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七梦·实录｜以织物图案为媒：时尚、历史与社会

作为“丝绸之国”，中国纺织业有着悠久历史。到了近代，随着工厂化面料生产方式引进，纺织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织布与图案分成了两步。“图案设计”成为纺织业中一个独立工种。

1949年后，上海的纺织印染厂中，也大多有图案设计室这一部门。这项工作为国民的服饰增添了许多美。

“美”，或者说时尚，并不仅关系着视觉愉悦，也会折射出社会背景和个人的政治表达。

由“纺织”单元创作者周仰发起的《以织物图案为媒：时尚、历史与社会》茶话会，2019年10月27日上午在杨树浦路1500号绿之丘“杨浦七梦”展场举行。本次茶话会由摄影师、译者周仰主持，邀请历史学者孙沛东、艺术品投资人石建邦为嘉宾，与现场听众一同进行了讨论。

以下是讨论精要实录。

活动现场。

周仰（摄影师、译者）：讲到“杨浦七梦”，里面有“纺织”，又有“工人”。这两部分我觉得应该分开来谈。我外婆原来在杨树浦第二十九棉纺织印染厂和第三十棉纺织印染厂工作，是设计布料图案花样的高级工艺美术师。我手上有她的原稿，今天带了过来。

这些手稿是用水粉、水彩手绘的。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是，从来没有见到这些花样做成布的样子。所以，我在这个“杨浦七梦”项目的开始，做了公众征集，向大家征集那个年代的花布。我找到了一位赵阿姨，她提供了现在展柜里的老照片：从1962年，她6岁时的照片，直到1980年，她结婚前谈朋友的照片，都是穿着各种各样花布衣服，在公园或在照相馆拍下来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布的实物。

现场的展柜中摆着赵阿姨提供的照片和物件。曹钺 图

虽说“杨浦七梦”，但我们的分享不要局限在杨浦本身，而是就此发散出去；也不想限定在讲纺织工艺或纺织工人上，因为还有个单元专门讲工人。我就想到，请两位与纺织相关、但相对超脱的嘉宾。

孙沛东老师之前写过一本《时尚与政治》，里面有一章，叫“衣领上的革命”。书里讨论了“文革”时期很多人的服饰。我们80后这一代，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以为当时的人只穿灰蓝等几种颜色。但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也穿花衣服。很多人在衣领、衣袖上做些细节，让自己跟别人稍微有点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邀请石建邦老师，则是因为之前看到，他做了民国时期花样设计的收藏。有一本书《五彩彰施：民国织物彩绘图案》。

我们按照内容的年份来，就首先请石老师讲讲民国的花样设计。这是中国工业化生产的花布的更早的一段历史。

石建邦（艺术品投资人）：很巧，我也是复旦毕业的，是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第一届本科生。文博专业当时属于复旦历史系，所以和在座的孙沛东老师是一个系的。后来留校当老师，但在学校里，很难接触实物，更不知道真假好坏。我觉得没劲，就有了离开这个地方的愿望。1994年，英国佳士得拍卖行来到上海，设立办事处，我就在那里呆了五年。期间学到很多知识，也算开了眼界。

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学会了看什么是好东西。现在电视上有很多鉴宝栏目，里面宣传的是东西是否值钱，很多人只看值不值钱，值钱就是宝贝。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导，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普及到老百姓那里，就看值钱不值钱——是不是宝贝，就剩这么一条标准，这其实很可怕的，也蛮可悲。历史书上说，唐朝有一次战乱，某某权贵家的字画文物堆积如山，但士兵不懂，都踩在脚底下，有人还把字画两边金的、象牙的轴头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值钱的东西。八国联军烧抢圆明园的时候，据说也出现类似情况。我们国家历朝历代，不知毁坏了多少文物，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1949年后，也是这种情况。有段时间“破四旧”，很多人都把家里老的红木家具丢掉卖掉，觉得这种东西过时了，要换成洋气的时髦的东西。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但回过头来发现，丢掉的恰恰是最好的东西，再去找回来，有点来不及了。这是中国人自己审美力和欣赏力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问题。

