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创建为前秦建元二年，还是东汉至西晋年间？

敦煌石窟艺术群，从广义而言，除包括敦煌莫高窟外，还包括今安西县城南约70公里处的榆林窟、小千佛洞以及今敦煌城西南的西千佛洞。

目前，据相关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创建为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晚于西部新疆的于阗、龟兹等窟，甚至晚于与它相邻的楼兰。这于理似乎说得通，但时间相距那么远就可疑了。作者认为，根据历史的文字记载及通过对莫高窟东、西两方甚至近在咫尺的佛教寺院的建立及佛像的塑造、佛画的创作等具体事件的考察与比较，得出敦煌莫高窟建窟年代。即莫高窟创建的年代上可限于东汉中期，下可限于公元239年至303年索靖生活的时代。

本文节选自作者《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一书章节。

安西榆林窟开凿在东西两岸的峭壁上，窟下水势至今仍湍急磅礴，两岸乱石砂堆、草木丛生，向前蔓延开来，荒漠一片。洞窟内壁画、雕塑因人烟稀少，仍保存完好。开窟时代约始自隋唐，窟前残留有殿堂，现存有唐窟3个、五代窟8个、宋窟13个、西夏窟4个、元窟4个、清窟9个。榆林窟由于大规模营造始于唐代，虽有一些窟由后代人改修或重修，但主要的唐窟似仍保留原貌。大概后来由于它远离城市，人迹罕至，壁画保存完好。如第25窟，色彩的清新明快，线描的雄劲，造型的丰满，极能窥见唐人的风韵丽彩。小千佛洞距安西35公里，开凿时代不详，现存最早的为晚唐的北一窟；南五窟大部属于五代及宋所建，由于风沙侵蚀，大多崩坏。

西千佛洞位于敦煌城西南约30公里处，为当时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党河从这里流过，石窟就开凿于党河北岸的断崖上，现存约20窟，从方形窟及窟内有中心柱的形式来判断，最早建窟应始自北魏时期，部分窟损坏严重。由于年久失修，很少有人过问，致使壁画雕塑毁坏严重，也许是因为它坐落在这石窟林立的我国西部，只能算个小弟弟而受到冷落，甚至被遗弃，唯有党河水长流不息。它远不及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坐落在敦煌东南约25公里处。三危山与鸣沙山两山之间的衔接处是一片宽广数十里的坡地，这片坡地，被远古以来从两山间流出的大泉冲刷，形成了深而广的河床，河床东岸是起伏不平的沙丘，西岸是高耸如削的峭壁。莫高窟就镂凿在这西岸的崖壁之上，犹如蜂巢一般镶嵌着近500个石窟。遥想当年，殿堂建筑雕梁画栋，光彩照人。大泉河水清澈如镜，碧波漾重阁，轻烟绕殿堂。

莫高窟全长1618米。洞窟坐西朝东，南北走向。根据石窟分布情况，分南北二段。北段洞窟除极少数外，多为以往僧徒、修窟画工、雕塑匠师的住所。从窟前遗址发掘的色碟、毛笔等简陋的用具和居住的小岩洞看，可以想见当时画工们的清苦。他们把一生的精力、智慧、才华留在1000余米长的南段洞窟里。如今有壁画和雕塑的洞窟计492个，保存有圆雕塑像2000余身，影塑1000余身。在元代以前的2000多身塑像中，基本完好的原作计1400余身，残缺的有70多身，残缺而经后代修补的有720多身，这些经后代修改、妆色或重塑的佛像，大多已与原作相去甚远。现保存有壁画计45000余平方米。

莫高窟现存的最早洞窟，相当于西凉、北凉统治时期的十六国晚期。莫高窟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清等朝代，上下1500余年间的营造与修建。

朝代的更替，民风的演化，西部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中外的贸易与交往，西部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特征等，在这些洞窟里都得到具体而形象的表现。作为社会历史，它是我国中古时代千余年间西部社会和民族活动的画卷，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作为文化艺术，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西部本土文化精神为合理内核，集世界三大文明之精华，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目前，向外介绍莫高窟的创建为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曾计划在1966年召开建窟1600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会，其根据是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秦者，即是前秦苻坚所建立的小王朝，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

