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物与象征符号：口罩的道德调节

新冠疫情期间，口罩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公共场所中，路人用口罩遮盖原本表情达意最为丰富的面部。针对口罩类型、如何戴、为何戴、是否需戴等，各人圈层中都展开了热烈讨论。

围绕口罩的日常实践，在“戴”与“不戴”之外，还有更为多元复杂的差异。一枚口罩为不同社会、文化、政治体系中的人，呈现出一系列必须做出的道德决策。口罩也通过自身符号意义的象征建构，促成对道德决策不同性质的解释和评估框架。

2020年4月4日傍晚，上海淮海中路上的人潮。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针对不同文化在疫情期间的表现，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的《我们不能给病毒找到理由》一文中提出，东亚抗疫卓有成效得益于东亚“儒家思想”的“依顺服从”（obedient submission）的传统和“数字监控”系统之发达。对此，人文学者张生撰文提出，中国及东亚在抗疫中体现出来的“服从”非“儒家服从”，乃是与欧洲一样对社会规则的“现代性服从”，且必须包含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两类解释各有精彩表述，但聚焦重点都落在社会结构与个人关系上：儒家服从指向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权威，现代性服从的对象是抽象的语言规则。而口罩等抗疫中核心的技术物和符号所发挥的力量并未被明确提及。

无论作为与身体亲密贴合的技术物，还是作为具有较高社会显著度的象征符号，疫情期间的口罩，产生了重要的道德调节作用。道德调节是维贝克的概念，突出了技术物在与人交互情境中，即“正被使用”状态下，带来的伦理挑战和道德行为改变。

2月18日，上海市中心一处公共空间，戴口罩的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把头偏向另一侧。

作为技术物的口罩，更多通过其物理设计和实物流通影响市民围绕口罩的道德选择。而作为象征符号的口罩，则依赖不同文化系统在传播过程中叙事形式和意义结构生产来实现道德调节。口罩作为技术物的道德设计和它作为象征符号对个人道德选择的架构，展现了佩戴者主动选择与口罩物质属性间的辩证，很大程度解释了不同文化口罩相关实践的差异。

笔者认为，从口罩技术物的设计和口罩象征意义建构的道德架构效果着眼，可以更激进地突出佩戴者个人主体能动性在技术物质性条件界定之下的发挥。引入“物”的维度与文化的聚合，可为理解不同文化抗疫中的表现提供社会结构之外的解释路径。

自利或利他的道德框架

口罩议题最初引起关注，很大程度因华人在国外佩戴口罩招来个别西人白眼，甚至激发种族歧视和暴力事件。而有些在华西人佩戴口罩不情不愿，与国人难以同步——又引发外国人不顾大局、不遵中国规定的众口谴责。事实上，其中充满了围绕口罩象征涵义的跨文化误解。

口罩在中西方文化中，内在象征意义原就根本不同。很难忽略不同文化脉络的差异，而以全球唯一的道德框架评估理解全球在疫情期间的“戴口罩”状况。意识到口罩符号不同含义带来的道德评判标准不同，对抗疫中的相互理解和共同行动至关重要。

2月2日，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购物的外国人。

就其起源而论，口罩最早的原型据说出自我中华。《礼疏》中记载古时权贵为防止自己吸入粉尘或他人的污浊口气，常以丝巾“掩口，恐气触人”。《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载，元代宫廷的献食者常“以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大抵是皇家怕下人口气浑浊，沾染自己的食物。可以想见，口罩最初即被那些出得起高价买丝巾或绢布（也有考据说是更昂贵的蚕丝和黄金线）的少数群体，用来隔断自己身体（或即将成为身体一部分的食物）与不友好的外界环境的交流。

在没有疫情之时，口罩常被国人在冬日用作面部保暖，在空气污染严重时用于防止吸入雾霾，或被各路明星在公共场合遮掩面部。可见，中国无论在文化传统，还是在现今日常生活中，口罩多被用于保护佩戴者本人免受外在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被用于自利。而且，口罩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未必总与瘟疫或重大灾难联系在一起。

而西方文化中常把口罩直接翻译为“plague facemask”（瘟疫面罩）。语义上，口罩同“plague”（瘟疫）联系在一起。从西方文化传统实践看，口罩更多被已确认感染瘟疫的病人用来防止自己传染他人。换言之，口罩在西方语境中常被用于他利目的。佩戴口罩的行为本身，很多时候可能使旁观者将佩戴者默认界定为“病人”，构成社会公共健康潜在的威胁来源。