所以，我开始关注一些没被人家注意，但其实很有价值的东西。

价值不是光指一件东西的经济价值，值钱不值钱，这个是很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今天我们讨论花布纺织图案，我也有一个巧遇。2003年左右，在福州路上海书店四楼，当时有很多旧书摊位，每人一个摊位卖书。有一天中午，我在一个柜子里，看到三本图案设计资料。我觉得很好，问他多少钱。说几百块钱一本。我翻开一看，怦然心动，从来没看到这么美的图案，中西结合，非常洋派，有的甚至还是非常当代的抽象几何图案。我一直知道民国文化总体水准非常高，尤其上海，当时非常时尚洋气，有“东方巴黎”之美誉，反映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表现，比如英租界、法租界的各种建筑，上海特有的Art-Deco风格装饰和家具等，但这样的花布纹样我第一次见到，于是当场把它们买了下来。买了以后，我问他，还有吗？他说，家里可能还有两本。当天晚上，我开车到书商家里，又买了两本。

《五彩彰施》中的部分花样。

当时上海真是和西方潮流同步。据说巴黎的时新花样，过不了一两个月就能流传到上海。我们今天再看民国电影画报的照片，男的女的服饰打扮都是很时髦洋气的。我接触过很多老的艺术家，他们小时候接受的生活方式非常洋派，中西兼容。有些老画家，比如陈秋草，是上海美术馆第一任馆长，民国时期是“白鹅画会”发起人，画水彩画和油画，新中国后画国画，著名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就是老先生画的。后来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一本当年的民国杂志，是《大众生活》还是别的，陈先生穿一身棒球衣服，长统的棒球袜子、白色休闲西装，英姿潇洒，画的画酷似毕加索的立体派，抽象前卫，和后来的画风根本无法想象。

《五彩彰施》中的部分花样。

这些图案画册买回来以后，我就爱不释手，认真研究。后来发现，有本封面上有“凤韶图案馆”的字样，最早1928年就有了。我在网上查，查到一个书商也介绍过这本书。书商在闸北区，还留了电话。我找到他，在他那里看到有二十几本，开本A3大小，每本图案大概40页左右，都是设计师亲笔手绘。我就索性全部把它买了下来。买好以后，他说您来晚了，还有两本很好看的，不久前被一个人买去了。

这批东西买下来以后，一晃过了很多年。2016年，当时《东方早报》有个“艺术评论”副刊，每期封底有个“藏家”栏目，介绍收藏的东西。我就把这东西拿出来，选了几张图片介绍了一下。结果一登出来，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王社长，马上找到我，说这东西非常好，他们想要出书。

最后出版社花了三年，精心准备，请了优秀的设计师和编辑团队，全彩印刷。到2019年4月，这本书终于出来了，反响很大。

那么这个“凤韶图案馆”的主人是谁呢？后来查下来，是叫娄凤韶，苏州人，他当年从打工仔做起，努力拼搏变成丝绸老板，发展最好的时候在苏州、上海拥有三四家纺织厂，因此专门成立了图案馆，为厂里生产的面料服务。

民国时图案馆蛮多。有个很有名的工笔画家叫陈之佛，日本留学回来，他在上海就办过尚美图案馆，后来当过国立艺专校长。类似的图案馆、图案设计师当时在上海蛮多的。上海的纺织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是全国的龙头老大。小周外婆的花样设计也是传承民国图案变化发展而来，两者有不少渊源关系。

周仰：一开始看到石老师的收藏，以及《五彩彰施》，我也蛮惊讶。我外婆做的设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主要是六七十年代，里面有些时代特征的元素，比如样板戏《红灯记》的图案，或者在花卉里加入工业元素，但我觉得，在视觉上，跟民国那些设计，是很有联系的。我们可以在讨论之后看一看外婆的那些设计稿。