但是，这一记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莫高窟建窟的年代似不确切，因为它晚于西部新疆的于阗、龟兹等窟，甚至晚于与它相邻的楼兰。这于理似乎说得通，但时间相距那么远就可疑了。历史的事实是，敦煌和于阗、龟兹关系极为密切，佛教艺术传入的时间不至于相差那么远。至于晚于敦煌以东的内陆各省的佛教雕刻及绘画，则不在情理之中，令人难以置信。由此问题引申出的又一问题即敦煌早期佛教雕塑和绘画，到底是由西传入还是由东移入，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体或集散地。如果这样，敦煌莫高窟就纯粹是一个过路艺术的集合点，一个无本土文化精神可言的佛教艺术陈列馆，这似乎与敦煌的历史地位不符。

这个问号，将我们带回到历史的遗迹中去：后汉隐帝乾祐二年己酉岁（949）《沙州志》残卷记载有莫高窟兴废的情况，伯希和所盗敦煌石室卷子本（P2691）正面写佛经，背为《沙州志》残文：“今时窟宇，并已矗新，永和八年癸丑创建窟，至今大汉乾祐己酉岁，笇得伍佰玖拾陆年记。”

“大汉乾祐”，即五代后汉隐帝年号。“己酉”当为公元949年，上推596年为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所书“永和八年癸丑”，“八年”即公元352年，且永和八年岁是壬子，上书“癸丑岁”，应当是指翌年的353年。八、九两字，转抄容易出错，由于附上干支，可以使我们查检出差错。另外，此记载写于佛经背面，应是可信的。这样，将莫高窟创建至少提前了13年。

此外，尚有两处记载，将莫高窟的创建提前至公元3世纪中叶，这就是有关晋司空敦煌索靖题仙岩寺一事，见于莫高窟记，此文有二本：一是唐人墨书，现存莫高窟156窟前室北壁西上角（晚唐张淮深所修之窟）的《莫高窟记》所说：“司空题壁号仙岩寺”；二是伯希和窃走卷子本（P3720），两本出入甚少，而以卷子本最全：“秦建元年中，有沙门乐僔，杖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自兹已后，镌造不绝。”（卷本为王重民先生抄本）索靖在敦煌为累世宦族，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官拜酒泉太守，善章草，名声颇著，敦煌是他的故乡，留笔灵岩，当在情理之中。如此看来，可得：一、莫高窟前身叫仙岩寺，在索靖题壁之前即已久有寺院伽蓝存在；二、沙门乐僔及法良禅师系索靖的上一代人或至少为索靖的同一代人；三、自索靖题壁以后，石窟更“镌造不绝”，所谓“镌造”，当指凿窟而言，这可能与索氏为敦煌世家、名门望族有关。索靖官至征南司马，爵位显赫，博经史，通内纬，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乡民中有一定号召力。所以，他题壁之事，后人特别重视，毫无疑问，至公元366年他于莫高窟壁题仙岩寺手书仍存。

索靖生于公元239年，卒于303年，享年65岁。因此恰与号称“敦煌菩萨”的法护是同时代人，法护比索靖早死一年，法护及其弟子早已在敦煌“立寺延学”，说明索靖时代敦煌早已有佛寺，当然不一定是今莫高窟。唯156窟题壁《莫高窟记》载“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已界定了仙岩寺即莫高窟前身，这就说明将莫高窟的创建提前至公元3世纪中叶或下半叶是能成立的。只是那被一致肯定的沙门乐僔及法良禅师二位建窟之勋不好发落，就得往前推上近百年。好在他们的身世尚未有定论，也许是传说，也许是法护或当地名僧的假托也不无可能，这当然是毫无历史依据的假想，但有一条也不得不引起注意：两个到此游方的僧人，若无社会背景和靠山，远离敦煌城开凿石窟，谈何容易！纵然发现有“状若千佛”的灵崖宝地，其自身的力量是单薄的，更何况僧人是不能“捉金银”的，也就是说钱对僧人是垢物，是身外之物，倘若在敦煌地区没有很高声望和影响的大德僧人参与，修建寺院恐怕也是很难的。敦煌过往僧人络绎不绝，想来也不是谁都能修寺造窟的。正如同历朝能建窟供养的，多为敦煌的豪门望族，只有他们才有这种财力，而作为僧侣，只有深得地方官吏及商人的支持、信任并在敦煌有威望，能讲经授徒的高僧可能才有如此的感召力。如果乐僔和法良取得了法护那样的影响和地位，那么至少他们也应该在历史记载上留下他们的身世传记，然而在敦煌的史料碑文中除留下两个名字以外，其他似乎一无所闻。因此，要么法护及其敦煌过往的高僧就是乐僔和法良，要么敦煌莫高窟的创建还得推前，至少也得提前至公元238年索靖出生的年代，这样与新疆诸地石窟修建的年代就大致相符了。

