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劳动｜全球5亿人将陷入贫困，全民基本收入迫在眉睫？

全球“大流行”已经叫停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失业率在全球范围内陡增，零工经济从业者更没有任何保障。在此情况下，关于“全球基本收入”的讨论又迎来了高潮，被纳入一些政府挽救经济的举措之中。近日在西方世界引发热议的是西班牙政府，他们计划引入一项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措施，于三个月后实施，将为收入低于200欧元的个人或低于450欧元的家庭每月提供500欧元的现金补助，直到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正式推行为止。几日前，梵蒂冈的教宗方济各也致函劳工运动团体，呼吁人人得到全民基本收入。事实上，从美国、加拿大、芬兰等西方发达国家，到印度、肯尼亚等欠发达国家，都曾经有过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案例。本文尝试总结以往的经验，并分析全民基本收入在当下的可行性与在更长的时间线上应对新自由主义的必要性，也同时提出了各方对这一方案的顾虑。

疫情下，重新讨论“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止4月9日，全球范围内确认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达到143万人，是SARS感染人数的50倍，85000余人因此丧生。在此次全球性流行病中，除了医疗保健和生命健康之外，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经济破坏。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严格的隔离措施，人们只能在特殊条件下外出购置生活必需品，几乎所有饭店、酒吧、微型企业被迫停止营业，已经并将继续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以及巨大的经济焦虑。3月10日，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迎来了十年来最严重的暴跌，3月16日纽约证交所道琼斯暴跌9.7%，标普也下跌了8%。世界贸易组织在4月9日警告全球贸易的停滞可能导致新的大萧条，国际人道主义倡导组织乐施会也警告说，如果政府采取的紧急行动无法缓解人们的困境，全球疫情可能导致全球5亿人陷入贫困。

各国政府开始尽其所能，在雇主无力支付工资时保护雇员的收入以及自营职业者的收入，但实施的措施往往难以保护大量非正式工人和移徙工人。于是，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概念或类似举措又逐渐出现在各国政府挽救经济的举措中。澳大利亚于3月12日通过一项法案，向大约600万人发放750澳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助。3月25日，美国失业人数突破330万最高纪录，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超过10万，疫情扩散至全美50个州，鉴于这一情况，3月2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对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个人一次性直接发放1200美金的直接补助，对家庭年收入低于15万美金的夫妇发放2400美金补助，每个孩子额外获得500美金。西班牙在3月14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以遏制疫情传播，并宣布将对私人医疗卫生服务进行国有化控制以应对疫情。在英国，继向无法领取薪酬的雇员支付80%薪资（每月最高2500镑）之后，一个跨党派联盟（工党、苏格兰国民党、自由民主党、民主联盟党）正在发起全民基本收入的请愿活动，已收集超过197万人签名，议员罗尼·柯万（Ronnie Cowan）公开敦促英国政府考虑全民基本收入这一解决方案。全球还有超过500名学者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在此危机时刻超越传统的福利政策，以确保其辖区内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购买生存的必需品。4月5日，西班牙经济事务大臣纳迪亚·卡尔维尼奥发表声明，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引入一项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措施，于三个月后实施，按家庭的经济状况提供经济救援；西班牙社会保障部长何塞·埃斯科利瓦称该措施将为弱势群体打造永久性的安全网络，会有多于100万家庭受益，将为收入低于200欧元的个人或低于450欧元的家庭每月提供500欧元的现金补助，直到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正式推行为止。西班牙共产党员、消费者事务部部长阿尔贝托·加尔松提议欧洲共同参与，希望欧盟及相关组织可以提供足够的非借贷的资金，而根据Airef（独立的财政责任授权机构）的计算，若要涵盖180万民众（收入低于263欧元的个人或497欧元的家庭），那么政策的成本大概在每年55亿欧元左右。目前，所需资金的筹措依旧在讨论和制定中，鉴于西班牙目前的债务水平超过了GDP的90%（西班牙经济智囊团Funcas预计冠状病毒危机可能还将增加1000亿欧元的债务），部分经济学家对此表示忧虑，希望能保障非正规经济的税收（估计20%的国内GDP未在税务部门登记）、削减其他形式的财政援助以满足基本收入措施所需资金。

4月12日，梵蒂冈的教宗方济各也致函劳工运动团体，呼吁人人得到全民基本收入，称“流动摊贩、旧物回收工、展会工作者、小农民、建筑工、以及各种护理工作的从业者”都是“地下经济的劳工”，“在这一时刻考虑全民基本收入，以承认劳工高尚又不可取代的任务并获得尊严。”

那么，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什么？根据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这一组织给出的定义，基本收入是一种无条件地提供给所有个体的定期现金支付，无需附加经济情况调查或职业要求。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至少要满足四个特点：全民普遍的、无条件的、定期的现金支付、直接发放给个人（而非家庭）。根据这一定义，尽管挂上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标签，但当前各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援助举措要么是针对处于经济弱势的特定群体的（有条件的）非全民基本收入，要么是一次性的家庭现金补助，在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全民基本收入。