周仰外婆设计的花样（左），与民国图案设计师的花样（右）作对比。周仰 图

下面，我们就请孙沛东老师介绍之前在广东的研究。研究指出，在特殊年代，人们在服装非常细微的层面，也在做一些个性化表达。孙老师引用了王安忆的小说。当然，那段是在讲上海——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你到淮海路上走一趟，便能感受到那里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一颗活泼跳动的心。当然，你要细细地看，看到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一角衬衣的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上面的小花头，真是妙不可言。

说到领子，我们这里也有实物，赵阿姨带了一个假领子过来。

赵阿姨：三十多年前的东西。

周仰：另外，赵阿姨儿子用过的围兜，一个角是用花布做的。这种非常小的细节中，能看到人们对美的追求。

孙老师也留意到，当时的人在统一之中，还是有种小小的不一样。下面就请孙老师讲讲。

现场展柜中的图案设计、照片、实物。曹钺 图

孙沛东（历史学者）：石老师讲的民国这一段非常有意思。这里提到断裂和延续的问题。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乍一看跟西方没有太大分别，与时俱进——看不到什么人说，“要跟他接轨”，或者“要跟我接轨”，东西方似乎是一体。可1940年代后，从图案中就可以看出变化——似乎变成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我2004年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做博士论文。我导师所在的法国国家经济统计研究院，二战后每五年都进行一次全法国的调研，其中有一项资料，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比如穿着。当时，我导师说，要不要做一个比较研究，从中国1940年代开始，做到现在。

我就开始看这批资料。他们做得非常好。但中国没有匹配的资料。梳理过程中，我对1949年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段特别感兴趣。再后来，我又把它缩短了。这么长的时间，自己觉得没法把握，就把它缩短到“文革”十年。

我觉得“文革”这一段，包括日常生活的图案，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西方学者也做这个研究，是作为职业的一部分。作为中国人，我们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当作自己民族的事，把它跟身边人的命运、家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我不能否认，西方学者对历史也有很深的感情，但我觉得，跟我们的感情应该不完全一样。

杨浦七梦展场，“纺织”的展位。周仰外婆的许多图案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仰 图

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的，是我们这里的人。因为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尤其是亲历的那一代人，或前后相关的那群人。

2002年开始在大学教书，我每次都给学生布置同一个作业，就是让他们回去访谈他们的父母。现在这几批要求他们采访爷爷奶奶辈，看看家里的人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他们生活怎么样，他们想什么，穿什么，吃什么。又比如，结婚时用什么陪嫁。这些日常生活的历史、家人的历史，会让他们理解这个民族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对那些宏大的政治词汇，日常生活史是最直接且最有效的冲击。

我当时做这个，针对的是西方人说中国人是“蓝蚂蚁”。当时西方人在知识界、新闻界，对中国有这种刻板印象的传播。

我当时的田野在广东。第一个原因是，文革时期，广交会仍旧进行。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能看到外国人、有中外交流的地方——虽然是商业的。文革时期，我们不喜欢香港，不喜欢澳门，不喜欢西方，可是喜欢外汇，喜欢海外往我们国内寄东西。民间交流仍旧保持着。

第二，民间的物资流动，尤其外面一些亲戚寄回来的，除了针对大饥荒的食品和代金券外，还有新衣服和旧衣服。港澳这些地方，和西方接轨很紧密，从香港、澳门寄到广东的衣服，传递给人们不一样的想象。哪怕是衣领一角，也让人感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有革命，还有日常生活。世界不是红彤彤一片，还有五彩斑斓的颜色。不只是列宁装、干部装或军装最时髦，还有那些有资产阶级情调、但能反映人对美的追求的东西存在。

1967年春节的一张照片。孙沛东 提供

从1967年春节的一张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谁是内地人，谁是从港澳回来的亲戚。这张照片能让我们看到，那时在服装上的“一国两制”。他们的神情也无法掩饰，能看到社会的温度和气氛。刚才讲到民国，民国的电影明星、当下的电影明星，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明星，眼神是不一样的。眼睛会说话，代表时代的大背景、具体的生活环境。