以上是关于有文字可考的莫高窟建窟年代，但这些资料都是后人的追记，其间不乏矛盾之处，而至今尚没有发现建窟时同代人的记述或留下的有关史料。因此对莫高窟以西的新疆诸地的石窟创建时代及以东的中国内陆佛教造像及石窟的建窟时代，作一粗略的概述，对了解和认定敦煌莫高窟的建窟年代是有益的，它有助于我们较为客观的认识和判断。

莫高窟以西的新疆诸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即西汉时代，便已传入佛教，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佛教艺术的传入和石窟寺的修建大约也在此时。我们选于阗、龟兹、楼兰三个地区的实例，从中可以看到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留下了许多佛教艺术的遗迹。

民丰县精绝遗址东汉墓中出土过一件棉织物，其上印有蜡染的供养菩萨和骑在狮上、大部已残缺了的佛像。

20世纪初，斯坦因在若羌县磨郎遗址发掘出一座石佛寺，出土了六尊等人高的泥塑彩绘大佛和精美壁画，李遇春先生曾认定：“初建此寺，至迟不晚于东汉中期。”又说：“库车及其附近各县是西汉时期西域重镇之一、龟兹国的中心地区，那里的佛教寺院很多，经过对出土朽木和木炭标本的碳-14年代测定，森木塞姆千佛洞、东苏巴什古寺、克孜尔千佛洞、西苏巴什佛塔都有东汉时期所开凿的洞窟和艺术品。”

罗布泊古称盐泽，是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东边、若羌县以北的一个已干涸的咸水湖，曾经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湖泊。古罗布泊诞生于第三纪末、第四纪初，水面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公里。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先秦时的地理名著《山海经》称之为“幼泽”。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如坳泽、盐泽、涸海等，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如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洛普池等，还有辅日海、临海、纳缚波等名。元代以后，称罗布淖尔。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意为多水汇集之湖。

古代发源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流域的水流，源源注入罗布洼地形成湖泊。

据史书记载，在公元4世纪初时，罗布泊 “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它的丰盈，使人猜测它“潜行地下，南也积石为中国内河也”。 当年楼兰人在罗布泊边，筑造了十多万平方米的楼兰古城，曾经是一个人口众多，颇具规模的王国。它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它身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它门前环绕着清澈的河流。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上书：“楼兰，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成为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到公元4世纪，曾经是“水大波深必汛”的罗布泊西之楼兰，到了要用法令限制用水的境地。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尽管楼兰人为疏浚河道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尝试，但在此之后楼兰古城最终还是因断水而废弃了。曾经繁华兴盛的楼兰城成为废墟，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敦煌、哈密、鄯善、吐鲁番、库尔勒、若羌都处于罗布泊周边地区。南北两条丝路的交汇点敦煌，成了集散地，作为“丝绸之路”要冲而著称于世，也成就了丝路的辉煌。

20世纪中后期，塔里木河流量减少，两岸人口突然增多，周围沙漠化严重，罗布泊迅速退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完全干涸。现在罗布泊是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面最低并且最大的一个洼地，而其曾经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在烟波浩淼的罗布泊变成一片干涸的盐泽后，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黄沙满途、行旅裹足。就连“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枯一千年”的胡杨树现在也成片的倒下、枯萎、死去。

直到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次进入罗布泊，它才逐渐为人所知。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发现一尊站立的一公尺高的佛像，“上面刻着坐佛笔直的圆柱，是雕刻得很精致的艺术作品，生动的佛像的直柱、莲花台和别种花样的饰物……”有联珠纹与忍冬纹，还有一块木板上刻有打坐的佛，其中四个完好，一个残缺。楼兰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即已衰落，这些雕刻当是它全盛期为寺庙装饰而作， 时间当在公元2世纪，至迟也当在3世纪早期的东汉时代。同时发现的钱币“一枚是在公元7年，另一枚是14年铸的”。还有“一块刻有黑尔米像的古代宝石，叙利亚或古罗马的玻璃”，“用具则有勺子和陶土罐，都装饰着花纹，如印度、波斯的狮子头之类，还有叙利亚的玻璃具”。叙利亚是当时制造玻璃距楼兰最近的地方。斯文·赫定所发现的文物全属公元1世纪到3世纪时的楼兰遗物，说明此时佛教艺术及有关纹饰已经传到了楼兰古国，临近敦煌的边缘，当然绝不会恰好就停留在这边缘而不向重镇——敦煌传播，何况敦煌曾一度管辖楼兰之地。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的不断深入，在古楼兰遗址出土了贵霜王朝的铜钱，钱上铸有释迦佛像，并印有婆罗蜜字母写的“佛”字，这种钱币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表述，系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所铸，说明这种铸有佛陀形象的钱币在公元2世纪时就曾经由丝道传入了敦煌的近邻楼兰。敦煌作为古丝路的交汇点，国际商贸的重镇，古代西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佛教艺术在此落脚当与楼兰同时。相隔咫尺，晚又能晚到何时？绝不可能相差百年！

