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堂读书记｜也谈黄裳先生曾提到的两种书

当代著名作家、藏书家黄裳先生藏书极精，而且经历丰富、文笔优美，在文化界和收藏界拥有众多粉丝，又称“黄迷”。我也是黄裳先生的粉丝之一，他所有关于藏书的文章和专著，我都从头到尾仔细读过多遍，从中得到了许多知识。我对古籍善本最初的兴趣，就是上大学时从阅读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和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开始的。后来我收藏古籍善本的某些偏好，也因此与两位老先生颇有相似之处，比如偏重明末清初史料、清代罕见学术书籍，而较为轻视殿版书籍等等。两位先生经眼的古籍善本数量之多、版本知识之渊博，当然不是我所能望其项背的。但书囊无底，智者千虑也难免有一失之时。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介绍了一种郑振铎先生所未见的咸丰初印本《攀古小庐文》。在阅读黄裳先生著作的过程中，我也陆续发现一些小小疏忽，下面就举两个例子，略作补充。

第一种要谈的是康熙刻本，王晫的《霞举堂集》。

王晫是清初著名作家，尤精于小品文。他终身隐居不仕，但交游却很广泛，当时名家如周亮工、施闰章、毛大可等人与他关系都很密切。其著作有《今世说》《霞举堂集》等。此书为康熙刻本，内容多有可观，版刻亦颇精整，流传却很罕见，是清初别集中比较难得的一种。黄裳先生在齐鲁书社版《清代版刻一隅》中就选了此书，其文曰：“霞举堂集，康熙刻本，三十卷。前有洪若皋序，方象瑛序，此为典型康熙刻本体势。尚有康熙十九年文沾堂刻三十五卷本，与此不同。”

此书十几年前我也有幸得到一部，书品甚佳，极初印，是一个三十五卷本，当时我未仔细比对，认为这个本子可能就是黄裳先生说的“康熙十九年文沾堂”本。后来查阅《清人别集总目》，发现书中记录了两个不同的康熙刻三十五卷本，一种是半页九行，四周单边；另一种是半页十行，四周双边，后一种正与我得到的这部相同。再与《清代版刻一隅》所附书影对比，发现完全一致。黄裳藏本应该就是这个三十五卷本，只不过缺了后五卷，可能是被书贾冒充全书骗过而已。而且鄙藏本卷首除洪、方二序外（此二序未明言卷数），还有毛大可序及吴舒凫所作的凡例，其中都明确谈到其集分为三十五卷。黄裳先生藏本恰恰缺少这两篇文章，可能并非巧合。第三十一到三十五卷分别是词三卷（分小令、中调、长调）和杂文二卷（更定文章九命、物类相感续志）。王晫词作曾见康熙霞举堂刻本《峡流词》三卷，为徐乃昌林葆恒旧藏，但未对勘，不知有何异同，杂文二卷通行本为《昭代丛书》本，流传较广。《霞举堂集》版刻还有一个颇具艺术意味的特色，就是每卷末尾都摹刻了几方王晫曾经收藏的印章，印文也颇有趣，如“一肚皮不合时宜”“人各有志”“写胸中事”等。周亮工的《尺牍新钞》也有类似情况，这大概是清初才有的一种风尚吧，后来的书中似乎没有见过。

《清人别集总目》虽然正确记载了两个不同的三十五卷本，却没有发现黄裳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反而又把这个三十卷本另外收入，并注明藏家为“上海黄裳”，可能也跟我开始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仔细对照书影。《清代版刻一隅》后来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增订再版的时候，黄裳先生删去了《霞举堂集》，也许他也已经知道这是个残本吧。

第二种书是乾隆刻本，明人钱士升的《赐馀堂集》。

钱士升为明末名臣，万历四十四年中状元，后仕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崇祯九年他因触怒皇帝而称病辞归，隐居不出。甲申变后，他与钟鼎臣、马嘉植等起兵反清，兵败后削发为僧。这样一个曾深度参与明末政治的大臣，他的文集自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非寻常文人别集可比。

此书也颇为黄裳先生看重，《梦雨斋读书记》和《来燕榭读书记》都将之收录其中。《梦雨斋读书记》《赐馀堂集》条（114页）写道：“此嘉善钱士升集，刻于乾隆中。原目云卷八之十嗣刻，恐终无全书也。集绝罕传，所收尺牍二卷最可读，明末政局所记甚详，有致祁彪佳、钱谦益诸札，多存故实。其答瞿起田书云：‘时事至此，言之痛心。以今日人事，参之天道，征之史册，万无不乱者。直争旦晚耳。’其议论沉重多类此。士升所撰《表忠记》，余藏崇祯刻本。又有所刊梅道人遗墨。此册得之海上，颇快意也。丙申小满前二日，黄裳记。”文字虽然不多，但黄裳先生得善本的喜悦之情却已跃然纸上。

今按，此书的确如黄裳先生所言，“书绝罕传”，内容也颇可珍贵，保存了许多明末政局的信息。但卷八到卷十却并非“终无全书也”，后来确实增刻了这三卷，成为十卷的完书。全部十卷的刻工都很工整，但如果仔细对比，还是能看出前七卷与后三卷略有差别，估计前后非出一批工匠之手。后三卷的内容分别是碑、墓志铭和传、祭文、杂著，其中也有不少文章有关明末政局变幻，可资历史研究，但与明末辽事却并没有什么关系，估计是后人刻书时惧怕文字狱有所删削。

又及，明隆万时大臣吴中行亦有同名别集，为十四卷。容易与钱士升集相混淆，附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