我那本书《时尚与政治：“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时尚》，有三十多万字，实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文革”期间，广东这个地方还是有时尚的。就这么简单。学术没那么复杂。如果用很复杂的话还说不清自己的研究，实际可能没想清楚，可以往下再研究研究。

“文革”时期的一张照片。孙沛东 提供

这张也是“文革”时期。最右边的女性，这种打扮跟现在没什么区别，是很时尚的。可以看到她的发型、上衣，还有喇叭裤。

我最喜欢这个照片的原因是：她说，风景这边挺好。因为整个中国处在革命洪流中，广州是非常独特的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文化因素，决定了它跟大陆其他地方不同——从时尚的角度看，广州是风景独好的地方。

庆祝建国20周年的照片。孙沛东 提供

再看下一张。一般情况下，人们说着装呈现日常生活。在这种政治仪式中，人们着装会一样么？仍旧不一样。广东越秀公园举办的庆祝建国20周年的活动，这些孩子穿的都是五颜六色的裙子。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摄影师的照片。李振盛先生现在住在纽约。我从他已出版的摄影集里也选了几张。都是庆祝建国20周年。看一下东北的气氛，人们的着装。再看一下广东。一图胜千言，不必再多讲了。

石建邦：孙老师讲的我也深有同感，时代记忆非常重要。我认识几位老先生，都是民国过来的，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教益。我最近二十年，也许最重要的事，最有收获的事，就是跟一些老人聊天，通过他们的口述，让我了解了许多历史书、教科书上不知道的事情。

有一位章汝奭先生，是外贸学院的教授，是外贸专家，又是广告营销学权威。祖上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大户人家，他本人还是有名的书法家，中国古典诗词和英文都非常好。我和他认识交往了二十多年，他言传身教，也讲了很多故事，对我影响很大。

还有杭州的一位画家丁天缺先生，是赵无极、吴冠中的同学，周培源的外甥。他的脾气很大，所以遭遇很惨，1949年以后，坐牢、劳改几十年。我听他讲了很多抗战时期国立艺专的历史，他们在国难之下流亡的故事，同样获益匪浅。

杨浦七梦展厅里使用的玻璃杯。徐一珉 图

我们历史系的陈绛老师，今年快九十了。大学时，他教我们近代史课，最近两年我常去徐汇区中心医院看望他。他是名门之后，大家子弟，出身福州螺洲世家，晚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他的伯祖父。陈老师和蔼可亲，每次闲谈中都让人很长见识。

这几年，大家对上海的历史记忆很重视，有人自发地加以收集整理。像上海爷叔金宇澄老师，他这两年做了很多有关上海记忆的事情，他的小说《繁花》，抛开人物情节，其实讲了很多老上海的记忆。

我认识上海有名的设计师姜庆共，人称老姜。他花了很多精力搜集老上海的图像记忆和实物资料。五年前他出了一本《上海字记》，在徐汇艺术馆还做了一个展览，非常有味道，通过各种字体反映百年上海的历史变迁，视角很独特。近年他出了一本书《上海图话》，讲老上海的产品设计，还在南京路做了一个展览，反响热烈。

比如，展览上有一束塑料花特别引人注目，据说是一个老先生提供的。他是上海人，文革前后当了知青，到东北插队落户，现住在辽宁鞍山。这塑料花，是他当时在南京路买的，那时塑料是个新生事物，比较新奇，据说香港首富李嘉诚就是卖塑料花起家的。这位老人一直把它带到北方，并且一直保存到现在还很完整，这非常不容易。因为塑料花不值钱，而且花束分散，收纳清洁都不方便，现在又早不流行了，很多人早就把它扔掉了，但这位老先生却把它保存下来，当宝贝一样珍藏，也许这背后隐藏着他个人特殊的情感记忆。今天我们再看到这束塑料花，就觉得它附载了一个时代的很多历史信息，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曹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杨浦七梦”志愿者）：我曾经看过孙沛东老师所著的《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感触很深。过去我们看人民广场的相亲角，对家长的印象可能比较负面，它近乎于国外通称的“marriage market”，人就像货物在市场里卖来卖去。但这样理解实际上是浅层次的，因为关于现代婚姻的各种理论（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都不能解释相亲角这个现象。孙老师从相亲角家长的历史创伤去挖掘，由于那一代人插队落户的特殊经历，遭遇现实婚姻的困境，反过来把这种集体焦虑寄托在了子女身上，从而在相亲角场域中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支持。由此我会感叹，历史往往是很驳杂的。