此外，中文的口罩，语义上看罩住的是“口”——即不洁物进入体内的主要入口，并不是脸。而（face）mask 与脸有关。西方文化中，口罩一词的词源皆与此紧密相连。口罩指向“伪装与假脸”（16c Middle French masque）、面目模糊的魅影噩梦（中世纪拉丁语 masca）、“热衷于搞恶作剧的顽皮小丑”（阿拉伯语中maskharah），“女巫”（旧奥克西坦语 masco）。更有甚者，口罩一词的涵义甚至可追溯到隐喻色彩更强的“暴雨到来前的黑云”，与末日来临的压抑感隐隐相符。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脉络中，遮盖面部的口罩带有隐藏掩盖（背后可怕真相）的负面意味。

2月18日，上海老西门，坐在电动车后的女孩。

最后，口罩这一象征符号在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常能激活西方公众对类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等全球公共卫生灾难的创伤性记忆。西班牙流感留下大量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被迫佩戴口罩的影像。其诡异的视觉效果与西方宗教中“世界末日”的意象遥相呼应。按Lynteris （2018）等学者的说法，口罩构成了人类依靠理性和科学对抗现代社会中不可见的存在性风险（existential risks）最有力的象征物。作为人类整体与不可知的瘟疫病毒之间唯一的屏障符号，口罩在挡住无情灾难时，“最终将我们人类集体转变为居于自身灭绝边缘的濒危物种”。

不同文化脉络中对“口罩”象征意义的多样建构，为人们选择佩戴口罩的做法提供了道德评估的参考框架。

从利他的评价框架看，强制个人以自身舒适和方便为代价采取利他措施，本身需在自由主义和“社会公德”框架下提高对个人的说服力。在公众感知中，佩戴者更易与“瘟疫携带者”关联，被视为公共健康的潜在威胁。大量普通人日常佩戴口罩的意象，也很容易引发集体的生存性焦虑和恐惧。

而从自利角度切入，关于佩戴口罩的劝服信息，更多强调戴口罩是对佩戴者自身及家人必要的防护措施。对个人“戴口罩”行为的道德评估也大多从是否对自身、家人乃至居住小区安全负责的角度提出（所以，通过家里晚辈动员长辈戴口罩，在中国效果明显）。而口罩主要功效在于防止佩戴者“吸入”环境中的飞沫——于是，公共场合有国人揭开口罩咳嗽或吞云吐雾的做法，便可从道德伦理上说明。

作为技术物的道德设计

与口罩相关的物质力量同样发挥道德调节作用。事实上，口罩作为身体技术物的物质力量与其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相互契合，利用技术物本身的“强迫”、“劝说”和“引诱”（维贝克，2011）塑造了疫情期间个人围绕口罩的道德选择。

“物的道德”与基于社会权力的数字监视、对权威的服从或基于社会互动的劝服诱导都不同——口罩通过技术物本身设计，来调节使用者的道德选择，为个人行使主体道德的能动性留下更多余地。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结构与个人两元的“物的解释”，也为全球疫情期间不同文化群体围绕“口罩”在承认彼此文化意义差异的同时展开共同行动创造了可能。

作为技术物，口罩物本身的设计特征，会强迫佩戴者在公共空间中以特定方式行动。技术的强迫性内在于口罩的物理设计，未必诉诸更高的社会权威。技术物强迫的一个例子是马路减速带——无论驾驶员是否愿意，开车经过减速带时，都会受到迫使其减速的物理作用。

3月7日，上海松江醉白池公园外，盛开的玉兰花下，收垃圾的阿婆。

口罩同样有发挥强制作用的方式。譬如，防护级别较高的口罩，通常连续佩戴时间不宜过长，人佩戴一段时间后需脱下呼吸。基于口罩疫情期间的象征意义，人们需要佩戴有效阻绝病毒传播的口罩。但防护口罩的技术要求，又多少强迫人们减少或放弃佩戴高防护级别的口罩长时间停留于公共空间，或是进行长时间室外锻炼和体力劳动。

