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脆弱的美国黑人社区；大卫·哈维谈危机与解放

本周思想周报，我们关注疫情下美国脆弱的黑人社区，前不久土耳其放开边境后希腊难民危机如何被病毒席卷，以及大卫·哈维讨论疫情的新文章《对于冠状病毒的集体困境，我们需要一个集体回应》。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美国疫情的回应

随着确诊病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最高之势，新冠病毒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愈发加剧，大多数城市经济已经停摆，人们被要求闭门不出。疫病大流行带来了诸多次生灾难，也放大了社会本身固有的矛盾，种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本周，RAMPANT网站邀请了美国几位黑人反种族主义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了一场关于疫情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圆桌讨论——美国反黑人种族主义历史遗产和不乐观的现状，如何共同塑造着疫情下的美国黑人的遭遇？

新冠病毒在美国很多城市造成的非裔病死率远高于其他族群，呈现出了明显的种族悬殊。时至今日，占美国人口的13％的黑人，已经占据COVID-19死亡人口的50％。LEFT OUT杂志的Alyx Goodwin & Todd St Hill在圆桌讨论中指出，过去两周，一个接一个新闻报道告诉我们，新冠肺炎给很多城市的黑人社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其中的一些城市和州早因忽视黑人社区而臭名昭著，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密歇根州（尤其是底特律）、芝加哥、纽约和新泽西。同时，由于病毒在监狱的迅速传播，加剧了美国监狱系统的不人道处境（美国监狱里黑人占比非常高）。白宫的竞逐者做的比平时多了那么一点：中间派民主党给予工人阶级的，是陈词滥调和面包屑；而共和党则给富人提供的则是无尽的紧急财政援助。维持这种现状的公式，正是让绝大部分美国工人阶级，尤其是黑人，感到沮丧的。犬儒主义高涨，希望枯萎。整个人口被迫在这二者中做出选择——待在家中保护自己和亲人免受病毒感染，或者出门工作以拯救特朗普的经济，黑人将持续承受失业率攀升的冲击。在新冠爆发之前，黑人已经在苦苦挣扎。如果不处理被病毒加剧的种族悬殊，以及病毒带来的新的卫生和经济问题，在任何意义上回到“正常”都是不可能的。黑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切地寻求可以带来“希望”的行动。

#LetUsBreathe小组的黑人活动家Damon Williams指出，“反黑”（Anti-Blackness）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缔造死亡的现象。美国社会内生的种族主义结构，剥夺了黑人对食物、水、住所和医疗的充足获取机会。这种暴力一直是社会常态。黑人的身体时刻处于关押、监禁、警监于军事化社区的风险之中。无论是教育还是工作，黑人都经历着非人化的条件。这一切破坏性的动力给黑人社群留下了创伤、暴力和心理伤害，也让黑人在危机面前更脆弱。也因如此，任何一般性的危机或紧急状态都会加剧它在黑人社区的消极影响。新冠大流行再一次让我们很快地看到种族间恶毒的死亡差，理解这一历史性悲剧的“人为”基础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平等的结果是一次又一次主动选择与决策造成的，致使黑人生命超乎寻常的脆弱性被视作理所当然。这个病毒在Damon Williams看来可以是一个鼓舞黑人解放热忱的时刻，危机带来机会，激进性从未像现在一样易获得。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局限充分暴露了出来，权力代理人和决策者不得不展现自身。立法机构、公司、医疗和护理机构无法正常工作，并且这些机构的设计就不是为了保护黑人，或者提供黑人所需要的东西，这一点从未如此清晰。

来自纽约Legal Workers Rank and File机构的Haley Pessin进一步描述了黑人面对流行病的社会条件。流行病与经济下滑，抹去了前十年的就业增长。然而，即使在大流行爆发前，黑人的失业率就一直是白人的两倍。与此同时，在此前创造出的工作主要是低薪酬、临时性和没有工会组织的工作。结合种族主义的雇佣实践和种族化的贫富差距，造成的结果是，黑人不成比例地被集中于低薪工作上，无法承受不工作带来的损失，因而在面对流行病的时候更加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各地，受灾最严重的街区是那些主要由移民、穷人和黑人构成的街区，他们没有在家远程工作和实现社会距离的特权。在纽约市，黑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而Bronx街区居民的死亡率是富裕的曼哈顿的三倍。由于种族主义的住房政策，黑人经常住在离污染中心更接近区域的那些不规范的、隔离的住宅中，也因此更容易患有哮喘等慢性疾病，这增加了他们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纽约成为美国疫情的震中并非巧合，考虑到它是最不平等、最种族区隔的城市。是这些先决条件造成流行病的风险继续由那些面临社会最严峻压迫的群体来承担。