2019年11月底，在由烟草仓库改造而来的“绿之丘”上拍照的人。不少杨浦工人在这个秋天重访故地。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昨天做志愿者时，有一个老先生过来参访。他是船厂老职工，看到“工人组”这个视频，认为“过于轻松，没有经历那个阵痛”。他自述了上海船厂几度搬迁的经历，以及与之相伴的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生动地再现了过去大杨浦的故事。我邀请他留下了联系方式。这些种种都让我思考整个杨浦滨江的旧城改造实践。这个公共空间，或者说展览，把过去跟现在，以及将来的东西勾连起来，还是蛮神奇的。它和我过去看到的一些全球巡回的艺术展非常不一样，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地方性的呈现，并把有关过去的人与物邀约起来。除了实体展物外，这或许是更有价值的。

孙沛东：去年我有一篇英文文章发表，是讲人民广场空间转换，从跑马厅如何变成人民广场，变成人民大道、人民公园，这个转换见证了建政初期，中国共产党塑造政权的合法性，在空间上如何实现。但研究局限在于，我能访到的当年住在人民广场旁边，跑马厅旁边的见证者太少，大概三四个。我用的是大量档案。

只要从产权这一块，看人民广场是怎么由跑马厅变来的，你就知道后面上海滩的很多历史建筑物是怎么到新政府手里的。

听众：我出生在舟山，现在户口算是在宁波。对上海是有一点亲近。小时候来到上海觉得比较繁华。我研究生在华师大历史系，读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时读过一本书，卢汉超写的《霓虹灯外》。让我对近代上海，包括现在的上海印象，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一般人第一次来上海都去外滩、东方明珠。但我觉得，杨浦滨江这个城市空间的改造，也非常有意义，是对被忽略的城市的改造。

来到上海，发现这边算下只角。解放以后，它是杨浦工人集中的地方，更多体现了普通上海人的衣食住行。要更了解上海人本身，可能得跑跑杨浦、虹口这一片，而不只是新天地。

空间背后是对人群聚集地的关注。我最初接触到历史，就是宏大叙事，只见大事不见人。但当我接触到那种社会生活史，发现历史与人的生活都有紧密联系——所谓历史的温度，很多在这方面体现。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未来，虽然有断裂，但关于人的因素不断凝聚下来。在空间里，人与人的交流、信息的传达中，这种东西割舍不断。

曹钺：我昨天接待了一对上海夫妇，是老上海人，住在黄浦。他们觉得杨浦滨江这段最好。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绿化，这边的麦草、狗尾巴草这些美感特别强。另一个是这边的遗迹，就是自然水厂、船厂这些工业遗迹保存得最好。他说黄浦沿江就没有这么有生活气息。

徐亮探访杨浦滨江堤坝的视频，在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摄影展的展厅里放映。徐亮 图

徐亮（建筑师）：各位老师好。我是同济大学2000级汽车工程专业的，读五年。自己比较喜欢建筑，所以后来又去德国的斯图加特读建筑。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做建筑设计。2017年6月，杨浦滨江的大桥西侧的公共景观已经建成，其中包括章明老师设计的大桥东侧示范段。同时，他还在设计杨树浦发电厂一段的公共景观。建设方邀请了致正建筑工作室的张斌老师。由他牵头，联合刘宇扬、柳亦春老师共同完成了从辅机西厂至堆煤场的六段厂区的公共景观设计。我们与其他一些年轻建筑师也参与了这个项目，从早期的杨浦大桥以东的空间研究与规划开始，到最后的实施落地。

我小时候住在虹口，当时会骑车到舅舅的厂，就是隆昌路上的上海冶金厂。那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但印象中还是觉得要骑很远才能到。

