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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商街调研计划|南昌路②:多方参与治理为商街带来活力
【编者按】
现代城市都是由无数个社区所组成的。生活在城市中,我们消费的目的地不只是大型商圈或“一站式”大卖场,社区附近的超市、小店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当社区的历史文化、居民需求与社会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时候,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社区商街就形成了。它不仅与周边的居民区一起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居住环境,为居民提供服务和产品,有时还会因为自己的特色吸引到外来的游客和城市中的“寻宝人”。
社区商街如何变成了现在的样貌?有哪些力量参与塑造了社区商街的形态和生存模式?2020年,澎湃研究所启动社区商街调研计划,关注特色社区商街的特点与困境,讲述社区商街自己的故事。我们选择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南昌路作为调研系列的第一个案例,本文为第二篇,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南昌路多方参与治理的模式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为何南昌路可以培育出这种治理模式?
南昌路的大部分商铺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挺”了过来,但是经营依然存在困难,疫情暴露、凸显了商街内部的存留问题。这条位于淮海路背面的“后街”存在的价值和特色在哪里?这种价值和特色是否能够帮助南昌路在疫情后保持活力?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带着以上两个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伟珏。
朱伟珏曾居住在南昌路,并从2018年起担任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会长,透过她的叙述或许能更全面地了解这条有着浓浓老上海韵味的社区商街。
2014年,朱伟珏带领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上海市的14个社区进行了城市更新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健康、养老、社区认同等,南昌路所在的雁荡社区是其中一个调研点。南昌路作为一个老旧社区,老龄化程度较高,很多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养老金,平均居民收入在全市范围内相对偏低。一般来说,社区内居民的健康情况和幸福指数与社区的生活条件、居民收入是成正比的。但调研发现,南昌路的居民都很长寿,幸福指数也很高。
由此,朱伟珏便对南昌路产生了兴趣,从2015年开始在这里进行了5-6年的田野研究,并带领团队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开展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南昌路口述史调研,希望了解这条商街与其所处社区之间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以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组织者的身份亲自参与了南昌路社区商街治理的一些环节。
基于对南昌路商街的了解,朱伟珏认为,在疫情冲击的这一特殊时期,卫生、消防、工商等部门可以考虑共同出台“一揽子”弹性政策,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临时冻结或修改一些出台许久未再次更新的商铺管理政策,以避免更多的个体经营者在这个特殊时期因为硬性规定而被迫倒闭、破产。
2020年4月22日,上海南昌路一家店面正在进行装修。原租户退房后,业主与合伙人打算在此重新开一家花店。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许可以考虑对已经自然形成的商街进行更加灵活的管理,减少硬性规定和管制。否则,一些好的店铺有时候真的是会因为一条‘统一’的政策而被迫关停,这对于一条有特色、有内涵的社区商街来说很可惜。”
此外,南昌路上已经出现了一批空置店铺,因此当前的主要目标就是把这些空位“填满”。清明节假期后,南昌路上的客流量已经恢复到原先的60%左右,朱伟珏认为,如果能为空置店铺尽快找到新主人,随着人员流动率的逐渐增加,南昌路的活力会再次回归。
免租金是朱伟珏比较倾向的招商方式,“如果南昌路能够为疫情后新签约的店铺免掉一个月的租金,对想要开店的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一些店铺在免租金政策的吸引之下更加愿意选择这条街开店,南昌路上的店铺也就能逐渐恢复原来的景象了。”
今年2月份,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在商铺店主的提议下与街道一同发出了面向私人房东的房租减免倡议书。朱伟珏认为,多方参与治理的模式是南昌路多元化发展的优势之一,商铺的主动参与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想要留住商街的活力,更要充分发挥店铺的主动性和店主自身的智慧。“南昌路的店家都是很聪明的,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设计师、规划师或者金融从业者,有不错的商业头脑和经营理念。”
多方参与是南昌路商街治理的优势
社区商街的运营从来都不只局限于商街本身,街面商铺的维护、居民区与商街的关系、商铺与商街管理者的关系等都必须被纳入考量范围,南昌路也不例外。与其他社区商街相比,南昌路在管理模式方面的特点之一是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的活跃。
自治会成立于2018年4月,组织结构较为松散,下设四个工作小组,分别围绕南昌路沿线店铺管理、停车管理、垃圾分类和风貌保护开展工作。自治会成员组成多元,商铺店主、专家学者、律师、房东、店铺员工等均参与其中。“这样的组织结构可以保证组织的开放性,当有了一个抓手之后,各界人士可以快速参与进来,南昌路的治理就是这样一个抓手。”朱伟珏表示。
自治会的成立源起于瑞金二路街道办事处向朱伟珏的提议,“南昌路的街道方面能够接受比较新的治理理念,从政府角度来说自治力量的参与可能更有助于精细化管理,而从社会角度来讲,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因此,朱伟珏决定参与组织自治会的工作,成为了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会长。
