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牛奶吃牛排”背后的鏖战：牛瘟是如何被根除的？

随着人类与动物接触的日益增多，各种人畜共患疾病如疯牛病以及动物源性传染病如埃博拉出血热(EBHF)等频频暴发，此类疫病的暴发对个人健康、国家安全甚至世界稳定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基于此类传染病的严重性，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和发挥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协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作为一个跨政府间国际组织，自1924年成立以来，为维护全球动物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致力于解决如牛瘟等传染性动物疾病，还着力于解决其他跨界动物疾病尤其是人畜共患疾病。牛瘟的根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牛瘟（rinderpest）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动物疾病，自人类开始驯养家畜以来就已经存在。牛瘟与麻疹属于同一科，通过受感染动物与健康动物之间的接触传播，它可以感染牛和其他被驯养的、野生的偶蹄类动物，在某些畜群中其致死率高达100%。其中，牛是最易感染牛瘟的物种。牛发病后出现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口腔糜烂性病变、鼻孔和眼睛流出分泌物、严重腹泻和脱水，发病后通常10-15天内即死亡。而在其他物种中，牛瘟的临床症状可能会相对温和。

2011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第79届全体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牛瘟已经被根除，这就意味着牛瘟成了继天花之后第二个被消除的病毒性传染病，是动物卫生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然而，相比于对天花的了解，人类对于牛瘟却知之甚少。究其原因在于牛瘟与天花不同，它是一种在畜类中间传播的疾病。尽管如此，牛瘟作为世界上第一次被根除的动物疾病，如同天花是迄今为止唯一被根除的人类疾病一样，意义重大。

牛瘟起源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大草原，后来随着军事活动和牲畜贸易而横扫欧洲和亚洲。在19至20世纪，这种疾病又严重影响了非洲部分地区。此外，牛瘟也曾短暂肆虐过美洲和澳大利亚，但很快就被消灭了。牛瘟的暴发对于欧洲、亚洲及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罗马帝国的衰落、查理曼大帝对欧洲的征服、法国革命的暴发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贫穷与牛瘟的暴发均有关联。

自中世纪至近代，牛瘟在欧洲地区周期性蔓延，它的破坏性在18世纪时达到顶峰，其间主要经历了三次大暴发：1709-1720年，1742-1760年，以及1768-1786年。牛瘟第一次于1709年在俄罗斯暴发，之后迅速蔓延至波兰、意大利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20年代。其后，牛瘟于18世纪40年代卷土重来，并持续了近二十年。18世纪60年代牛瘟第三次在欧洲地区暴发，并给该地区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整个18世纪，欧洲就有2亿多头牛丧命于牛瘟。

19世纪时，牛瘟疫病又随着欧洲各国的殖民统治传播至亚洲及非洲等地区。如以亚洲地区的菲律宾群岛为例，该地区在1886年末经历了第一次严重的牛瘟暴发，其根源可能是西班牙殖民当局运入外地的牛。牛瘟在菲律宾暴发的速度十分惊人，这可能是菲律宾群岛在整个19世纪所经历的最大灾难，导致整个菲律宾地区牛的死亡率高达90%，病死的牛多得几乎遍布整条河流，甚至一度影响正常的航运活动。

不幸的是，牛瘟在菲律宾的暴发并不是一个例外，19世纪后半期牛瘟又在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肆虐。1884年牛瘟首次出现在埃塞俄比亚，1888年至1889年间，牛瘟开始向南蔓延，几乎覆盖了整个埃塞俄比亚地区，以及邻国索马里、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等地。到1892年底，埃塞俄比亚约有90%的牛被屠杀，而乌干达更有约有95%的牛为此丧命。同年，牛瘟亦蔓延到西非地区。截止1897年，牛瘟已经传播到南非地区，并最终遍布非洲全境。19世纪80年代暴发的牛瘟使整个非洲大陆的数百万头牛和野生反刍动物因此而丧命，给当代居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正如一位法国传教士在英国的莱索托殖民地所惋惜的那样：

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牛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牛，从它身上获取肉和奶。此外，牛在田地耕作、肥料供应以及货物运输等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牛瘟的暴发给非洲大陆造成一系列严峻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欧洲的征服和殖民铺平了道路。

牛瘟疫病导致了数亿家畜和野生动物的死亡，同时也对欧洲、非洲及亚洲等地区的动物福祉、人类健康以及农牧生产等方面造成巨大的打击。牛瘟的暴发虽极具毁灭性，但客观上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成立提供了原动力。

牛瘟疫情在欧洲的再次暴发特别是1920年在比利时的肆虐，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成立的直接诱因。1920年，从印度运往巴西的瘤牛感染牛瘟，途经安特卫普港，牛瘟疫病在比利时意外暴发。之后，牛瘟疫情从安特卫普港口传播至欧洲其他地区甚至全球各地，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冲击。