《公民基本收入》一书的作者马尔科姆·托里（Malcolm Torry）就认为，目前许多国家采取的现金补助并不符合“全民基本收入”的机制，而更像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CCT），所以使用基于无条件、普遍性原则的“全民基本收入”一词来形容这些举措是成问题的。托里承认并欢迎各国政府对现有福利制度的调整，但是任何非全民基本收入的举措都不会显示出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所具有的优势。在这场危机中，用“基本收入”这个词来形容非基本收入的新福利或经过改革的福利制度，是具有误导性的，而且它使得对全民基本收入理性辩论更加困难。

在当前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中，各国对全民基本收入颇感兴趣的原因是，真正的基本收入将提供有保障的国民收入，减轻民众的经济焦虑，向经济注入需求以避免或缓和经济衰退，并有助于创造国家渡过这场危机所需的社会凝聚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基本收入地球网络组织的联合创始人盖伊·斯坦丁在今年出版的新著《与八巨人战斗：如今的基本收入》（Battling Eight Giants）中详述了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紧迫性和可能性。斯坦丁认为，目前的西方主要经济体中，私人和公司都面临着极高的债务风险，工人阶层在经济上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众多经济部门都高度依赖完整的全球供应链，这些因素造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脆弱性；而当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流行病与全球经济危机相结合，在隔离中大量劳动力被迫暂时性失业，大量普通公民面临着危险的财务状况，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各种因素导致的社会分裂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崩溃。通过与英国工党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纳的合作与长期的研究，斯坦丁将希望寄予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认为这一举措能够解决许多政府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窘境。

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案例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许多类似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案例，其中一些例子来自富裕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芬兰，另外一些例子来自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纳米比亚、肯尼亚等。从理论上说，许多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或试验都不能真正检验这一想法，因为试点或试验通常只关注一个群体或样本的人，而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是给予所有公民的。但在描述和评估一些基本收入实验时，一些发现确实表明了其对受益人、家庭和社区的积极影响。

在经济发达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红利基金（Permanent Dividend Fund，PDF）。阿拉斯加存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根据五年期间的石油收入，州政府每年利用化石燃料开采收入的四分之一为居民支付一定的费用。例如，2015年除了囚犯和被判重罪者，每个居民都获得了2072美元的红利，而根据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的调查参数，阿拉斯加是美国所有州里不平等率最低的，每个公民都能分享集体创造的财富。尽管是否可以将其称为全民基本收入依然存在争论，但这无疑是通过分享自然资源财富/公共资源以造福社会所有公民的案例，表明了在较富裕国家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是可行的、可负担的。有趣的是阿拉斯加的这一计划是由保守的共和党政府于1976年提出的，政策制定者、共和党州长杰伊·哈蒙德认为这一分红计划与社会主义思想毫无关联，阿拉斯加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属于阿拉斯加州公民，而不是像社会主义那样属于阿拉斯加州，因此阿拉斯加人有直接使用这笔财富的权利。对阿拉斯加州的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这一基本收入对阿拉斯加的就业率没有负面影响——而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它会降低人们参与工作的积极性。

在印度的中央邦（Madhya Pradesh）农村地区进行的基本收入试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试验之一，来自九个村庄的六千多人从这一试验中受益。2009-2010年，儿童基金会在一个名为自营职业妇女协会(SEWA)的地方组织的资助和支持下，评估了无条件转移支付或基本收入对约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组成的社区的影响。这是第一次在印度试行无条件和普遍的基本收入。在18个月内，受益人将收到一笔可以随意支配的现金，通过三轮统计调查和案例研究，对人们接受补助金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申请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将这一期间的所有变化与未接受补助金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其中包含有两个试点项目。第一个项目被称为“中央邦无条件转移”(MPUCT) ，涉及八个村庄，每个人每月都能得到补助。另外十二个村庄被用作控制村。第二个试点被称为部落村无条件现金转移（TVUCT)，向一个部落村庄的每个人提供补助金，并与另一个部落村庄进行比较。在选定的村庄，每个公民（男性、女性、儿童）每个月都得到一定数量的无条件现金，提供的金额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分之一（儿童得到的现金减半），略高于当地的贫困线。这些试验旨在确定基本收入对个人和家庭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最大的变化是儿童的健康和营养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改善，得到补贴的成人还清或减轻了债务，增加了就业率并有意愿支付更好的医疗服务，但是当地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入学率并没有显著的提高。