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黑人被迫生活在250年的奴隶制和接下来的150年制度化种族主义的社会条件之中。National Alliance Against Racist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的活动家Frank Chapman指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发明，就是为了解释奴役是作为黑人天生劣等的一种反映。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创造了黑人大批量无业，恶劣的住房条件，大规模被驱逐和止赎（foreclosure，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不充足的医疗服务，以及近来因学校关闭而被顺势剥夺的公共教育权。联邦政府在检测、治疗和住院方面对黑人社区缺乏回应。无家可归者缺乏安全的安置庇护。不人道的监狱更是定时炸弹。

政府命令人们“待在家”，然而很多黑人都在服务产业中工作，邮政、公共交通部门，更不用说医院、杂货店、快餐店等。他们必须上班。而那些在最近倒闭的企业就职的人则被迫失业，他们还可能是最后一拨能从政府那里领取到失业证明的人。同时，他们将面临大规模驱逐和止赎，这将会让2008年发生的住房危机相形见绌。

Haley Pessin强调“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意义，在与雇主、州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试图让人们重返工作，或让那些不可或缺岗位上的工人在无保护的情况下工作进行斗争外，要将种族正义放置于斗争的前沿。斗争必须超越重返“常态”，因为“常态”对于普通工人阶级而言早已不可忍受，对于黑人而言更经常是致命的。运动需要和其他最受压迫的群体团结在一起，尤其是无证件的移民，被监禁的人。如果政府有1.5万亿美元救助银行，那么就该有钱来确保所有人获得公共医疗、住房和安全。黑人不是大流行的被动受害者，黑人工人在大流行期间不可或缺岗位上占比过高，将会在工作场所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要求尊严、安全和不为老板的利益而死。Damon Williams指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逐渐意味着黑人和印第安人，在运动中创造了祖先是非洲的人与美洲原住民人的连结，人们认识到黑人与原住民的共同之处多于他们的不同，这种团结也为运动打开了连结拉丁裔社区的大门，后者同样更多认同被殖民者，而不是殖民者。“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随着美洲本身复杂的历史语境而转变自身，在这个时刻，更要加强黑人与所有在公共健康危机面前无招架能力的，像黑人一样的被压迫者共同建立解放事业的责任。Alyx Goodwin & Todd St Hill同样指出，近来黑人社群在进行的租金罢免、民间互助、债务罢免等运动的美丽之处，在于人们不只是为了自身而抵抗，他们是为了社会中所有脆弱的群体。

希腊难民营：欧洲极右翼与病毒的双重围攻

随着二月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以欧洲没有足额执行2016年协议中的金钱援助为由放松边境管制，允许难民进入欧洲，爱琴海上接近土耳其海岸的莱斯沃斯岛（Lesbos）就变成了欧洲和土耳其在难民问题上的对峙前线。在陆地边境上，希腊派出军警，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难民，而在海上，希腊则用巡逻艇逮捕难民，再强制遣返。

希腊最大的难民营正位于莱斯沃斯岛，岛上的莫里亚（Moria）难民营在数年前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后就接受了大批难民。这处军事设施改造成的难民营本来计划接纳2800人，如今这里的居民数超过了20000人，这些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非洲、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

莱斯沃斯岛如今也变成了欧洲极右翼“身份认同主义”（identitarian movement）运动的一个地标。“身份认同主义”运动本世纪初发轫于欧洲多国的白人民族主义思潮，它强调欧洲血统的危机意识，也是“反吉哈德运动（counter-jihad movement）”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鼓吹穆斯林将要接管欧洲了。据多家网络媒体报导，随着难民危机开始，从德国、奥地利、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的“身份认同主义”网络中的极右翼人士都组织来到莱斯沃斯岛，他们几个月来陆续组织反难民的示威活动， 并攻击岛上帮助难民的非政府组织。