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何协调多方利益有时甚至会对一条商街能否充分发挥本身活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南昌路来说,自治会的存在为街道与社区居民、商铺店主之间提供了缓冲地带。《南昌路店招店牌导则》的制定过程即为社会力量参与自治管理、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成功案例之一,其成功经验引起了不少媒体和机构的关注,被评价为自治组织和自治项目参与历史风貌保护区更新改造的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2019年,上海部分街道出现“千店一面”的店招店牌引发社会热议。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于2019年4月23日开始设计制定《上海市户外招牌管理办法》,希望能够让店招店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融入街区整体风貌,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水平。
店招店牌设计既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也关乎商街店铺的切身利益。为了留住南昌路的独特风情,自治会从2018年便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首先,自治会通过与南昌路商铺代表开展商铺治理研讨会成立商铺自治小组,充分了解商铺的利益诉求与治理建议。其次,朱伟珏邀请到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景观学等领域的学者,并亲自前往东京进行实地调研,借鉴《基于东京都景观规划的室外广告条例》中对店招店牌的管理办法,为南昌路“定制”合适的改造方案。
根据《导则(草案)》,自治会以南昌路沿街建筑外立面色彩为基础制作了《南昌路店招店牌色彩指南》。为了进一步探讨方案的可操作性,自治会与街道协商,举办“南昌路景观社区营造”工作坊——《南昌路店招店牌导则(草案)》讨论会,共邀请到来自上海学术界、文艺界、建筑界、媒体界和政府部门的代表60余人,与南昌路社区街道领导和商户代表一同沟通。
与会嘉宾从多个角度对《导则》的制定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如《导则》应遵循秩序性与建筑本体性列出“负面清单”、可通过奖励机制调动商铺发挥个性化和创造力、招牌的色彩使用需要一定程度的限制以防喧宾夺主、店招改造的资金来源等。
最终,这份经过多次修改的《导则》共分总则、空间使用、文字、灯饰、色彩、材质、指导及制作等共8章,要求店招店牌设置与街道历史风貌、历史建筑相协调,并注重保护街道空间的多样性与整体视觉效果的和谐有序。
2020年4月17日,上海南昌路一家店面在易主后正在进行重新设计。对于自治会来说,下一步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加紧制作自治公约。以商铺治理小组为例,公约的条款需要体现商户在商铺治理小组中的主导地位,调动商铺自身参与治理的热情,自治会在小组中主要扮演服务与协助的角色。公约的制定也能让更多商户了解自治会,更有意愿加入治理小组,逐步实现最终商户自治的目标。
其实,与南昌路比较相似的多方参与社区治理的案例在国际上十分常见,濑户内海就是其中之一。
该区域原为日本化工与重工业工厂聚集地,产业的滞后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社区发展也逐渐落后,导致这一地区出生率低、老龄化严重,一度被“遗弃”。通过资本参与以及日本建筑界、艺术界几十年的努力,这里业已成为日本重要的艺术胜地和著名旅游景点,2010年起开办的濑户内海国际艺术节能够吸引到日本顶尖艺术家,并在世界上拥有极高的人气。
“濑户内海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但它并不只是个案。在日本,很多大型社区的背后都有多方力量的参与,商业力量、学术力量、政治力量、民间力量互相协调、博弈,最后在各方的让步、妥协和理解中形成了这个社区独特的风貌。”朱伟珏表示。
南昌路的发展史为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提供土壤
南昌路在发展中所经历的复杂过程,不仅增加了街道自身魅力和“底气”,也为其能够实现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土壤。
南昌路在1943年以前仍属法租界,这个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南昌路逐步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多元文化,对外来变化有着更强的包容性。不仅如此,短短一条南昌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与发展的历史。(可参考这里。)孙中山、陈独秀、郭沫若、陈其美、巴金、民国话剧“四大名旦”之一白杨、早期电影导演和戏剧活动家应云卫、著名演员魏鹤龄等推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各界人士都曾经居住在南昌路,为这条短短的街道增添了浓厚的历史底蕴。
从街区演变的角度来看,南昌路可以被看作是中国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一个典型商业街区,其发展史能够反映出同类型街区的演变进程。
作为中心城区,南昌路的更新模式经历了自下而上的绅士化过程。南昌路的街区格局在近百年来虽然没有发生过较大改变,但其内部的社会空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一个高档住宅区变为了平民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许多国内外精英因为区位优势和建筑特色选择来到南昌路居住,开启了绅士化的“萌芽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开始允许包括南昌路在内的街面开设店铺。这一举措为南昌路自下而上的绅士化提供了政策基础,比较有经济头脑的精英便来到这里开展经营活动。
之后,随着上海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南昌路在地理位置上成为了繁华的淮海路商圈的“后街”。淮海路的时尚氛围与人流外溢到了南昌路上,使得历史与现代两种元素在这个街区互相碰撞、交融。南昌路的绅士化也开始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由街面商铺和弄堂店铺组成的庞大的商业街区。
2020年4月22日,南昌路一家咖啡店里坐满了顾客,是疫情以来整条街上难得的景象。朱伟珏认为,在绅士化的方式中,自下而上的绅士化更能保存社区原有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性,南昌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上海市民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个体主义关系、商业氛围和城市气质,都能够在南昌路找到缩影,也为南昌路的自治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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