另外，班纳吉等人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收入试验（纳米比亚、肯尼亚、印度）进行研究后认为，许多人担心的负面影响证据并不充分。对于领钱的人更容易消费香烟、酒精等"诱惑品 "的质疑，相关研究发现，虽然有药物滥用的受助者情况并没有改观，但领取基本收入的人平均减少了0.18个标准差的诱惑品支出。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了多种多样的积极影响，虽然考虑到受试者个体差异，在不同的试验中获得的效果有较大的波动，但群体的平均效应可以说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在受试者的收入、储蓄、债务、饮食多样性、入学率、考试分数、认知发展、医疗卫生设施的使用、劳动力参与、童工、家庭暴力、妇女赋权、婚姻、生育率和避孕药具的使用等各方面都有改善。

全民基本收入的积极意义

在更广泛的语境中，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还论证了一系列这一构想的积极效果。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伦理。哲学家安德烈·高兹认为，工作已经被简单地等同为用劳动换工资，工人被简化为打工赚钱的人，然而真正的工作并非仅限于有偿雇佣关系，不能用货币计算的情感劳动、家务劳动、志愿者劳动、社工等也应该被视为工作。而且如今存在着大量的无社会价值、充满挫败感的低收入工作，也就是大卫·格雷伯所说的“狗屁工作”，许多服务部门雇佣大量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塑造一种工作意识形态，只肯定那些有工作的人，认为有工作的人比没有工资的人更有价值，并且变相地强制劳动者主动加班、不断侵蚀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通过实行全民基本收入，不仅能够补偿社会所必需的志愿性、社区性、关怀护理劳动等与市场无关的劳动（情感、艺术），还可以创造更广泛的平等和包容，不能再以是否有带薪工作来评判人的价值，有助于建立更加全面平等的社会分配。

其次，实行普遍的基本收入可以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有助于改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并为社会上的人们所经历的失业问题提供更持续的解决方案。在进行过基本收入试点的芬兰，当地工会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损害集体谈判的力量，也担心全民基本收入有可能导致右派取消最低工资标准，而缺乏原则的雇主在知道劳动者有基本收入的前提下也有可能继续使用剥削的雇佣模式。不过，根据斯坦丁的研究数据，这一忧虑可能是多余的。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改善当前工人对失业或被迫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担忧。社会中的失业有助于资方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由于人们意识到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失业者，这种意识更容易促使工人接受报酬较低的工作。工人有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保障，能够应付最低的生活费用，将更愿意为争取就业权利和更高的工资而斗争，并能够研究市场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用担心失去他们自己或家庭所需的经济支持。其次，保障普遍的基本收入也可以创造更多的集体协商权力，从而可以更多地鼓励工人支持工会或工人权利合作社。

第三，许多学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减少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有效举措。斯坦丁就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减少贫困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它可以克服“贫困陷阱”和“不稳定陷阱”。“贫困陷阱”指的是在找到工作后失去国家福利，收入并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不稳定陷阱”指的是在领取福利的资格审核期间人们更可能放弃寻找短期或临时工作的状况。由于现代福利制度的复杂性和官僚系统，有条件领取福利的人也必须等待福利金的发放。根据斯坦丁的统计，2018年英国推出的全民信贷计划就延迟了六周，由于担心失去福利待遇，大量福利金领取者不愿申请本可以申请的临时、短期、低收入的工作。如果有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人们会更愿意尝试新的职业和寻找新工作。托里则根据印度在2010-2013年的一项大规模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得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预期价值远大于货币价值的结论。以往的消除贫困的政策均以贫穷人口作为目标，其优势在于可以把资源转移到边际价值最高的人身上，但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资源转移的效果并未考虑在社区产生的效果，即接受补助的贫穷人口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改变其社区状况。采用目标定位而非全民补助，也可能会削弱基本收入计划的政治可行性，如果一个项目的受益者只是弱势群体，他们更难对项目的未来发展施加影响。而且在某些地区，确定目标资格的行政成本相当高，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划分也是成问题的。

第四，正如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在提倡全民基本收入时所指出的，随着各领域自动化的发展，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抵消技术性失业的影响，帮助低技术工种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等。技术性失业指的是技术变革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丧失，这已经对世界各地大量人口的工作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安迪·斯特恩在著作《提高待遇：全民基本收入如何重振经济》一书中列举了许多技术性失业的案例：从汽车工厂生产线到农场挤奶机器，从癌症检测仪到智能家电维修机器人，从机器人警卫到机器人酒保……尽管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新技术提高了经济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廉价商品的供应从而刺激购买力，扩大了市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用新技术取代人力以缩减成本的时代，拥有特殊技能和高等教育的工作者更有可能创造和获得价值，而只能提供普通技术或无技术门槛的劳动的工人将逐渐让位于机器。

