不同国家之间延烧。中国已经过了高峰，欧洲和美国正在最艰苦的高峰，而印度、南美和非洲的疫情还在起步阶段。只要一国疫情没有彻底平复，它就会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歧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更弱，平复疫情所需要的时间恐怕更长，因此它遭受歧视的时间也会变得更长。

保持适当距离提示。（图片来自Unsplash @lgnwvr）

过去大家所关注的歧视，多半只是隐性歧视，很少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但基于疫情的歧视却是显性的，在行动上阻断了与疫情暴发国家人员的来往。这种基于防疫理由的显性歧视，将过去数十年经济、文化交流所构建的纽带彻底斩断。疫情暴发以后，很多国家当机立断暂停了与其他国家间的往返航班，暂停向其他国家发放签证，关闭陆地边境口岸通道。为了防疫，很多操作都很粗暴，缺乏深思熟虑。地球早已是“地球村”，各国都有大量外来人员，他们在当地居住了很长时间，建立起了深刻的联系。但在特殊时期，这些人都被连根拔起，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疫情趋缓之后，国家会逐步恢复航班、恢复签证、开放边境，但这个过程却不会一帆风顺。离开的人未必会回来，双方已不再信任。重新建立信任，势必还要经历试探与磨合。这些交易成本都是隐性的，没那么直观，影响却很深远。

很多深层次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都借疫情浮现出来。一国之内存在贫富差异、地区差异，不同国家之间也有不同的防疫观念和举措。在这次疫情期间，所有“旧怨新仇”都被拿出来相互攻击，网络上以防疫为名的政治口水到处蔓延，这是全世界的一次大撕裂。即使疫情过去，这些因相互攻击而导致每个人心中积累的怨恨却没那么容易过去，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成为以后经济合作的内在障碍。

疫情结束后，各国经济都将遭受重创，都必然着急恢复。政府可以在供给侧做很多事，需要投入巨资，而产出结果却未必能令人满意。政府如果要引导需求侧恢复信心，则非常困难，短期内未必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民众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收入，企业家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家长会考虑还要不要送孩子出国读书，跨国企业决策层也必须思考是否还要像之前那样在世界范围配置资产。

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在疫情后的恢复速度也必定有所不同。有些领域很灵活，另一些领域则包袱很重。那些恢复艰难的国家或领域，就有可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被替代。疫情恢复阶段，也是一次世界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等一些国家艰难地从疫情中爬起来，会发现世界格局大变，自己原先所处的位置已经不再，必须重新寻找定位。这个混乱的博弈过程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

疫情突然降临，强行中断了世界经济的运转逻辑。有很多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部分，被强行剥离出去，惯性被打破。但隔离生活也给了每个人一次契机，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这个社会的运转逻辑。很多人都表示，对于人性、对于政治有了全新的认识。疫情结束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都会发生潜在的转移，而这些观念将是决定经济长期变化的重要因素。

真正的不确定性，就是以这种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式降临到所有人身上的。所有理论都失效，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按照创造性破坏理论，我们倒不必过于悲观，最终总有一些企业家能从废墟中走出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4期，题图来自Unsplash @murra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