牟子《理惑论》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

孝明皇帝，即东汉显宗刘庄，年号永平，在位19年（58—75）。这时在洛阳即已经建立了佛教寺塔并绘有佛像，而且是途经敦煌从西域传来。于洛阳雍关西，立白马寺。可以认为是中国内陆有佛寺的最早记载，于寺壁作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可认为是寺壁佛画之始。而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也是目前所知在中国内陆造像之始，其时为永平十年（67）。

《魏书·释老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乃天竺旧状而重构之。”《法苑珠林》一书也有类似记载：汉明帝永平三年某夜，明帝梦见一神人，其人身长一丈六尺，全身呈金黄色，头上有一个光耀夺目的明珠，使人见后，肃然起敬。帝醒后，仍想不出此神人究系何人，遂召见群臣，将梦见神人一事告之，当时有一位叫傅毅的大臣说：“臣闻西天竺，有一位圣人，其所传之教法，能使国内民心向善，一般民众受其教法感化，可达到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境地，此圣人称为佛陀，其人亦身长一丈六尺，全身呈金黄色，陛下所梦见的神人，一定是佛陀无疑。”明帝听后，非常高兴，遂立即派侍臣蔡愔，率千乘万骑出使天竺，由陆路向憍赏弥国出发，一路历尽千辛万苦，长徒拔涉，终于到达憍赏弥国。憍赏弥国的优填王问明原由后，即赠送佛像及经文，连同佛具等，另外又派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位高僧，随同返国，负责讲经。归国后，明帝大为喜悦，立即在京城近郊，建造了一座白马寺。

敦煌以东的中国内陆各省，在东汉之际均有佛教艺术遗迹出现。如河南南阳画像石、山东沂南滕县石刻、四川乐山麻浩享堂石刻、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室壁画等都已出现佛像或有关佛教故事的雕刻或绘画作品。

三国时代的吴，建都南京，佛寺、佛像、佛画等最为盛行。其后六朝时代建寺最多的，要数江南。

敦煌莫高窟以东的佛教造像及绘画，在公元366年前后已相当盛行，早具规模，且已经对佛像雕塑及绘画进行了改造，“依经熔铸，各务仿佛”，使之符合中国内陆民风及欣赏习俗、审美心理和文化精神。

作为东西文化临界地的敦煌，以它在中国西部的历史地位、地理位置以及雄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讲，它完全具备较早地建立佛教寺院的条件。因此，如果说敦煌莫高窟的建立晚于新疆之地还在情理之中，但若说晚于它的东部内陆，则很难令人信服。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文字记载及通过对莫高窟东、西两方甚至近在咫尺的佛教寺院的建立及佛像的塑造、佛画的创作等具体事件的考察与比较，得出敦煌莫高窟建窟年代。即莫高窟创建的年代上可限于东汉中期，下可限于公元239年至303年索靖生活的时代。

这些初创的洞窟，目前尚未找到，但并不等于已经在地球上消失。如果它修建得很精致、很宽大，后代人增添或修改其中的大部，这是可能的，这种现象在敦煌莫高窟是屡见不鲜的，但绝不会毁弃。更何况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保存历史、延续历史的习惯。初创的洞窟总会留下和显露其历史的痕迹和真实的面貌；如果说初创的洞窟很粗糙，当与其时敦煌的历史、经济、文化地位不符，因为这里是国际贸易重镇，是高僧、富商及中外使节居住、落脚、中转的一大都会。正当佛教日盛之际，想来，莫高窟初创之寺窟，也不致粗糙到不如于阗和龟兹的寺窟，当然也不能排除扩建、重修的可能。因为传入敦煌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如果由于对小乘佛教的排斥而引起敦煌寺窟的某些更动、变换，这种情况是否也有可能发生呢？由于人们对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修莫高窟佛龛碑》的偏爱，而认定敦煌莫高窟建窟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同时也认定至唐代已建有“千窟”，显然，这“千窟”也只是虚词，大概为形容其多，要真是“千窟”，那说明有一半多的洞窟被毁坏了，根据莫高窟崖壁及窟前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似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