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余英时与中国人文科学

刘再复 學人Scholar

编者按：为庆祝余英时先生诞辰九十周年，香港《明报月刊》2020年第4期特辟“大师的风采——贺余英时嵩寿”专辑。其中，刘再复先生所撰《余英时与中国人文科学》一文高屋建瓴，对余先生所标示的中国人文科学的实绩、境界，乃至其品行、悲悯情怀，皆有十分精到的论述。此处发布略有删节。

我清清楚楚记得，二〇二〇年是三位同龄人九十诞辰的大好年月。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三人都是我的学术偶像，当代中国的文化圣贤。余英时先生诞生于一月，属兄长。（学人按：此处删去三十余字）李泽厚先生知道我在写作庆贺余先生九十寿辰的文章，特嘱我代为祝愿。他因年迈且早已封笔，就不另著文章了。

大学问家与大慈悲家

余先生当然是大学问家。二〇〇六年美国国会奖（二〇〇三年设立，每届颁发给世界范围內最杰出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人或二人）第三届的奖项授予余英时先生与美国史学家法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九十一岁）。此奖仿照诺贝尔奖（奖金也是一百万美元）。余先生荣获克鲁格奖之后七、八年即二〇一四年，他又荣获唐奖——台湾首次颁发的世界性大奖，可见他是众望所归，有口皆碑。

中国与印度的“重神话”不同，它“重历史”即“重经验”。历史的经验固然值得注意，但个人的经验更可靠，更值得记取。我正是从个人的体验中明白：余英时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做人做得好，即不仅学问伟大，而且心灵也伟大。属于品学兼优的文化巨人。我知道他对国内常作批评，但他所作的一切，只是“明道”，即只是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学人按：此处删去二十余字）。

多数朋友只知道，余先生是大学问家，不知道他又是一个大慈悲家。出国之初，我用电话告诉他：余先生，这回我可斯文扫地了。他立即鼓励我说，不是斯文扫地，而是灵魂顶天了！这句话像雷鸣电闪一样，支撑我灵魂直立，并穿越了三十年漫漫的艰难夜空。他无所企求，也无所畏惧，说话格外率真！我到海外，从他身上得到最多的温暖，每次科罗拉多州发生山火、水灾、雪暴，一定会接到他安慰的电话。有一次，我正在铲雪，他打来电话说：“你正在铲雪吧！我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不要自己铲雪，可雇请年轻人帮忙，我们这里好几个老人都因铲雪而晕倒过去。”连我的妻子陈菲亚都感动地说：“我们在天涯海角里受苦，唯有比我们年长十二岁的余先生记住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开会期间，也唯有他和著名艺术家江青惦记着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工作。他看到我发表在《明报月刊》上的文章，总是鼓励。甚至看到我长女剑梅的文章，也写信夸奖，让小梅高兴得很久。一九九三年我一家人到普林斯顿大学，在他家里住了一夜，他和陈叔平嫂夫人热情招待我们，还说了贴心的话：“再复，上帝对你不薄，给了你两个如此聪明美丽的女儿。”余先生什么都有了，关心我，没有目的，无须任何客套，纯粹是出于对大陆知识分子的悲悯。近十几年，我勤读佛经，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就想起余先生。

记住胡适的名言

到了海外，我不想进入抗议运动，只想专心治学写作。选择之初，我生怕余先生不能理解。没想到，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时，他却满腔热情地说：“我支持你专心做学问，这才是根本。人家敬重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写一些学术著作。”一九九一年，他给我回了贺年卡，鼓励我应记住胡适的名言：“苦撑待变。”第三年我到他家作客，他还解释道：“苦读书，苦写作，这种岁月也很难得。”在余先生的鼓励下，我真的拼命读书，拼命写作，总是处于沉浸状态之中。前三年我在香港，他还激励我说：你一心一意写作是对的。他帮助我，只给予兄长般的暖流，不干预我的生活，更不干预我的人生选择。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只感受到他的大悲悯情怀。在他九十诞辰之际，我把十五年前用笔名发表于《世界日报》之《中国人文科学的实绩、境界与光荣》一文，转发于此（编者按：见附录），以示庆贺。