Versoblog本周刊出文章，介绍了新冠疫情危机下希腊难民营中的境况。在疫情下，难民营中的生活极为不适合防疫。首先是生活空间太小：一家五六口人住在三平米空间内，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人们还要排队取食物和水。其次是，在希腊政府的封锁令下，难民无法离开到镇上的提款机取款，而联合国高级难民署（UNHCR）此时暂停了平时发放的现金补助，这让许多难民无法到岛上超市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据介绍，如今有非政府组织援助派发了肥皂，解决了基本的清洁问题。

相比很多欧洲国家，希腊政府的防疫措施更为严格。3月23日，希腊就颁布了非常严格的封锁令，离开家的人需要携带证件和相关的解释文件，这一禁令还在不断延长。严格措施的结果是，莱斯沃斯岛上的疫情暂时可控。但是在希腊本土，雅典西北的Ritsona难民营和东北的Malakasa难民营则先后爆发了疫情。很多人曾经呼吁希腊政府为了防疫疏散难民营。但至今为止希腊政府鲜有行动。

大卫·哈维：当前的危机可能是解放的机会

上周，大卫·哈维在《雅各宾》发文《对于冠状病毒的集体困境，我们需要一个集体回应》，认为当前的危机中蕴含着替代的（alternative）可能性，与其恢复到这场危机开始之前的样子，不如集体去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

哈维是在纽约的冠状病毒危机中写下这篇新文章的。现在是一个很难知道如何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反资本主义者会上街游行、示威和鼓动。相反，在这个需要集体行动的时候，哈维却处于个人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创造历史，因此我们必须想出如何最好地利用所拥有的机会”。

哈维的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优越的，可以在家继续工作，没有丢掉工作，还能拿到工资，所要做的就是躲避病毒的侵袭。因为年龄和性别被归为易感人群，所以不建议与人接触，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和写作。他认为，与其纠缠于纽约的特殊性，不如就可能的替代方案提供一些反思，并问：一个反资本主义者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哈维援引了一些马克思对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的看法。

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力，在科学技术的动员下，变得依赖于永恒的创新。马克思在自己的时代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858年写下了一切。而人工智能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当代版本。其明显的效果将是取代劳动者，事实上，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想象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来看，人工智能将解除和贬低劳动者的地位。

更进一步，马克思指出了崩溃的资产阶级秩序所蕴含的东西，它也可能对劳动者的利益有好处。这就是：资本——“在无意中——将人类的劳动、能源的支出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劳动，也是解放劳动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自动化或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的兴起，为劳动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和可能性。所有这些科学和技术都在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个劳动者，看管着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商品。马克思还认为，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整个社会中每个人在直接生产所需的时间之外的可支配时间。

正是这一点，导致资本主义产生了“个性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包括劳动者的个性。哈维强调，马克思始终认为，集体行动要推动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而这才是集体行动的终点。认为马克思是为了集体行动压制个人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一切的前提是“必要劳动的普遍减少”，即社会日常生活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减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意味着社会的基本需求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就会有充裕的可支配时间，使个人潜在的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潜力得到释放。起初，这将是少数人的特权时间，但最终将为每个人创造自由的可支配时间。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将以每个人有多少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来衡量，人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

马克思认为需要有一个集体运动来确保这样的社会能够被构建，打破资本主义阶级权力的行使。

现在，由于冠状病毒的影响，经济崩溃了。许多人都困在家里，有了很多可支配的时间。不能去上班，不能做我们平时做的事情，时间该怎么处理呢？当然，如果有孩子，那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总的来说到了人们有大量可支配时间的情形。

另一件事是，人们现在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失业。最新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大约有2600万人失去了工作。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说这是一场灾难，当然，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当你失去了工作，你就失去了通过去超市买东西来再生产自己的能力。很多人失去了医保，还有很多人难以获得失业救济金。由于房租或房贷到期，住房权岌岌可危。

