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见丨美国大城市在1918年大流感中的死与生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置于人人皆知的未知领域（known unknowns）中，引发了关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应当采取哪些危机应对措施等等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尽早防控疫情，是否有利于经济与生产尽快复苏？对经济真正的影响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不同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如何影响疫情的严重程度？如何权衡限制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等非药物干预（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NPI）行为的经济成本？

分别来自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三位经济学家Sergio Correia、Stephan Luck和Emil Verner，在一篇3月底提交的一篇工作论文（见于在线预印社区网站SSRN即社会科学研究网）中，利用43个美国城市应对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历史资料，尝试探寻重视公共卫生、限制社交距离与城市经济如何从疫情中复苏之间的关系。

1918年1月爆发，至1920年12月结束的1918年大流感（1918 Flu Pandemic），是美国也是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感疫情。据估计，这场流感感染了当时世界人口的约三分之一，即5亿人，并导致至少5000万人死亡。在美国，疫情造成全美共55万至67.5万人死亡，使美国人口减少了0.66%，健康群体和18岁至44岁的中青年年龄组别中死亡率尤高。

本研究的三位作者发现，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非药物干预行为来限制社交距离和民众互动的城市，在疫情结束后有可能取得更为强劲的制造业增长。与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今日世界各地采取的措施类似，1918年大流感中实施的非药物干预式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剧院和教堂等公共场所，禁止公共聚会，隔离疑似案例，以及限制商业场所营业时间，等。

当年，加州的奥克兰（Oakland）、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Omaha）、俄勒冈州的波特兰（Portland）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等在公共卫生政策方面表现最好的城市，都在疫情中规定了120天以上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因此死亡率更低，疫情后经济复苏表现更好。具体而言，每提早10天采取防控措施，就能在疫情后让自己的制造业雇佣水平提升5%；每延长50天防控措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将增加6.5％。这些“优等生”城市甚至在1919年就开始进入经济复苏初期，就业、制造业产出和银行资产等各方面均有增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纽约州的奥尔巴尼（Albany）、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和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Saint Paul）等城市只规定了少于60天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因这些城市的此就业、制造业、银行业等方面的许多经济指标在疫情中遭受重创，制造业产出水平下降了18％。（参见下图1）

那么，限制社交距离和民众互动所产生的经济成本会不会让防控措施得不偿失？本文用不同城市的数据进行了解释：“在这场大流感中，如果没有此类措施，经济活动也会减少，因为家庭减少了消费并较少外出工作，以减少感染风险。因此……（这些防控措施）减轻了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扰动。”

用作者的话来说：“没有证据表明，在公共卫生方面采取更积极行动的城市在经济方面表现较差。”换言之，疫情的大爆发无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越早防控，越有利于降低死亡率，并促进经济尽快恢复。

可以说，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此消彼长，取决于不同城市决策者在疫情中对治理与施政的不同态度。但城市决策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具有政策积极性与政策自主性，而非受到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财政实力、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体系等方面的制约与影响？

作者从流行病学中文献发现，稍晚爆发疫情的城市有机会从首先爆发疫情的城市防疫抗疫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伴随着这场大流感由东至西横扫美国本土，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非药物干预行为，各地公共卫生响应强度相对有所提高。也就是说，懒政、惰政、怠政会为当地市民带来灾难，而敢于决策、善于决策的勤政，则当为乡梓之幸事。（参见下图2）

不过，当下的人类社会与一百年前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不断提升的人均寿命和社会发展水平，带来更高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密度；全球化带来更高的人口流动比率和外来人口比例；各国和各地的人口素质和公共卫生系统均有改善，如在信息的传递和接收、避免高危人群聚集、降低医疗系统交叉感染、及时供应医疗物资等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应急反应方面，能力更强大。

三位经济学家特别指出，中国内地、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及早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有助于尽快压平新增病例曲线，闯过流行高峰期，避免成为疫情“震中”，同时还有利于避免经济活动过度受扰，增长断崖式下跌。

值得读者留意的是，在过去的百年间，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活动中已有约70%与消费部门有关，就业结构也主要依赖服务业：服务业部门贡献的新增就业人数远多于制造业部门贡献的新增就业人数。

而在此次疫情中，美国的服务业尤其是休闲娱乐行业严重受挫。过去四周内，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超过了2200万，几乎抹去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有新增就业增长数。失业率的上升通常会令个人收入承压，也与个人支出下行、GDP增长放缓、经济步入衰退及公司盈利停滞等有关。由此可见，疫情一旦开始影响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广泛的开支削减及就业紧缩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新冠病毒疫情中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社交距离控制，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该论文的研究结论，对某些尚未打赢抗击疫情战，就开始迫不及待，希望分阶段重启经济的政客来说，不啻是强有力的警醒。

随着新冠疫情曲线有所平缓，美国白宫方面在4月16日宣布，将分阶段重启美国经济，开放社会生活，具体由各州州长依据本州情况自行做出决定。4月17日，特朗普连发三条推特，内容分别为“解放明尼苏达州”，“解放密歇根州”，“解放弗吉尼亚州”，呼吁放宽对上述几州的管控措施。随后几日，美国多地爆发民众反对“居家令”、“封城令”的示威活动，抗议者高喊“不戴口罩、不做检测”口号，甚至有示威者携带枪支参与抗议活动。

这意味着，如果必要的病毒检测能力和传染病学追踪能力有所缺失，贸然过早重启经济，解除“封城”，大有可能引发第二波新冠疫情，削弱正在进行的防疫工作，使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并最终拖累经济的复苏态势和社会的恢复进程。这篇论文，值得好好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