附录

中国人文科学的实绩、境界与光荣

余英时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一个为中国也为人类工作的人。他虽然立足于探索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虽然富有故国情怀，但他的精神创造却超越中国而且有人类性的普世价值……

美国《纽约时报》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以《两位杰出历史学者分享百万美元的人文科学奖》为标题，刊登获奖者照片并详细报道了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与九十一岁的美国著名史学家法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一起荣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的克鲁格人文科学杰出成就奖。喜讯传开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同仁立即集会庆贺，而海外华人学界也欢欣鼓舞。

克鲁格奖全称为JohnW. Kluge Prize，设立于二〇〇三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亲自主持和督导，并要征询两千名以上的读者和专家意见与推荐，全部过程极其严格。

设立此奖的意图显然是在补充诺贝尔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阙如；因此，立奖时便仿照诺贝尔奖，每年颁奖给史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杰出学者（也就是诺贝尔奖以外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卓越贡献者）一人或两人，获奖者可在全球范围内选拔。

二〇〇三年此奖颁给波兰裔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举世公认的成就卓著，令评奖的第一炮就响彻全球。二〇〇四年颁发给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和美国史学家帕里坎（Jaroslav Pelikan），也属于众望所归。二○○五年未颁奖，二○○六年是第三届。因为余英时教授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里，成就异常突出，本就走在人类思想精英的最前列，所以被选中并非偶然。

正如奖项发布公告对余先生的评语所说，他是当代“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也正如奖项第一主持人、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也是史学家）华林顿（James H. Billington）所说：“余博士的学术及其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国史学、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跨越了许多科技、时空和议题，已深深触及重大问题和人性的真谛。”余英时先生的获奖，再次证明克鲁格奖的召集人与评审团很有眼光，很有学术水准，它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并非虚传。

余英时先生获得克鲁格奖，是他个人的光荣，更是中国当代人文科学的光荣。这是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它将铭刻于华裔人文智慧创造的功勋簿上。如此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在近、现代史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根本进入不了欧美人文研究中心地带，根本不被西方学界看在眼里，正如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不被瑞典学院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看在眼里。

余先生此次以自己超群的（不仅超中国之群，也超西方之群）、无可争议的人文业绩使西方学界刮目相看，确认在中国文化母体中诞生的中国血缘的学者拥有跨越科技、跨越国界、跨越时空的非凡智慧，确认他在西方学术中心地带进入“重大问题和人性真谛”并获得非凡的建树。这种确认在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甚至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确认，使余英时先生的成就带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已进入国际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主流，它的思想成果并非枝枝叶叶，而是人类思想大树主干的一部分，它也在支撑着今天充满生机也充满困境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类的良知体系。

虽说余英时先生的成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人文科学的光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一定会产生余英时，也不是意味着这个历史时代一定会产生余英时，当然，也不是到西方深造后就会产生余英时。这不是一种必然。反之，余英时的产生与历史上其他卓越人物的出现一样，是一种个案。余英时先生的成功完全是生命个体的天赋、精神加上后天不屈不挠的勤奋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他选择的钱穆、杨联陞等老师扶持的结果。

余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权力倒一切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人文学术来说，不仅不是好时代，而且可以说是很坏的时代。但年仅二十岁的余英时却幸运地走出政治阴影，奔赴香港新亚书院拜钱穆为师，攻读五年后又跨洋过海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深造六年，更系统地钻研中国国学原著，理清其数千年脉络。由于他过人的才华和超人的勤奋，再加上国学与西学的双重修炼，他在三十而立之年就进入“不惑”之境，完全打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血脉。这之后的四十多年，他便进入一发不可收的精神价值创造时期，孜孜不倦，直到七十岁之后，还写作了《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部长达一千页的历史巨著。结束了学界只知朱熹乃是“心性”学之大成，不知其余的局面。余先生把朱熹的贡献全面展现。四十年来，他的著作频频问世，让人难以跟从其步伐。而其品质和功夫，又少有同时代的中国学人能够企及。《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专著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文章，及为师友、后来者所写的序跋。余英时的书单，可以说是华人学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海外）中最丰富、最有分量的书单。这个书单它涵盖的学术蕴藏，体现并代表二十世纪下半叶至新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文科学的实绩，当之无愧的最具代表性的实绩。