用我现在学的专业知识来看，杨浦滨江的城市肌理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是由一个个巨大的工厂建筑单体组成的。以前一说到上海，就会提到十六铺、万国建筑。而这边的黄浦江沿岸则是与民生相关基础产业：如棉纺织，水电煤等。那边是十里洋场，这边是生活基础与日常民生。

上海杨浦自来水厂的曝气池。翁潇琳 图

孙沛东：这是里子那边是面子。

徐亮：印象中1990年代早期，国营工厂的效益还不错，往后就慢慢不好了。在杨浦滨江的项目前，我们做过奉浦大桥边上的上海染料厂的空间研究与设计。查过厂志，也是类似的情况：1992、1993年，在职员工达到顶峰，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这片厂区大概已无人了十年。进入初始，我觉得这片废墟很有诗意。自然全都长回来了，建筑物都被植物侵蚀了。德国鲁尔区的景观公园就是这种感觉，对工业建筑遗迹的再现，也是以比较自然的方式来呈现。

最近，受委托在研究杨树浦路以北街区的住宅。有很多里弄、公房，以及周边的棚户区、城中村。接到这个任务，有点兴奋。因为与我们2010年做的毕业设计很接近。当时，我们做了上海四个地方的住宅研究与设计。其中有两块就在杨浦区。一个是凤城三村的工人新村，另一个就在杨浦大桥下面，渭南路、杭州路，宁国路与杨树浦路围起来的一小块里弄与棚户的混合区。

因为毕业设计叫上海住宅2020，所以从时间进程上来看，我们在上海的实践似乎与10年前的计划重合了。

赵阿姨的老照片。

现在的研究，以周家牌路为例，1920年代那里还是自然村。现场调研发现了村子留下来的遗迹，有一处叫“颜家宅”（上海音），外观上还能依稀辨出那个年代的老宅风貌。当时英国人、日本人到这边建厂时，这个房子就有了。

因为沿江工厂的出现，杨树浦以北就成了工人的聚居区。有些地方比较简陋，自己搭建，形成了后来的棚户区，如杭州路以南一带。稍微好一些的住宅，是由开发商建设的里弄住宅，以及工厂自建的公房。就这样慢慢形成了杨浦区由南往北的城市结构，即工厂-住区。建国后两万户的建设，以及后来的新村，如控江路从一村到十村，更加强化了这个城市结构。

说回我们参与的肥皂厂公共景观改造。原来，场地上的房子不是保护建筑，而是1989年前后建造的环保设备。这些设备由大小不同的水池与管道组成，废水经过沉淀等工序，净化后再排到黄浦江。与业主一起努力，我们把这些小房子和水池保留了下来。局部加盖轻质屋面，作为新的空间来使用。对我们来说，老房子留下来了，而且有了新的内容，很多人又可以在里面活动了！

在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摄影展“对话”中，赵阿姨对着地图，向人解说过去的杨浦。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图

两周前我太太带着她叔父去杨浦滨江游玩，一家人聊起来。他们的祖辈打仗打到上海并定居，后来主管杨浦区的工业工作。祖辈不会轻易说起这些事，我们只知道他管过工业。然后，孙女重新又回到这边，参与了与工厂有关的设计。我们在改造好的空间里喝了咖啡，特别感慨。感觉一家四代人，从祖父辈到我们的小孩，虽然在不同时代，但可以通过某个空间的改造，把各自的活动以及记忆连结起来。我觉得这个比建筑设计本身更有意思！

孙沛东：非常好。

听众：就是这样，我们想做个展览。跟建筑、跟风景、跟摄影放在一起。（编者注：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初，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摄影展“对话”在绿之丘进行）

孙沛东：激活记忆，有时代的因素、有家国的历史，还有区域的变迁。

周仰：我们今天发散了很多，超脱了本来跟地点、跟行业有关的讨论。相信今天在座的应该也得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启发和信息。谢谢孙老师，也谢谢石老师。

2019年10月13日晚七时许，杨浦七梦开幕式，众人云集。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