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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①

2020-04-29 20: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导言

1895—1937年，城市管理在中国许多官员以及政治活动家们心中渐渐演变成一项头等重要的挑战。由于受到来自欧洲的思想以及东亚殖民地城市的影响，城市作为一个有特色的政治和社会实体，在某种程度上，前所未有地吸引了中国政治理论家们的关注。城市改革者们利用中国原有的（行政）机构，吸收了西方的模式，通过在人口中心区域推行一种新型的、有序的、有效的城市社区制度来寻求改革中国城市的契机，而这种城市以往主要是贸易中心以及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种新秩序的提倡者借用了日本的bunmei（英文的Civilization，相当于中文的“文明”）一词来表示他们希望向人们逐渐灌输的新价值。“文明”带给了日本成功，这个国家选择从西欧和美国借用观念和制度，将自己建成了一个世界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中国自己那伟大而古老的文明，而只是表达了一种渴望，希望通过注入革新制度和理想来达到使自己的文明重新焕发力量的目的。那些制度和观念先是推进了西方，然后是日本的经济财富的增长和国际力量的提升，包括推广和促进公众健康、公共安全、贸易和公民的自豪感。改革者希望通过“文明化”来寻求中国国力的强盛，通过增强国家对于运用民众力量的能力，以求达到强国的目的。

城市文明化的斗争随着晚清时期以及民国早期的政治日程，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持续了大约四十年，这才让位于“农村问题”。而这个斗争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家，如毛泽东和保守的农民改革家梁漱溟。一直到1980年代的邓小平主政时期，中国的城市这才再一次在中国政治史上获得了他们在1895—1937年曾经获得过的突出的关注。本书调查研究了近现代中国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第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城市规划和历史管理。一旦城市被认定为是一个产生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场所，那些身负城市管理重任的人便面临着改革的挑战，对于一系列管理者们是如何回应这个挑战，我做了一番仔细的调查。

我的焦点对准的是四川省的省府——成都。在清朝时期，所有的省城都是没有任何城市管理的，然而，它们也是众多令人困惑的和繁杂的政府机构的容身之地。一个省城一般有一位总督或巡抚、一位知府、一位道尹，一或两位知县，以及军官、教育官与司法官员。这些官员的职权范围或大或小，也可能相互交叠。大多数的省城，包括成都，也是他们地区的主流文化和商业的中心，吸引了一大帮商人和文化精英人士的聚居。中央政府将城市事务大都交给了地方官员来处理，而维持公共秩序对他们而言，虽说不是唯一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事了。对城市事务的改进做出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计划在1895年之前还很罕见。即便在1895年之后，城市也没有即刻被看成是进行社会变革的独特的，或是特别重要的场所。城市的管理也没有被赋予特别的重要性，它不过是作为省城的一个展示窗口，用来在全省范围内向人们展示新政贯彻执行工作的开始。

正如在这本关于成都的书中所说的，尽管政策翻来覆去，但四十年来为促进文明化而付出的努力，还是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这座城市。或许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城市管理观念本身的接受。我并没有去研究被授予了改革特权的国家层面的以及省级层面的官员们，而是对贯彻执行具体计划的中层官员以及新政下生活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了解，研究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来寻求对这一改革的解答。积极参与这项改革运动的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说明了改革过程的复杂性，以及贯彻实行这些改革计划的实际困难。

成都这座城市位于上海以西，距离超过2600公里以上，离广州也有1900公里之远。尽管它远离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中心地带，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首府，具有了一种政治上的特别之处，使得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革新的消息都能很快地被成都的活动家和积极分子们所获知。而这座城市的改革者能在一个相对来说不受明显的帝国主义压力干扰的环境里开展他们的计划，给他们一定的空间来做试验，建立起能和当地既有的管理机构特点相融合的新的城市机构。成都的管理者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是富有革新精神的，但是他们对于现代文明城市的外观和组织的设想受到当时全世界正在改革进程中的城市观念的强烈影响。说到中国内陆其他城市的改革，同样也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并在晚清管理体系和帝国晚期社会模式这同一遗产的规范下成型。成都城市改革的经验一般说来代表了那些远离海岸和首都的城市的改革过程。然而，在某些方面，成都的改革又受到了该城市特殊环境的影响。

本书是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五十年内两个重要的城市改革计划而建构的：晚清时期的新政（起始于1901年）和1920年代的城市管理运动。后者在某些方面来看，是晚清改革的一次复兴，但是却将聚焦点更为明确地放在城市方面。

在第一次晚清时期的改革浪潮中，最为重要的城市管理模式是东京。日本的明治维新长久以来吸引了一些中国人的关注，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也必须改革，以有效地回应帝国主义的挑战。1901年义和团起义失败之后，外国列强逼迫清政府接受一个改革纲领，此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到东京，学习日本是如何变得强大起来，使得他们能够在1894年—1895年的战争中打败中国人的邻国，并对俄国位于东北亚的区域造成威胁。新政改革起始于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反映出人们对国力的关注。因为他们普遍地相信，一国之国力完全以是否达到现代“文明化”的特定标志而定。例如：城市的环境卫生，有纪律的、尚武的国民以及现代的武装力量等。新政包括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城市管理的改革。大多数主要的改革者强调新政严格局限于城市，没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无意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去改变城乡之间的关系。改革实施的方式造成了一个惊人的后果，那就是显著的改革都发生在中国的一些省城，其中包括成都。其原因是省城被其他的管理机构视为其竭力仿效的典范，资金和人力、物力都倾注入这些城市，使得改革计划得以成功。即便在改革之后，资金流出，革命耗尽了改革后城市的元气，新建立的机构和思想方法却在省城保留了下来，这就将它们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它们周围的穷乡僻壤区别开来。

继开头的一章，介绍了19世纪末期的成都及其管理传统之后，本书对新政改革运动的源起和性质做了探讨，并对那些将这个运动带入成都，起了重大作用的人物做了介绍。在这些人物中，周善培（1875—1958）是最为重要的一位。周是一个清朝县长的儿子，他也是东渡日本去研究其成功之道的那一批年轻人之一。1902年—1912年，前后服务成都的六位四川省总督期间，周善培建立了警察局，帮助改革了成都市的福利体系，并将其坚定地纳入国家的权限范围之内；负责促进了成都市的工业发展，为重新设计城市的空间做出了贡献。他在20世纪头十年的生涯表明了注定要走厄运的清王朝那时还能博得臣民为其做出贡献，即便

这个贡献并不是出自那些天才的、充满干劲的城市管理者的绝对忠诚。

在第三章中谈到的新式警察制度是新政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它旨在为现代国家产生出所需要的、守纪律的臣民。这个新机构取得了一些新成就，但并没有实现它的支持者们所有的目标。从官方的观点来看，虽然成都的警察相对来说减少了腐败，对它所取代的那个制度产生了阻碍，但是新进的警员绝没有他们上级长官的那份热情，去对公众进行训导，让他们守纪律。不管怎样，成都的警察改革还是被许多人视作成功，它在随后的整个民国时期为成都市的警察组织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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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选自《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

社科类重磅作品。读过《袍哥》的人，都会来看这本书。

关于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