余英时先生的名字与成就不仅代表着中国人文科学的实绩，而且体现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境界。这一境界首先是他个人独立不移的学术立场与作风。他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一样，尽管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从不拉帮结派，从不称王称霸， 从不自炫自售。“君子群而不党”，他连“群”都没有，只有“己”的耕耘，“己”的著述，“己”的声音，比君子还君子，是彻头彻尾、不党不群的“单干户”。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者，他虽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不立山头，也不承担任何天下“重任”，但他却敢于面对天下，面对中国，面对一切人间黑暗，并敢言敢写敢说真话，敢于进行坦率的政治批评与社会批评，绝没有中国文人常有的酸气、矫情，更没有奴才气。他是当今中国一个毫无奴颜与媚骨的真正知识人。由于他生性耿直，所以嫉恶如仇，见到WG这种“牛棚”现象和其他种种人间的不平现象，就愤而直言，说出他人说不出或不敢说的话。他说这些话，究其根本，是在替他精心研究的“士人”仗义执言，抗议权势者对知识人的压迫和对优良学统的摧残。 他批评郭沫若等的依附权贵，又竭力肯定陈寅恪、顾颉刚、吴宓等的学术原则和关注他们的命运，无非都是在维护知识人的一点起码的尊重。从表面上看，则是“很文化”、“很人性”。有些对人间黑暗从不置一词的聪明学者，给余先生扣上“FG”帽子，无非是要借此抹煞余先生的巨大成就，并让普天之下都来预设对知识分子和对中国文化的肆意践踏的合理性。其实，在文化高度极权的条件下，余英时先生的人格才是中国最缺少也是最宝贵的人格。

但是，余英时先生荣获克鲁格奖，其根据却不是他的社会政治批评，而是他真正富有原创性与建设性的学术建树。只要阅读余先生的论著，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库，其中没有一篇空头文章，也没有一部是只炫耀学问姿态而不寻求真理的著作。余先生曾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史学、史家与时代》，见《余英时文集》第一卷页九十）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我们在他的论著中，看到的是历史、现实、心灵的交融跳动，是学术与生命的连接，是活的史学不是死的知识材料。于是，我们会发现余英时文库有几个“三通”特点，也可以说是三者兼备的特点。除了“文、史、 哲”三通和“学、胆、识”三者兼备之外，进而还会发现，他的论述非常扎实，论据非常可靠，考证功夫很深，而在论证的过程中，不仅眼界非常开阔，而且心胸充满理解的同情与慈悲，从而又呈现出“史德、史识、史实”三者的一致。如果更深一步，用更“内行”的眼睛观察，又会发现余英时先生在大方法论上，致力于打通“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三大领域，而每一领域又是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与西方人文史的三者并举。读余英时先生的名作是一种享受，因为他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在复杂浩瀚的知识沧海中游刃有余的艺术，学问、思想、文采等三绝兼有的艺术。人文科学达到此一境界，实非易事。所以我们要说余先生不仅代表中国当代人文科学的实绩，又代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境界。

余英时先生继承了钱穆先生的优秀学统，又加以发扬光大。在地下休息的钱先生看到自己的学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定会感到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余英时先生在其导师手臂的推动下，不仅用中文写作，而且用英文写作，不仅在华文世界产生影响，而且在英语世界里产生影响。此次获奖并非因他是中国人，他的成果需要两千名读者与专家的推荐，这其中大部分可都是美国人和西方学者。余英时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一个为中国也为人类工作的人。他虽然立足与探索中国文化思想传统，虽然富有故国情怀，但他的精神创造却超越中国而具有人类性的普世价值。在人文科学被政治所奴役的时代里，在以西方史学哲学为「典范」的环境中，一个中国学者能如此灿烂的屹立于世界文化的面前，实在是中国人文科学的光荣。

写于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国科罗拉多州

以上是我在余英时先生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时，用笔名“石峻”写的文章，此时就不另写了，只使用旧文章真实地表达我的无限敬意。敬祝余先生万寿无疆！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近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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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再复：余英时与中国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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