最后，在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中，全民基本收入同样能解决许多现有的问题，如削减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简化福利系统，裁撤相关部门的冗员，实现小政府的构想，这也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呼吁的。坚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查尔斯·默里也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作福利国家最有效的替代方案。这也导致了一些左派人士的忧虑，他们担心右派政府可能会借此取消或大幅缩减福利，从而抵消了全民基本收入为劳动者带来的利益。另外，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在较贫穷国家完全可以替代现有福利系统，因为全民普遍的特点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不需要反复收集、核对数据，同时还可以改善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大大减少福利发放过程中的腐败和其他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对全民基本收入的顾虑

鉴于基本收入的明显优势，为什么政府不实施临时或永久的基本收入计划？ 这可能有几个主要的现实原因，有些是基于确凿的事实和有价值的证据，有些是基于虚构或偏见。

首先，最常见的怀疑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成本和承受能力。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就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国家财政无法负担的，如果要将基本收入设定在保证体面生活的水平，即使是富裕国家也会产生攀升的赤字。大多数支持者认为可以通过提高所得税、实施财富税、关闭避税天堂或者使用生态税的红利来筹措资金。但反对者已经证明了提高征税的副作用：一方面会导致富人的资产流向海外或增加对海外的投资比例从而影响当地经济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法国的黄背心燃油税抗议也使生态税充满争议。

其次，许多保守派人士普遍认为，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将使公民过度依赖国家福利，因懒惰、试图不劳而获而更不愿意就业。这种论点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对美国下层阶级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对福利的依赖是确实存在的，如查尔斯·默里认为，下层阶级糟糕的生活状况是不完善的福利政策的副产品，常常会产生所谓的“福利陷阱”：为了赚取福利，低收入人群或失业人群可能会拒绝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免费获得的福利成为了阻碍人们寻找工作的障碍而非激励。但一个重大问题是，在这些案例中，政府并非支付全民基本收入，而是基于经济情况调查的福利。是否可以将这种有针对性的“低收入者的基本收入”产生的副作用等同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副作用？根据班纳吉的研究，扩大基本收入的覆盖面，研究对特定社会全体公民的影响对于理解全民基本收入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从现金转移支付对各收入阶层的平均影响、个体与社区在接受基本收入后的交互效应、一般均衡效应等方面观察其效果，但目前的所有试点和实验都没有很大的覆盖面，因此具体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再次，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解放妇女还是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依旧是充满争议的。全民基本收入在承认妇女的家务劳动的价值这一方面是有意义的，因为妇女长期被迫无偿地从事这些劳动，获得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补偿妇女的家务劳动，保证其独立性和财务自由。然而，全民基本收入也可能成为强化性别角色的“封口费”。换句话说，全民基本收入并没有考虑到私人和公共领域现存的性别不平等，可能会加强性别化的无报酬劳动分工，导致那些有家庭护理责任的妇女进一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虽然基本收入使个人能够在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之间作出选择，但在当今社会从事无保障和较低工资工作的大多数是妇女，因此，从劳动力市场退出将加深对妇女不利的性别偏见。

还有一个主要的顾虑来自技术性的层面。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机制使政府能够向每个合法居民支付无条件的收入。需要的是一个包含每个人姓名、联系方式、出生日期和银行账户详细信息的数据库。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许多国家将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但在目前的疫情危机中，数字及在线支付系统可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通常更容易利用现有的机制: 即通过扩大现有的经济情况调查和缴费福利制度; 通过利用现有缴税记录，可以向雇员补贴工资（如英国）; 根据提交的年度账户向自营职业者提供补助等。总之，强韧的数字支付基础设施是关键，许多地区的人均转账成本正在随着数字设施的建立和完善而迅速下降，这也是印度所推行的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核心。

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左翼的反对意见。很多人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不是解决劳工问题的万能药，更重要的是关注工人工作条件、解决劳动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英国议员克鲁达斯认为，左派还没有解决如何让劳动者发声、让劳工获得尊重的问题，不能因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现金补贴就放弃政治斗争。尽管硅谷技术行业的许多CEO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芬兰参与型经济智库的创立者安蒂·乔赫南指出，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有可能利用全民基本收入将责任推给政府，从而无需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优步（Uber）。在英国，优步公司将员工视为“个体经营者”，并未向员工提供社会保障、休假权以及各种福利，直到2017年10月英国的优步司机提起诉讼并获胜，这才获得了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的权利。

针对当前疫情引发的仇外心理，个别学者也对基本全民收入的社会效果产生了怀疑。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就提出，为了保证公民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可持续性，再分配体系通常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人民”而非外来的“陌生人”，因而需要创造一个高度限制性的边境制度来吸引公众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譬如，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暗中加强移民立法，以防备潜在的福利移民；另外，如果认为外来工人不属于“全民”的范畴，迁徙工人更有可能成为新的贫困阶层。尽管全民基本收入旨在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的经济保障，但鉴于目前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反移民倾向，这一举措也可能加剧对移民的污名化，导致社会情绪的恶化和不同群体的冲突。