与此类似，口罩以不透明的材料遮蔽口鼻和面部，不仅改变了人们把握社会距离的“规则”和肢体语言的重要性，也迫使佩戴者调整日常理容行为。口罩使用一段时间，若给出强烈的负面嗅觉或触觉刺激，即用物的形式“强迫”使用者更换口罩。此外，口罩表面若印有二维码，配合扫码装置，则对哪些地方必须戴口罩也可直接强制。口罩的物理属性和形态决定佩戴者无论是否赞同，都必须如此行事。

对此类技术强制的反制，通常只有采用技术物设计的方式。例如，对必须长时间从事户外重体力工作的人而言，防护口罩有必要针对特殊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做调整。无论口罩的呼吸阀，还是网民对时尚设计和个人定制款的热情，虽然必须让位于口罩自我防护的意义，但多少显示出大家对技术物性强制的反应。

3月6日午后，上海人民广场草坪熟睡的人。

此外，口罩还会做出纯粹物理上“物的反馈”。不同技术物的“物的反馈”不同。凳子腿的吱吱声，节能洗衣机耗电耗水减少，乃至口罩在佩戴中气味、颜色和松紧的变化，都可视为技术物的反馈，对使用者进行“劝说”。其中牵涉佩戴者作为认知主体对口罩特殊“反馈”的辨识，需要人们对口罩使用过程中的“还嘴”进行选择性关注、解释和记忆。技术物发挥“劝说”作用的过程，充满了使用者通过既有的文化认知与口罩物质性”反馈”之间展开“协商“的意味。

而口罩在“劝说”上的特殊性在于，许多物质性反馈不能直接被佩戴者感知。据说，使用过的口罩需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看出黄色杂质和毛丝的增加。显微镜放大到接近2000倍才能看到口罩表面存活的病菌。

但使用口罩过程中散发的气味、口罩表面的褶皱、耳挂绳的松弛、颜色的改变，甚至口罩用过丢弃后对本地环境的负面影响，都是可感知的反馈。由此，口罩颜色，气味，触觉等各方面可感知的技术特征可以被设计指向口罩在使用中“不可见”的物理变化。通过让佩戴者更易感知“物的反馈”，“劝说”其选择、佩戴、更换、抛弃口罩，似乎是应有之意。例如，用不同颜色标识口罩不同类型和防护级别，而褪色过程指向更微观的物理变化，“劝说”使用者及时更换口罩。

2月1日，上海新天地街口散步的人。

最后，技术也可通过“引诱”发挥道德调节作用。技术物的“引诱“更多涉及物品对各种情感欲望诉求和非详尽性信息处理方式（non-elabora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影响。“物的引诱力”通常存在于特定技术物与其他技术物（或其他技术实践）的关联中。 最常见的例子是针对享乐型消费品的感官营销：综合利用气味、颜色、味觉、触觉、听觉等元素的组合，设计商品的摆放方式和位置，以求凭借物本身提供的感官刺激来引诱消费者。

由“物的引诱”看，口罩走出医院等感官体验相对干净单调的环境，物的设计（尤其是给佩戴者和旁观者带来的感官体验）需更灵活地贴合日常生活多样化场景。例如，在颜色和款式上，若能以更具个性化、风格化的方式与佩戴者的妆容服饰相关联，提供适合不同社会场景的“口罩套装”形象，则更可能“引诱”普通人佩戴口罩。

同理，根据不同文化在触觉体验和物品价值感知间的联系，防护口罩需要在触觉上让使用者感觉并非“单薄廉价”而是摸上去就很“扎实靠谱”。而口罩的嗅觉触觉体验多大程度让人感到愉悦，其佩戴脱卸多大程度上能与不同社会场景灵活适应，决定了口罩能否“引诱”市民主动佩戴。

2月7日，上海人民路上一家药房。

将疫情描述为危机和战争的话语框架，证实了短时间实现大规模社会动员和统一行动对 “战胜疫情”的必要性。与此相应，佩戴口罩常被描述为普通市民对社会权威或抽象规则的服从。但随着口罩更贴近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尤其随着危机逐渐进入“常态化”，如何戴口罩的问题，越发成为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道德选择。

在数字社会权力强制和服从的传统架构之外，从口罩作为象征建构和作为技术物的道德化设计着眼，更可能看到一种面对全球灾难时超越差异与普世两元对立的道德预演。

（作者潘霁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