美国的大部分人口——也许占所有家庭的50%——在银行里没有超过400美元的盈余资金来应付小的紧急情况，更不用说像现在这样的全面危机了。这些人很可能很快就会流落街头，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会被饿死。

那些被期望去照顾越来越多的病人、或提供最起码的服务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再生产的劳动力，通常是高度性别化、种族化和民族化的。这就是站在当代资本主义前沿的“新工人阶级”。它的成员要承担两个负担：一，他们是最有可能通过工作岗位感染病毒的工人，二，也最有可能由于病毒所造成的经济裁员而失业，没有经济来源。

美国当代的工人阶级——主要由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职业妇女组成——面临着一个丑陋的选择：在照顾别人的过程中遭受感染，保持关键供应形式（如杂货店）的开放，还是选择没有福利（如足够的医疗服务）的失业。

长期以来，这些劳动力已被社会化为表现良好的新自由主义主体，这意味着如果出了问题就责备自己或上帝，但从来不敢提出资本主义可能是问题所在。但是，即使是新自由主义者，也可以看到，当前对这种大流行的反应有问题，而且他们必须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再生产的不成比例的负担。

哈维认为，需要采取集体形式的行动，使我们在应对COVID-19的过程中摆脱这一严重危机。需要集体行动来控制它的蔓延，这样才能最终让人们作为个体解放出来，以喜欢的方式生活，因为现在不能做喜欢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用来理解资本的意义。它意味着创造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不能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因为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阶级生产财富。

马克思可能会说的是，好吧，也许那2600万失业的人，如果他们真的能找到一些办法获得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买到他们生存所需要的商品，租到他们所需要的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追求从异化的工作中获得群众性的解放呢？

换句话说，难道通过简单地说，有2600万人需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从事一些他们之前可能从事的相当糟糕的工作，就能走出危机吗？还是去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组织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让每个人都有饭吃，每个人都有一个体面的住处，暂停拆迁，每个人都可以免租生活。这个时候，不正是可以认真思考创造一个替代社会的时候吗？如果有足够的韧劲，有足够的底气去应对这个病毒，那为什么不同时承担起资本的责任呢？与其说我们都想回去工作，把那些工作找回来，把一切恢复到这场危机开始之前的样子，或许应该说，为什么不通过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来走出这场危机？

我们为什么不把目前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拥有的那些元素——惊人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解放出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和组织形式，真正创造出与以往任何东西都完全不同的东西呢？

毕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人们已经在尝试各种替代性制度，从免费向贫困地区和群体提供基本食品，到免费医疗，通过互联网提供替代性的准入结构，等等。事实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已经暴露无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右翼和资本主义阶级如此急于回到以前的原因。

这是一个思考另一种选择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机会的时刻。这一刻，替代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哈维认为，不应该只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作出反应，说： “哦，我们必须立即找回那2600万个工作岗位”，也许应该考虑扩大一些已经在进行的事情，例如组织集体供应。

这在医疗领域已经在发生，也在开始通过食品供应的社会化、甚至是熟食供应的社会化发生。现在在纽约市，有几家餐厅系统还在继续营业，它们靠着捐款，实际上是在为那些失去工作、行动不便的大众提供免费餐食。

与其说，“好吧，好吧，这只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做的事情”，不如说，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告诉那些餐馆，你们的任务就是让民众吃饱饭，让每个人每天至少有一两次像样的饭菜。这里已经有了这个社会的元素：比如很多学校提供校餐。所以应该继续这样做，或者至少要从中思考。这个时候，不是可以用这种社会主义的想象力来构建一个替代的社会吗？这不是乌托邦式的。

如果现在失业的2600万人必须回去工作，那么也许应该是每天工作6个小时而不是12个小时，这样就可以庆祝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对生活的意义有了不同的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崛起，也许这才有可能使美国真正的伟大（让“再次”烂在历史的尘埃里）。

这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观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断宣扬的虚假的自由和解放相对应，真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和解放的根源，是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这样，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6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

总之，这不正是一个有趣的时刻，让我们真正去思考一个替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活力和可能性吗？但是，为了走上这样一条解放的道路，首先要解放自己，看到一个新的想象与新的现实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