鉴于牛瘟疫情的严重性，世界各国认识到合作防治此类疫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法国的倡议下，一场全球性的会议于1921年3月在巴黎召开。与会者呼吁在巴黎设立一个控制传染性动物疾病的国际办事处（International Office），并提出以下建议以协调国际社会今后在根除牛瘟疫病方面的努力：第一，当牛瘟暴发于某一地区时，该地区应立即以电报通知邻国；第二，在给予大量补偿的条件下强制宰杀病禽和临床上可疑的牛科动物，并尽可能宰杀任何受感染的动物；第三，禁止无牛瘟地区使用任何有毒性或可能导致牛瘟病毒毒性复发的产品来对动物进行免疫；第四，禁止无牛瘟的地区（除国家监管的科学机构外）生产牛瘟病毒的疫苗和血清。这些建议为之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目标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经过漫长的外交谈判，阿根廷、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丹麦、埃及、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摩洛哥、墨西哥、摩纳哥公国、荷兰、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暹罗、瑞典、瑞士、突尼斯、捷克斯洛伐克等28个与会国终于在1924年1月25日达成了一项《国际协定》（International Agreement），并于同年建立了“国际兽疫局（OIE）”, 后改称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根据1924年《国际协定》的规定，国际兽疫局的操作规程被载入一套被称为“《基本文件》”（Basic Texts）的文本中，其中包括：《组织法》(Organic Statute)、《组织条例》(Organic Rules)、《总则》(General Rules)、《财务条例》(Financial Regulations)以及其他文本。其中，《组织法》主要界定了国际兽疫局的职责与使命，以及各成员国的历史性承诺等。《组织条例》主要对国际兽疫局的组织结构及其责任、财务规则，特别是各成员国应缴的法定年度会费作出规定。《总则》规定了实施《组织法》以及《组织条例》条款的具体操作细节。《财务条例》对国际兽疫局的财务管理作出规定。其他文件规定了国际兽疫局的其他机构，如专家委员会及工作小组等的任务和内部规章。

根据《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国际兽医局的主要使命是：第一，促进并协调各成员加强对传染性动物疾病的病理学及预防方法的研究；第二，收集并提请各成员国政府或其卫生服务部门注意与动物流行病的传播及其控制手段相关的事实和文件；第三，审查有关动物卫生措施的国际协定草案，并向成员国政府提供监督其执行的手段。此外，根据该法第五条的规定，各成员国应定期向国际兽疫局提供，关于牛瘟、口蹄疫、传染性胸膜肺炎、炭疽、绵羊痘、狂犬病、鼻疽病、马媾疫以及猪瘟这类疫病的信息。与此同时，疫情国应以电报通知国际兽疫局其境内发现的首例牛瘟或口蹄疫病例。根据该法第九条的规定，国际兽疫局应将其收集的有关动物疫病方面的信息以“《公告》（Bulletin）”或特别通报(special notifications)的方式提请各成员国的注意。另外，国际兽疫局也应以电报通知其他成员国及其卫生服务部门关于首例牛瘟或口蹄疫病例发生情况的报告。

根据《组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国际兽疫局由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中央局(Central Bureau)、执行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区域委员会（Regional Commission）以及专家委员会(Special Commission)五个机构组成。其中，国际委员会，之后改称为“世界代表大会”，是国际兽疫局的最高权力机构，其由各成员代表组成，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会。中央局，之后改称为“总部”，由总干事(Director General)管理，主要负责日常工作。执行委员会，之后改称为“理事会”，主要由国际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上任主席和六位代表组成，并负责在全会闭会期间，代表国际委员会行使职能。地区委员会常设非洲、美洲、亚洲、远东和大洋洲、欧洲和中东五个地区委员会，主要负责反应世界不同地区的具体问题，并开展地区合作，以及协商制定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和控制的区域计划。专业委员会常设陆生动物卫生标准委员会、生物技术标准委员会、动物疫病科学委员会和水生动物卫生标准委员会等4个专业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来研究流行病学及动物疾病的防控，以及制定与完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标准。

20世纪20年代，英国兽医学家J.T.Edwards发现注射过稀释的牛瘟病毒的动物能够终身免受此病毒的侵袭，但此方法并不十分适用于免疫能力较弱的牛。因此，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防治牛瘟病毒的第一步便是与各成员国的研究机构建立科学合作，以寻找最有效的方法来防治牛瘟疫情的蔓延，包括生产安全有效的牛瘟疫苗。20世纪60年代，英国兽医病理学家沃尔特· 普洛赖特（Walter Plowright）博士用组织培养的方法制备了新的牛瘟疫苗，这种高效、廉价而安全的疫苗在消灭牛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鉴于此，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其成员国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牲畜的患病率和死亡率。然而，由于牛瘟疫苗接种方案的中断，牛瘟又于20世纪80年代在非洲大陆再次暴发，并造成毁灭性后果。因此，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过建立流行病学检测系统的官方标准和设定牛瘟无疫区来协调国际社会统一行动，以应对牛瘟疫病的死灰复燃。

