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世界知名学者展望疫情之后的经济前景

原创 深度分析 上海美国研究

《外交政策》杂志近日邀请九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对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了预测。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0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我们需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新冠疫情危机提醒我们：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为了建立看似高效的供应链，我们在世界各地寻找每一个环节中成本最低的生产商。但由此建立的体系缺乏弹性和多样性，且容易受到干扰。这次大流行过后，我们构建的经济体系必须少一些短视，多一些弹性，并对经济全球化远远超过了政治全球化这一事实更加敏感。各国必须努力在利用全球化和建立必要程度的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0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chiller）：这种战时气氛为改变打开了一扇窗。

新冠疫情创造了一种战时氛围，这可能会促成一些重大的改变。我们有理由希望，这场大流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造新的方式和机制来应对苦难的机遇，如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阻止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或许，许多政府向个人发放的紧急救助金是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的途径之一。在美国，更好、更普遍的医疗保险可能会获得新的动力。由于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站在同一战线，现在我们可能会找到建立新的国际机构的动机，以便更好地使各国分担风险。

03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真正的风险在于政客利用我们的恐惧。

如果说在新冠疫情之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支持就已经开始下降的话，那么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加速对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重新评估。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企业目睹了相互依赖的内在风险，以及中断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未来，这些公司可能会更多考虑尾部风险，这将导致供应链更本地化、更稳健，但全球化程度也更低。然而，真正的风险在于，这种由个人和企业自发的、以自我利益为目的远离全球化的行为，将会因为一些政策制定者利用人们对开放边界的恐惧而加剧。他们会以自给自足为幌子对贸易施加保护主义限制，并以公共卫生为借口限制人员流动。全球领导人应该避免这种结果，并保持50多年来一直支撑我们的国际团结。

04

哈佛大学国际金融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对全球化的又一记重击。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主权债务违约可能会激增。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呼声在经济困难时期找到了沃土。对疫情爆发前的全球供应链和国际旅行安全性的疑惑，以及在国家层面对必需品自给自足和弹性的担忧，很可能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继续下去。后冠状病毒时代的金融架构可能不会将我们带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全球化时代，但大流行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损害可能是广泛而持久的。

0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大流行使此前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

大流行将使世界经济此前就已存在的四种状况恶化。一是长期停滞，即低生产力增长、缺乏私人投资回报和接近通缩。由于人们在大流行后会继续规避风险并增加储蓄，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深。二是富裕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抵御危机方面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三是由于人们逃向安全资产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存在明显的风险，世界将继续在融资和贸易方面过度依赖美元。四是经济民族主义将日益导致各国政府将本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

06

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央行的救助。

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和金融伤害可能会给世界经济留下深刻的伤痕。一度被视为谨慎和保守的央行行长们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大胆、创造性地采取行动。即使政治领导人不愿跨越国界协调政策时，央行行长们也可以采取一致行动。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央行都已成为抵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第一道防线。但另一方面，事实证明，政府的财政刺激在政治上很复杂，实施起来也很麻烦，而且往往很难瞄准最需要的地方。

07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正常的经济永远不会恢复了。

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难以估量。许多国家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更残酷的经济冲击。对零售业等已经面临来自网络竞争巨大压力的行业而言，这种暂时的封锁可能是致命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小企业主和他们的家庭正面临着灾难。如果企业和家庭的反应是规避风险并逃向安全资产，这将加剧停滞的力量。如果公众对在危机中累积的债务的反应是紧缩，这也将使事情变得更糟。呼吁一个更积极、更有远见的政府来领导人们走出危机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其将采取何种形式、由何种政治力量来控制。

08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教授劳拉·德安德里亚·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许多失去的工作永远无法回归。

大流行和随后的复苏将加速正在进行的工作数字化和自动化趋势。随着数字化推动服务的组织和提供方式发生变化，在零售、酒店、旅游、教育、医疗和政府等领域，面对面服务的比例将下降。许多低工资、低技能、面对面的服务工作，特别是那些由小公司提供的工作，不会随着最终的复苏而回归。然而，对提供诸如警察、消防、医疗保健、物流、公共交通和食品等基本服务工人的需求将会增加，这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增加在这些传统低工资部门提高工资、改善福利的压力。经济衰退将加速非标准的、不稳定的就业增长（如兼职工人和零工工人），这将导致新的便携式福利系统——该系统与工人一起移动，并扩大对雇主的定义——的出现。

09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马硕凯（Kishore Mahbubani）：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新冠疫情大流行将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走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了信心，但中国并没有对全球化失去信心，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全球参与的结果。美国有两个选择：如果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它将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中国展开一场零和地缘政治竞赛；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利，那么它就应该与中国合作。更明智的建议是：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然而，鉴于美国针对中国不良的政治环境，更明智的建议可能不会奏效。

本文编译自《外交政策》网站文章How the Economy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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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佳骏

原标题：《九位世界知名学者展望疫情之后的经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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