为了早日达到根除牛瘟病毒的目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自成立以来，不仅主动发起若干根除牛瘟的全球运动，而且积极参与由其他组织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项目。长期以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动物疾病防控方面开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合作。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994年发起了全球根除牛瘟计划（GREP），该计划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作为一个全球协调机制，该计划旨在联合国际社会，共同采取全面系统的方法来防治牛瘟，同时为实现根除牛瘟的目标提供技术指导，这对于根除牛瘟目标的实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其他伙伴机构、政府、非洲动物资源局等区域组织和世界各地社区多年来的共同努力，2011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最终宣布根除牛瘟，牛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根除的动物疫病。牛瘟的成功根除是人类在战胜传染病的漫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对全球农牧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牛瘟的根除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仅在非洲地区牛瘟的根除就避免了每年9.2亿美元的损失。牛瘟的根除不仅保护了牲畜，而且帮助贫困地区免于饥荒，并由此改善了这些地区农牧民的生计，保障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粮食安全。此外，在牛瘟根除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对于全球防治其他动物疫病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例如，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全球牛瘟根除计划是国际性根除牛瘟病毒努力的开始，其在牛瘟的根除过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正在以全球牛瘟根除计划为样本，开展一项新运动，以消除世界上的小反刍动物疫症。小反刍动物疫症是一种影响绵羊和山羊的动物疫病，每年造成高达21亿美元的损失。

虽然牛瘟疫病在野外不再暴发和流行，但直到2012年，全球大约20个国家的实验室里仍然存有牛瘟病毒和样本，它们中有些未能达到生物安全要求的标准，一旦病毒“逃逸”将使得一国全境失去牛瘟无疫状况，并进而打破全球牛瘟无疫的状态。有鉴于此，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开展了一项牛瘟警戒运动（Rinderpest Vigilance Campaign）以确保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牛瘟的威胁，并在牛瘟根除后阶段时刻警惕牛瘟的死灰复燃，以维持全球无牛瘟状态。与此同时，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还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力发起《全球牛瘟行动计划—根除后阶段》，这是有关应对牛瘟可能再次暴发的国际行动方案，该计划将一个应急管理周期应用于牛瘟可能再次暴发的预备、预防、发现、应对和恢复之中，并明确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在此周期每个阶段中所应负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在牛瘟根除阶段还是根除后阶段，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牲畜贸易的增加、集约化畜牧业的发展、食品生产的工业化与营销的全球化以及人类对动物源性食品需求的增长，动物病原体的传播媒介正在日益增加，由此导致全球动物疫病有增无减。此外，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于动物，现有的人类传染病中60%是人畜共患的，而且每年新出现的5种疾病中就有3种属于动物源性疾病。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应当重视发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此类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作用，同时共同协作来加强对动物流行病的研究以从动物源处入手控制病原体，这是目前人类保护自身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General Disease Information Sheets,”（2016）, p.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eng/Media-Center/docs/pdf/Disease-cards/RINDERPEST-EN.pdf.

2.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ow much of an impact has rinderpest had on history?,”(2015)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o.org/ag/againfo/programmes/en/rinderpest/qa-rinder.html.

3. Dorothee Brantz, “‘Risky Business’: Disease, Disaster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Epizootic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Germany,”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7, No. 1 (2011), p.35-51.

4. Amanda Kay Mcvety, The Rinderpest Campaign: A Virus, Its Vaccine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2.

5. Ken De Bovoise, Agents of Apocalyp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8-160.

6. African Union Inter-African Bureau for Animal Resources, “Position Paper Agriculture Ministers’ Conference 2010: History of Rinderpest Eradication from Africa Impact, Lessons Learnt and Way Forward,” (2010), p.2. Retrieved from: http://www.au-ibar.org/component/jdownloads/viewdownload/31-serecu/631-doc-20100514-serecu-positionpaperrinderpest-en.

7. H. Dieterlen, “La peste bovine au sud de l’Afrique,” Journal des Missions Evangeliques (1897), p.15-16.

8.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Rinderpest Porta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ie.int/en/for-the-media/rinderpest/what-is-rinderpest/.

9.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 Bulletin 2011-2,” (2011), p.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eng/Publications-%26-Documentation/docs/pdf/bulletin/Bull-2011-2-END.pdf.

10.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 Bulletin 2011-4,” (2011), p.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eng/Publications-%26-Documentation/docs/pdf/bulletin/Bull-2011-4-END.pdf.

11.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The Odyssey of Rinderpest Eradi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ie.int/en/for-the-media/editorials/detail/article/the-odyssey-of-rinderpest-eradication/.

12.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Maintaining Global Freedom from Rinderpest,” (2017), p.1.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o.org/3/a-i8228e.pdf.

13.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Eradication is not the end of the Rinderpest History,”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ie.int/en/for-the-media/press releases/detail/article/eradication-isnt-the-end-of-the-rinderpest-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